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魇》是张爱玲丰厚作品系列中唯一 的学术著作，意在评点和考证《红楼梦》。红学大家周汝晶为此专作《定是红楼梦里人》一书，从学术层面对该书进行过再评点 和详解。但笔者认为《红楼梦魇》的价值并才在其学术范畴。目前，我国大陆的研究注意力聚焦于张爱玲的文学作品，疏淡于她为之倾注了10年功力和心血的著作，这也可算 是它的价值真的不在学术范畴的佐证。《〈红 楼梦魇〉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中是 张爱玲其实再现自己与《红楼梦》情缘的写 实之作，它为我们解构张爱玲与《 红楼梦》渊源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
一、诉情文本情感归宿的同向度
真正的学术研究当是心境清雅醇正其间全无杂念，既不受世局与外缘的影响，也不被内心情态所支配，即所谓惟偏蔽之务去，真理 之是从的审慎，但张爱玲并非如此。她移居 美国后，沉潜10年于《红楼梦》文本及版本繁琐考据，自设疑点，多版本比较，校勘辨伪，大胆假设加小心求证，以“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的辞简义丰用字完成了她的“张看”。 关于书名她在《自序》里写道：“我寄了些考 据《 红 楼梦 》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 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 (红楼梦魇），有时候隔 些时就在信上问起‘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么样了？’我觉得这题目非常好，而且也确是这情形种疯狂。”在1967年秋天丈夫赖雅去世前，她已经着手于《红楼梦》的考证，1972年，台湾幼狮文艺研究社出版的“幼狮月刊 学术丛书”《 红楼梦研究集》第30卷40期上发表了她的最早成果“红楼梦末完”，接下来 几年，各专论陆续问世。这些论作均各有所得，各臻其妙，直至结集而成《红楼梦魇》。张爱玲是将经年痴红的“疯狂”情愫，转嫁到“学术研究”的特殊形式中。如果说曹雪芹将《红楼梦》原创作为直接诉情文本，那么张爱玲则是将《红楼梦》考证作为间接 诉情文本。
张爱玲的学术研究具有明显的“作家之学术”特征，她以作家的气质与才情感受作家与作品，在抉幽探微之中获得“诗眼文心，莫逆暗契”的艺术感应 。在任职加州柏克莱大学 的中国研究中心的1969年之前，张爱玲曾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柏克莱的加大图书馆借书，她看到“脂本红楼梦”，对近人的考据，《自序》中披露“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她考证的着迷入神、紧迫焦渴，二是她能找到考核和例证资料相当有限。第二个问题事关学术真伪深浅，她解决的办法是“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 读红楼梦”，用这样最单纯的方法直奔第一手材料，反倒使她有“采铜于山”的意外清新收 获。张爱玲对《红楼梦》文本的熟悉，达到 了“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 自会蹦出来”的境界。《自序》是我们解构 张爱玲与《红楼梦》的渊源的重要视角，对这3000字启篇语的释证，正是陈寅恪先生的“以诗证史”的文学研究的另一面——以史证诗。我们在通解《自序》的研究基础上，得其写作的真相，这与旨在学术范畴考察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魇》写作，两者之于张爱玲的意味非比寻常。《红楼梦》是她凡俗世界之外的别样境界，一个令她“确实 什么都不管”的“真喜欢”的境界，“偶遇拂逆，事无大小 ，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自序》里所写到的“详”，《红楼梦》是她暂时摆脱世俗烦扰，享受精神安宁愉悦的生活内容和方式。她在《自序》里说的“在已经‘去曰苦多’的时候，十年的功夫就这样掼了下去，不能不说是豪举”，既有完成某个壮举的富足和自家，更有了却某桩宿愿的超脱和快慰 。”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她用这两句诗为《自序》作结，再恰当不过了。
张爱玲家学深厚，自幼酷爱文学，对《红楼梦》痴迷有加。据说她12岁时读《红楼梦》，读到80 回以后，只觉得“天日无光，百般无味”，可见她对此书的艺术感觉之了 得。她在《存稿》一文中追忆自己14岁那年，写了纯粹鸳鸯派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还像模像样地拟订共计五个回目。在《红楼梦魇》第一部分 “红楼梦未完”的开篇，张爱玲写道“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不记 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从她“下意识”将《红楼梦》作 为生命最强烈情感的归宿，到“有意识”地为之沉潜十年理性考证，可以说《红楼梦》这部作品里的艺术元素与张爱铃的生命元素融结为一体了。对《红楼梦》的研究，考据的名义下的是她对《红楼梦》的诗艺渊源、 审美情趣、风格意蕴等“诗眼文心”的入迷，甚至影响到她自己作品的叙事风格。张爱玲 创作中的爱情婚姻题材选择，饮食男女琐事铺陈和心理描写、形象塑造和语言风格等文本构成因素，都可以确证她和它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所以，周汝昌先生盛赞《红楼 梦魇》，也用了一句性情中语“只有张爱玲，才堪称雪芹知己 。”
二、末世情怀：文人品格的共同构型
“纵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 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变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杂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多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陈寅恪先生关于“士大夫阶级”与时代社 会的关系的论述，照应了曹雪芹和张爱玲共同精神气质的种种现象。
曹雪芹对颓败了的贵族世家感情复杂，“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 中味”共享《红楼梦》的情感空间，同情、无奈的末世喟叹与悲愤、质疑的否定批判共存于文本中。曹雪芹没落贵族的宿命思才股和深刻的悲观主义，诉之于这部家族变史和情爱史中。甚至有学者认为曹雪芹“对没落贵的哀叹和惋惜要大于其对没落贵族的批判和讽刺”。张爱玲于20世纪40年代横空出世，以女性命运的多种形 态和生命的欲望为创作视觉，对女性时代人生的境况进行深度自省和 反思。研究者习惯把张爱玲的《金锁记》与《红楼梦》放在一起审视，并对前者给予过 极高的赞誉“我们的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张爱玲感性与理性经验里所获得的末世之感，是她和《红楼梦》及其作者形成精神气质契合的渊源。她的末世之感主要是从这两种经验中离析出来的。一是早期经验里的失购感与没落感。根据弗洛伊德还原式的解梦法追根溯源的童年创伤是梦的隐义，对她产 生重要影响的是早期经验里充满失败没落感，即便是1952年避居香港后的多种经历，也与她的早期经验构成连带关 。1937 年17 岁那次逃离父亲家是她第一次迎受生命冷酷 真相，1939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将英格兰 求学之梦改到了香港，是她对命运的委曲求全；1942年从沦陷的香港退回到出生地，是 她人生至此最无选择的选择。
1940年《西风》杂志刊出她的应征作品《天 才梦》，其中很出名的一段话是：“……可是 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噬咬的小烦恼，生命只 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这样的句 子，出自一位19岁少女的笔下，不能不说她 性格里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敏感、忧郁、成 熟、世故，过早涉入 悲凉的世事已给她的心灵铺上了灰暗、苍凉的底色。二是对曰渐式微的社会的危机感和忧患感。经过“五四”的 扫荡，旧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已经沉沦，新的生活轨道并未完全形成，这是一介新旧之际的“末世”和乱世。加上世界范围内的战争 危机，普通人的生存已面临严重威胁。张爱玲曾在《五四遗事》一文中说“像五四这样 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香港和上海是张爱玲生活和书写的两个重要场景。作为新旧社会转形期的都市，这里是自由经济与传统文化共同产生作用的地方，交织着现代化的喧嚣和传统的没落多种元素。她曾在《传奇再版序》中表 述过自己的困扰和恐谎：“ 如果我常用的字 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 威胁。”张爱玲以这样“末世”创作心理，审视文化败落时期的人生状态和情感心理，表现人性在危机时代的扭曲变态。
家族盛衰之变是作家复杂情愫的重要源泉。和曹雪芹相同的是，张爱玲也有着显赫的家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任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祖辈的显赫遮盖不了父辈的衰落。她对 自己的贵族渊源是刻骨眷念的，“我没赶上看 见他们，所以我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这是《对照记——看老照相簿》里的一段话，这部书是张爱玲去世前的两年将自己的很多老 照片配以文字，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书里共 收照片54幅，大多是她的个照以及与家人朋友的合照，除此之外，最多的就是她祖父母的照片。张爱玲在书中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和比例的篇幅。”到生 命的最后，张爱玲都坚守信念祖辈的贵族尊 贵感与荣耀感是自己一生最“需要”的精神支柱。
有学者评价说，“张爱玲是晚清的中国士大 夫文化走向式微与没落之后的最后一个传人……同时又生存于贵族文化的没落时期而携上了浓重的末世情调……”张爱玲的经典人物 如曹七巧（《金锁记》）、白流苏（《倾城 之恋》）、顾曼桢（《半生缘》）等，她们 对家世奢华迷离生活的怀旧眷，泄露了作家没落贵族的常见宿命论心理。和曹雪芹一样 ，张爱玲终其一生也没有完成对颠覆了的时 代超越。
三、悲意蕴：时代人生的共同观照
《红楼梦》持久地震撼历代读者心灵的文本魅力，还是在于它的悲剧意蕴，它 是“悲剧 中之悲剧”，其人物无不与痛苦相始相终。曹雪芹将美好被毁灭过程进行一咏三叹的描述，全然没有给读者任何传统阅读上的情感 抚慰和满足，读者在怜惜、诧异、激愤的复杂情感中，完成对这曲悲剧的审美体验，深深体味作家的末世悲哀，“同时人们 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张爱玲与生俱来的贵族文化，因时代的没落而渲染了末世情调，但她的末世情怀不止于个人 命运，而是“许多人的命运”是“更广大的”伤世情怀。她创作里的种种病态人性世界，也是时代整体意义上的悲剧世界。有人说张爱玲“破坏佳话，所以写很好小说”，灰暗的人物色彩，扭曲变态的人性，堕落沉沦的文明，“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被破坏的佳话，无不是她悲观人生和悲剧意识的书写。
夏志清认为张爱玲是一个深刻描写“颓废中 的文化”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对满是疮痍的人生竟然能继续下去，张爱玲在小说《倾城之恋》给出的解释是：“人是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个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下去，人觉得是被抛弃了。”在被抛弃的生存危机 里，人唯一的念头是惟有活下去才是真实的。张爱玲深受《红楼梦》悲剧意蕴的影响，1943年至1945年她出版的小说集《传 奇》和散文集《流言》最能代表她的创作意识和创作风格，也是她与《红楼梦》之间渊源关系的确证。不可逃离的困境，无可奈何的式微，无能为力的挣扎，是贯穿于张爱玲作品的深沉悲叹。优秀的作家总是和他的人物合二为一，难分彼此，同曹雪芹类似，张爱玲将生命感受键入到了她的人物命运之中，她在《传奇再版序》里表述自己生存受 到的严重威胁的体验：“个人即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 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张爱玲用时代的故 事，印证了曹雪芹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 干净”的悲剧归宿的永恒意味。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绝大多数作家以自觉的意识和积极入 世精神，呼唤新生活或抨击旧世界，而张爱 玲却专注于乱世中俗人俗事，将世俗的丑陋毁给人看；读者在这一幕幕人间悲剧中观照各自人生，这个“审丑”的过程和阅读《红楼 梦》的“审美”过程是异质同构的。
按照大部分红学家的基本共识，曹雪芹是自觉触及到了悲剧的本原，张爱玲的《红楼梦 魇》中也有专论主张《红楼梦》“是创作不 是自传”。张爱玲对人性与时代的彻底否定，是从她对人世的敌意和对人与事的否定情绪 中离析出来的，因此，她的创作总是弥漫着苍凉的情调。面对生活，她的人物永远都是被动的参与者，平庸、消极、不思进取、听 天由命，构成了天底下碌碌无为的平民生活。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剖析了自己的文学观与人生观，其中，既有她对“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的深刻认识，也有她对“时代却在影子似 的沉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的悲凉观 感。早年的失落于家庭 ，又与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与时代一起失落于历史，这些都使 她复杂的心灵更为沉重。“对笼罩着这个家 的‘昏睡’、‘沉下去’以及‘懒洋洋灰扑扑’的气氛的真切感受，是张爱玲捕捉的最重要的信息。”
张爱玲的叙事策略也无不深受《红楼梦》末世奢华铺陈的影响。精致的摆设、华丽的服装、讲究的起居、高雅的欣赏，张爱玲在这 些生活细节上流连忘返，将它们与爱情、婚 姻家庭金钱的叙事扣在起来，字里行间满是 对奢华的叹息。“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 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孟，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 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附着指头大的琉璃珠和尺来 长的桃红穗子”，《金锁记》里对这些陈设不 厌其烦的把玩，背后是她对颠覆了的时代的 忧和怨，贵族家世到张爱玲的经验世界里，就只剩下了这些奢华形式 的无限遐想了。
陈寅恪先生说：“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 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显荣，身泰名 遂。”曹雪芹和张爱玲都有末世的“苦痛”，综观他们的作品，张爱玲对时代现实毫无现实，比曹雪芹来得更绝望、冷漠。
虽然张爱玲在《忆胡适之》文一中，表示“像（对）一切的潮流一样，我永远在外面的”，但她无法超脱“文本的历史性”，在文史互通规律作用下，她的作品共同构成了她的文化 背景，包括这部学术专论。张爱玲将《红楼 梦》读得通透，读得物我莫辨，它既是她没 落贵族精神气质的母体和根系，又是她悲剧 意识的消解和终极皈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