九十岁的谢老师独自走在万寿路上。他不去找谁，也没什么事情一定要走这条路，走走而已。

这几年来他常常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上街。走到街口，想起哪条路多日没走了就走进去，走到自己累了或者路已尽头才折回家。老伴过世后的这几年里他养成了独自行走的习惯。这，他不自觉而女儿察觉到的了。

三十年前从偏远宁化深山的“劳改营”被宣布“无罪、平反”，坐了十二年的牢回来后，他变成了沉默寡言的人。从闽南奔赴重庆大后方去参加“抗日救亡”，曾经怎样的一个真诚少年！在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从事“音乐抗战”，曾经怎样的一个热血青年！

九十岁的谢老师一头银发，六十岁时从监狱里带回来的一头银发。这一头银发在大街的人流之中很显眼，他一头银发而轻盈健步，在人群中更显眼。今天，下着雨又这么冷，街上少有行人。而且这万寿路不在闹市，除了路边雨棚下的小摊贩和骑电动车送货的小伙计，一条路被雨水洗得干净又安静。黑色的雨伞低低的，看不见他的一头银发。

手机铃声响了。

“哪位？……哪位？”谢老师耳朵重，他听不清来电话者的名字，“你大声点好吗？”

“我是您的学生！六十年前您在彰化教书时的学生！我从台湾给您打电话！”

谢老师听清了，他急忙靠在人行道的墙边。他激动得忘记雨伞顶着墙而雨水正滴在银发上。那一头的台湾学生高声呼唤他：“谢老师，上个月您来台湾，学生们为您纪念别离六十年聚会，我在美国，不知道。回来了，赶紧给您打电话！”

六十年了，从1949年到2009年整整六十年过去了。老师九十岁了，学生也近八十了，彼此怎样度过的一个甲子、五个“牛年”？！

1947年，还在春节期间，他们一对年轻的音乐教师夫妇抱着婴儿渡过海峡登上“光复”了两年多的台湾岛，在彰化教授音乐课。二十五、六岁，老师风华正茂的年纪。十五、六岁，学生豆蔻年华的时日。但是来台湾才一个月，农历二月初八“二。二八事件”爆发了，台湾岛上腥风血雨，他们仓惶逃回了大陆。平定之后他们才又回去上课。从教两年后，1949年春节前他们回厦门过年。

从此，一海波涛，两岸断绝！

从此，说不清的“台湾之行”，辩不白的“特务工作”。

……

六十年了，除去坐牢的十二年（万幸时遇1979年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提前释放，否则是“历史、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除去出狱后“发挥余热”的将近三十年，从1949年到1966年这对音乐教师的“光和热”只燃烧了十七年！

再一次去台湾，老伴仙去，人已九旬。再见了那些学生，也都是已经七、八十岁了的老人。甲子一轮转，人间六十年。白发抵着白发，老泪涟着老泪！

那位不能见面的老学生在海峡那头说出自己的姓名，这位见不到她的老师在雨中的路边已想不起她的模样。

“老师，我还记得六十年前您教我们唱的歌！”

在雨中，谢老师听见海峡那边这句叫他心喜又心痛的话。

“一首是闽南话的，还一首是《西风的话》！”

谢老师哽咽着说不出话，海峡那一边更大声地问他：“谢老师，《西风的话》您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

“老师，六十年了，这首歌我一字不漏都记得。我这就唱给您听，好吗？”

“好的，我听！我在听！”黑色的布伞遮盖着一头银发，一头银发紧贴着黑色的手机。

一个苍老的女声在唱着一首六十年前的儿歌：

“去年我回来，

你们刚穿新棉袍。

今年我来看你们，

你们变得胖又高。

你们可记得，

池里荷花变莲蓬？

花少不愁没颜色，

我把树叶都染红。”

海峡那边的“老学生”忘情地对着海峡这边不能见面的“老老师”唱着《西风的话》，像当年学唱的那样反复三遍，反复三次深情地“呜--------”着哼唱尾声。

……

这首《西风的话》是早年间廖辅叔寥寥数言写词、黄自谱曲的质朴无华的儿歌。六十多年前他留给了那群台湾孩子。今天，有一位他忘记了名字，也忘记了模样的学生让这在雨中孤独行走的九十岁老人想起了他的青年时代，想起了《西风的话》。

谢老师外套淋湿了，白发淋湿了，双眼泪湿了。

在雨中，在万寿路的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