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选择以基因无情的自利倾向为始，
经由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主义策略，
精心编织了一张包含了喜爱、责任和信任的无限扩张的网。
我们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无私的，有时候，我们的确是这样。但是，和具有社会性的昆虫比起来，我们就像猪一样自私。
这个基因在适合的情境当中会发展得很不错。因为拥有这种基因的地松鼠附近可能会有自己的亲戚，他们会因这个警报而获救，而这些亲戚当中有的可能就携带着这种基因。比如说，可以假设有1/2的兄弟和姐妹带有这种基因（除非他们是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但即使如此，这个比例仍然是1/4，依然是一个有价值的数目）。如果这个警报拯救了其他所有本来会被吃掉的兄弟姐妹，而这些兄弟姐妹当中又有一半带有这种发出警报的基因，那么即使那个带有这个基因的哨兵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这种基因本身也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这种超凡的无私基因在岁月的长河中将比那种极端自私的基因得到更好的传递。极端自私的基因会指挥它的携带者迅速逃离到安全的地方，而它的兄弟姐妹们——其中平均有一半携带着和它相同的基因——就会死掉。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那种只是拯救1/4的兄弟姐妹，而让哨兵有1/4的概率牺牲的基因。这样，在物种发展的长河当中，每失去一个这种基因的携带者，就会确保了两个这种基因携带者的安全。
对于使得昆虫不育的基因而言，只要这样的昆虫会穷其一生协助可以生育的亲属（这些亲属就是所谓的“隐性基因”的携带者）存活和繁殖，那么这个逻辑也是适用的。这个逻辑还适用于这样一个基因：它使人类在早期就意识到谁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并从此和他们分享食物，给他们指导，维护他们等等……换言之，基因可以导向同情、共享、怜悯——那便是爱。
英雄主义基因只有在“相对少的人口当中，在能确定大部分儿童都和那个愿冒生命危险的人是一定程度上的近亲”的情况下才能得以散播。换言之，无差别英雄主义反映着人们在居住区域内的平均亲缘度，如果这个平均数足够高，无差别英雄主义就能够得到进化。
如果有机会的话，自然选择是会通过减少不确定性以提高概率的。任何将利他主义对象的精确性提高的基因都将得以兴旺。
任何将利他主义对象的精确性提高的基因都将得以兴旺。一个引导黑猩猩分两块肉给自己一位手足的基因，最终将会胜过那种引导黑猩猩把两块肉分给自己的手足和另一只不相关的黑猩猩的基因。因此，除非对同族的辨认很困难，否则进化就会演变出一种强大而精确定位的亲缘仁慈，而不是一种弱而分散定位的亲缘关系。
我们会对需要帮助的兄弟姐妹感同身受，如果给予了他们帮助就会有成就感，而如果没有的话则会自责，这种情形对于处在何种文化当中的任何一个有兄弟姐妹的人都并不陌生。任何经历过兄弟姐妹去世的人都了解那种悲痛。这些人知道什么是爱，而他们应该感谢亲缘选择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爱。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只有她们可以确定自己的后代是谁。但是男性可以确定自己的兄弟姐妹们是谁，所以通过亲缘选择，爱悄悄地进入了他们的灵魂。
工蜂和美味的肉牛完全适用于同样的原理：有一些基因，通过阻碍它们在一些分支的传递，同时使另外一些分支的传递更顺利，最终实现更多的遗传传递。
如果自然选择真的能在意些什么——就用这样打个比方的话，它在意的不会是我们，而是我们的生殖细胞，也就是我们的卵子和精子。当然，自然选择机制“希望”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行动。但是，只要我们顺从了，它就不会关心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高兴还是悲伤，有没有受伤，甚至我们死了没有。自然选择从根本上“想要”的只是保持我们基因当中的信息状态良好，为此目的，它会同意让我们受任何的痛苦。
这是繁殖的奇异方式造成的，因为这些物种的r高到了不寻常的水平。蚂蚁姐妹在代际传递当中有3/4的相同基因，而不是仅有常说的1/2。所以，从自然选择的角度来说，利他主义具有非一般的重要性是合理的。
当r甚至高于3/4时，从进化角度进行的对于利他主义和社会稳定性的争议就更激烈了。例如，细胞黏菌是以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方式生存的，这就引发了人们关于应当从细胞群落的角度还是单个有机体的角度来观察它们的理性讨论。因为黏菌的细胞是无性繁殖的，它们的r等于1，它们都是全等双生胎。那么，从基因的角度来说，一个黏菌和它附近的黏菌的命运是不需要有差别的。这样的话，许多黏菌细胞并没有进行繁殖，而去为其他健壮的同伴遮风挡雨这件事就没什么值得稀奇的了。在进化的意义上，它们邻居的安全健康就如同它们自己安全健康一样。这就是利他主义。
人体内几乎所有的细胞都是不进行繁殖的。只有“蜂后”一般的存在——性细胞，才有机会复制自己并进行繁衍。那千千万万不进行繁殖的细胞对这样的安排好像都是满意的，这无疑是因为，事实上，在它们和性细胞之间的r值是等于1的。不繁殖的那些细胞的基因通过精子和卵子，确定无误地传递到后代那里，就像是它们自己的细胞载体在进行这项传递一样。再次重申：当r等于1的时候，利他主义是根本的、必需的。
教育孩子和兄弟或姐妹分享（至少在某些情境下）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要让他们做到平均分配就不容易了，因为平均分配和他们基因层面上的利益是冲突的。但无论如何，这就是自然选择暗含的意思。
他们为了自己父母的关爱和由此而来的一切资源进行激烈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表现出的嫉妒是如此地强烈，我们实在无法将这些行为归结为爱。但是，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个生活上真的出现了困难，或者看起来真的有性命之忧，那么，他们之间的爱就会显现。
从理论上讲，每个孩子都认为自己的价值是自己兄弟或姐妹的两倍，然而父母认为他们两个的价值是相同的，因为父母和他们两个的血缘关系相同。
父母爱自己的孩子，而且会被爱所蒙蔽。
即使父母和孩子因为基因不同而有不同的利益需求，这当中的重叠部分也达到了50%，所以基因决定了父母可以对孩子造成最强烈刺激，是给孩子灌输有用的事实性知识和警示性格言的最佳人选。因此，对孩子来说，没有比父母更值得关注的人了。孩子的基因“要求”孩子深入地去了解他父母独有的信息库。
孩子的人格和意识是在冲突的竞技场里形成的。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在各个年龄层中的‘控制’，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统治’。”
身体状况不好的母亲，将女儿视为比儿子更重要的珍宝，就可能获得基因传递上的好处。这是由于如果母亲的身体不好，那么她的奶汁可能不足，孩子体质就会比较弱，这对儿子来说尤其不利。营养不良的雄性可能连参与繁殖竞争的资格都没有，然而一个可以生育的雌性，几乎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吸引到一个伴侣。。佛罗里达狐尾负鼠妈妈们如果没有能力养育太多孩子的话，就会不给儿子奶吃，甚至会任由它们饿死，但是对女儿则会好好喂养.
在其他的物种当中，甚至雄性出生率和雌性出生率的比值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境况好的妈妈们基本上都生儿子，境况较差的妈妈们基本上都生女儿。
对于知道自己在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上有优势的父母们，对儿子的投资多于对女儿的投资是符合达尔文理论的。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类学家米德·迪克曼（MildredDickemann）在研究过19世纪的印度、中国和中欧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女性的杀婴行为——这是指生了女儿的话就将刚生下来的婴儿杀掉，一直集中发生在上层社会中。另外，在许多文化中也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癖好，在有钱人家中，最多的财产都会由儿子而非女儿继承。社会地位高的父母和儿子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而社会地位低的父母和女儿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社会地位高的父母和儿子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而社会地位低的父母和女儿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
自然选择通常都是在暗地里发生的，它通过塑造人类的感情而不是让人类意识到它的逻辑来让自身得以实现。
由于只有女性是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后繁殖期模式当中的，所以我们推测，年纪大的女性倾注到家族成员上的关爱会比年纪大的男性多得多。而且她们的确是这样的。我们更常见到的是单身的姑姑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家人，而单身的叔叔将一生献给家人则比较少见。
到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对我们而言就几乎没什么基因层面上的意义了。即使我们会去照顾他们（或者花钱请个人照顾他们），我们也会发现自己感到不耐烦和怨恨。到了最后，我们的父母就会像我们当初依赖他们那样，反过来依赖我们，但我们却不会像他们曾经那样充满兴趣地去照顾他们。
虽然看来达尔文主义中没有什么好的理由让我们去花时间和精力照顾一个将死的老父亲，但我们却没多少人可以做到不管他们。家族之爱的核心是顽强的，它超越了自身的进化价值而持续地起着作用。当然，如果基因的控制力更为精确，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无法得知自己的态度。
火地岛民有这样一个传统：当食物匮乏时，他们会吃掉年老的女性。达尔文不无忧惧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一个火地岛小男孩被问到为什么不吃狗而吃人时，他回答说，“狗抓水獭——女人没用——男人很饿。
任何一个想以进化的视角分析道德的人都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巨大的多样性。
蛮族人具有这样一种不幸的倾向，即认为部落以外的每个人都是没有道德价值的，甚至会认为伤害他们是一种荣耀的举措。
“随着人推理和预见能力的提高，个体很快就会从经验中学到：假如一个人帮助了他的同伴，那么通常今后他也会反过来得到这个同伴的帮助。出于这种低水平动机他可能会习得助人的习性。同时表现仁慈行为的这种习性也会强化同情心，而同情心是仁慈行为的原动力。习性在许多代以后也会慢慢地被继承下来。”
友情、厌恶、道德攻击、感激、同情、信任、怀疑、可信赖性、羞愧等各种感觉以及一些形式的不诚实和虚伪可以被解释为调节互利系统而进行的重要的适应。
如果自然选择青睐助人这一行为，那帮助他人之后就有可能反过来获得他人的帮助。但是帮助行为的施予者或接受者能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就不明显了。”他接着说：“简单地讲，如果个体放大他友善的一面，减小他的敌对性，那么他就在进化的过程中进了一步，自然选择青睐这种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最优化的性格。”
人类是经过高度合理和冷静的分析的过程设计出来的。这个模型的确将人类设计得最大化地追求这样一种“货币”——扩大基因普及率，增强整体适应性。
非零总和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合作或者互换，双方玩家都可以达到比较好的状况。
达尔文回忆起一次同印第安火地人交换物品的经历，写道：“我们和印第安人都觉得又好笑又疑惑，并且目瞪口呆。我们对他们感到同情，因为他们给了我们上好的鱼和蟹来交换破布头；他们则发现人们真是愚蠢，用这么豪华的装饰品来换一顿饱餐。”
信息不像食物、长矛或者兽皮，它的交换不需要真正地交出去，这就使得信息的交换根本上也属于非零总和。
比起持续的好心眼，和持续的机关算尽的“聪明”，持续的有条件的以牙还牙策略从长远上看将会胜出。
随着社会和谐性的上升——每个个体以牙还牙的优势也在上升。一个以牙还牙者理想的邻居是另一个以牙还牙者。二者迅速而毫不费事地稳定下来并形成一个效果持久的好的关系，谁都不受伤害，并且谁都不需要给予对方代价高昂的惩罚。于是，社会越和谐，每个以牙还牙策略就发展得越好，其他等等事情也一样。通过自然选择，简单的合作实际上可以自食其力。
在发展演变的两个阶段中，自然选择理论精心制作了一个含有喜爱、责任和信任的无限扩大的网络，其中不存在无情自利的遗传基因。尽管这个网络并没有包含这么多使生命更有价值的经验，但这个过程足以令人细细回味。
蝙蝠每次空手返回巢穴时候，都会从别的蝙蝠那儿得到反刍的血液，然后将来再予以回报。有些分享发生在亲戚之间，这是意料之中的，但更多地发生在伙伴关系上——毫无关系的通过独特的“召唤声”而相互认识的蝙蝠，它们经常相互帮助。这证明蝙蝠之间也有朋友关系。
互利主义可能不仅仅塑造了人类的情感，也可能塑造了人类的认知能力。
感激这个东西反映了收到好处的价值，是将来进行回报的一种度量。感激就像是一张欠条，很自然地记录着它到底值多少。
当我们从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旁边走过时，如果没能帮助他，我们就会感到不自在。但是真正刺痛良心的却是——和对方有了眼神接触后依然没能帮助他。我们对不施舍的不介意程度与我们对被看到不施舍的介意程度几乎相当。（顺便插一句，为什么我们要关心一个将来再也不会遇见的人的看法呢？也许是在我们祖先的环境中，每一个遇见过的人将来都有可能再相遇。）
有一种相当复杂的情操，它起源于社会本能，并受同伴认同的引导，受理性、自我利益的驱使，继而受深刻宗教感情的约束，由教导和习惯确认，以上种种结合起来，便形成了我们的道德感和良知。
自然选择绝没有承诺玫瑰花园。它并不是“希望”我们快乐，而是“希望”我们在遗传层面上繁荣多产。
一位心理学家写过，“毫无疑问，说谎是令人兴奋的，兴奋的是说谎本身，而非说谎得来的好处，这种兴奋就足以刺激孩子说谎了。”这种一分为二的说法是有误导作用的。很可能正是因为娴熟的谎言可以带来好处，自然选择才赋予了实验性说谎以令人兴奋的乐趣。再强调一次，是自然选择在“思考”，我们仅仅在执行。
道德指引在年长与年少之间的传递，与基因指引的传递平行存在，但它们发挥的作用有时会难以分辨。
如果你改变规则，允许频繁地在组内和组外之间变换，那么你的付出得到相应收获的可能性就越小，“以牙还牙”策略的力量就会明显削弱，而更卑鄙的策略获得成功的可能反而提高了。（这里再一次强调，我们通过计算机模拟文化的而非基因的进化，道德良知的平均尺度在变化，但不是因为潜在的基因池的变化。）
但那不是维多利亚时代道德的衰败迹象，而是隐藏在健全的道德背后的全局理念：鼓励非正式的非零和交换，从而提高全局福利。也就是说，鼓励经济生活领域和法律强制之外的非零和交换。
对于这类“过度”的道德行为，最简单的一个解释是，人类并非“适应性的最大化者”，相反却是“适应性的执行者”。我们所讨论的适应性，即道德良知，是被“设计”成最大化地以基因自利的名义对局部环境进行探索的模式。但是这种“设计”的有效性还远不能确定，特别是在对于自然选择来说已经较为陌生了的现代社会环境中。
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实验增加了一个新的元素：对行为后果的反馈。此理论的核心是：如果一个人做出组织所希望的行为，那么组织就做出强化这种行为的反馈；如果做出组织所不希望的行为，组织就给予惩罚。据此让组织成员学习组织所希望的行为，矫正不符合组织要求的行为。该实验在斯金纳设计的一种著名动物实验仪器“斯金纳箱”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