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认为，新冠肺炎属于“疫”。

        “疫”之为患，从古至今，屡屡发难。普天之下，历来都被看作是自然界泯绝人类生命的头号杀手。

    纵观中医一脉五千年，国人在寻药治病领域的成功探索，其实也是一部华夏民族不屈不挠，不断同疫病抗争的历史。

        从神农尝百草，初始经验的积累，到形成理论认识上的飞跃；从点滴记录，到煌煌巨著，熣灿星河，中医在疫的研究领域方面，形成了一套安全有效，理法方药俱全的诊疗防御体系，也是每当疫情危难之际，中医药都能够从容不迫应对的底气所在。故缬取一些相关内容，希望能够有助于对防疫抗疫的认识。

一.疫之为病，“异气”所在。

  提要：异气、伤寒学、温病学。

        “疫”最早见之于《山海经》，为书中所记38种疾病且以病命名的23种病之一。传承至今，疫又有“疠气”、“温疫”、“戾气”、“异气”、“毒气”、“乖戾之气”等等名之。实际上，疫既是指中医病类范畴的概念，也代表了一种致病因素。

        明代医家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中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显然，这里所说的“异气”，就是疫邪之气。据传，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

明末清初，瘟疫流行。人们就用传统的伤寒治法去治疗，却不见效果。再通过对当时所发病证的审辩，才发现与以往所说的伤寒有所不同，是温热发病。

        尽管伤寒、温热都以发热为多见，同属外感热病，病邪都是经历由外入内，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轻到重的演变过程。显然，温热发病热势较高，并有烦渴、舌红苔黄等热象。是比一般温热火邪更强，若携夹湿毒秽浊之气，则发热表现得更为剧烈险恶。由此悟出，疫病是温疫，为“异气”所致，逐产生了伤寒和温热两大学派。

  1. 伤寒论

        伤寒论，以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为代表，论述了伤寒六经病变发生发展的规律，建立了辩证论治的科学体系。认为寒邪侵袭机体，由肌表而入，可沿六经传变，并以六经分证。

    六经即手足六对的十二经脉 （手太阴肺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足少阴肾经，手厥阴心包经、足厥阴肝经；足太阳膀胱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少阳胆经、手少阳三焦经，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经）。传变由阳及阴。

        一般来说，三阳病属热属实，是发病的初期和中期阶段。此时期，患者正气未衰，机体抗病力强，邪气盛，机体反应亦强，正邪双方相互撕杀。正不胜邪则变。传变是太阳至少阳到明明。太阳为外感疾病初期，邪居表卫；少阳是过渡阶段，邪在半表半里之间；阳明是邪入里化热的极期。邪气深入，即传入三阴。

        三阴病属寒属虚，亦概括了多种内伤杂病在内。传变是太阴到少阴再到厥阴。 太阴病脾虚湿盛，少阴病心肾阳衰，厥阴寒热错杂、阴阳胜复也在此一决。

      《伤寒杂病论》一书，后经晋代医家王叔和编纂整理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

  2. 温病学说

        温病学说认为，外感疾患以温热发病为多，邪主要从口鼻而入，经由卫气营血或上、中、下三焦分证传变。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传变规律和温热病辩证论治体系。吴菊通创立三焦系统。

        此一学说，上可溯源至金代。刘完素以《素问.热论》“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热病”开宗立论。认为“热病只能从热治，不能从寒医”。其后的马宗素承此说并加以发挥称“六经传授，由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证”，认为热病只能以阴阳分表里，不能以阴阳训寒热。 明清时期，温热终成一派。除吴又可、叶天士、吴菊通外，还有薛生白倡湿热。

        叶天士著《温热论》。他认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 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辩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也”。

        吴菊通著《温病条辩》。他指出“伤寒由毛窍而入，自上而下，始足太阳，足太阳膀胱属水，寒即水之气，同类相从，病始于此。”“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手太阴”。据此，以伤寒、温病水火阴阳立论，将温热病传变概括为三焦分证“温病自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并认为三焦分传与卫气营血分传一致，三焦病机与六经病机“实有一纵一横，互相对待之妙”，故能羽翼伤寒。

        薛生白《湿温条辩》认为“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并指出其发病与患者体质有关“湿热病，属阳明太阴者居多，中气实则病阳明，中气虚则病太阴”。

        此外，温病又有温热和温湿两大类，二者虽有共同之处，但湿温为病，兼有湿性。湿为阴邪，易伤阳气，且水湿之邪，常留恋卫分、气分之间，不易伤阴而成营血之热，反借湿性重浊下流，常沿上、中、下三焦部位传变而自成规律。三焦实质上阐述的，主要是湿温病证的传变规律。

        综上所述，“异气”之邪为病，同伤寒与温热病都属于外感热病。所不同者，如《伤寒标本》言之“凡伤寒疫疠之病，何以别之?盖脉不浮者，传染也”。

        那么，“异气”到底是什么呢？可以说，我们肉眼看不见。通过生物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我们知道SARS是冠状病毒，新冠病毒肺炎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冠状病毒形状如花冠。

二．“异气”“染易”，疫起凶急。

    提要：染易、传播途径、留著部位、特异性。

        “异气”致病的传染性，中医言之“染易”。

        《素问遗篇.刺法论》有言“五疫之至，皆相易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诸病源候论》指出“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侯，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又说“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又道“其毒度著于人，如易患也。”

      《诸病源候论.殃注候》亦指出“人有染疫疠之气致死，其余殃不息，流注子孙亲族。”

        诸论洞见，举凡“异气”皆“易染”、“染易”。

        “染易”原本不可怕。可怕的是“异气”“染易”，不但暴发迅及，且病情严重，死亡率高，甚至祸及灭门的灾难。疫邪所至，无论男女老少，都容易相互传染，乃至广泛流行。毛泽东主席“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肃疏鬼唱歌”，可以说，就是千百年来，疫病横行，肆虐我中华的真实写照。就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展来看，如果不是有优越的国家制度做支撑，果断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后果不堪设象。

        从“染易”发病途径来看，一般可归纳为空气相染、饮食相染、接触相染。

      1. 空气相染，即空气被病邪污染，可通过呼吸将病邪传染于人。 对此，张景岳说道“正以气通于鼻，鼻通于脑，毒入脑中，则流布诸经，令人相染矣。”《疫痧草》则明言“家有疫痧人，吸收病人之毒而发病者，为传染”诸如风温、麻疹、烂喉等。

        2.饮食相染，系指进食陈腐不洁，并被疫邪所污染的食物，病邪经口而入而发病，如霍乱、痢疾等。故《金匮要略》有言“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3.接触相染，《温疫论》言之“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膂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内经》所谓‘横连募原’者也。”

        所谓伏膂之内，半表半里，总归横连募原。亦阐明了疫邪停著留驻的部位，也说明了疫邪的复杂诡异。

        募原，原是人体经络所属穴位。有十二募、十二原。人体经络，纵横交错，经纵络横。纵通手足五俞，横连脏腑募原。但此《内经》所谓“横连募原”，则是募与膜通假引伸为“膜原”。 《湿温条辩》解之“膜原者，外通肌肉，内近胃腑，即三焦之门户，实一身之半表半里也。邪由上受，直趋中道，故病多归膜原”，既为“邪伏膜原”之说。      也就是说，疫疠邪气停著的膜原，是一个特殊部位，介于卫表五脏之间的薄皮隔膜；与肠胃相联系上联于宗筋；分布广泛，为邪气结聚较为深的层次等一系列的关联概念。

          “人传人”，可以说是确定新冠肺炎传染性的关健所在。接触是条件，口鼻而入是传播途径。从吴又可对接触传染的论述，可以寻觅到新冠肺炎侵扰人体的行踪。

        总之，邪停著于膜原，会导致邪气不能与卫气相形而从卫表排出，病邪淫之弥漫等等，故病情堪重，治亦复杂。 而作为“染”病分科，或许见之更早，如胡厚宣氏《甲骨文商史论丛.殷人疾病考》中所说“殷人之病，凡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16种，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妇产、小儿、传染诸科”。以及中医关于疫病具有发病急骤，病情笃重，死亡率高，强烈的传染性和广泛流行性的特点，也与现代医学有关传染病学的观点相契合。所以，现代流行病学细菌、病毒之类的病证，也因此都归诸于疫病的范畴。

        可见，“异气”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如《温疫论》所言“众人触之者，亦各随其气而为诸病人”。见之于在我国早已控制或消灭了的一些常见病和烈性传染病如天花、鼠疫、白喉、疟疾、霍乱以及大头瘟（即头面丹毒，以头面红肿或咽喉肿痛为特征）、虾蟆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以颈项肿大为主症，连及头面，状如虾蟆，故名）、疫痢（即细囷性痢疾）、烂喉丹痧（即腥红热）等等。这些病证，有的散在发生，有的曾形成疫病流行。及至2003年的SARS到当前的新冠病毒其间，各种疫情亦时有发生，只不过是疫情大小严重程度不同而已。

        此外，《温疫论》还提到了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是“戾气”具有不同种动物感受上的特异性，和对某些脏腑组织特异的感染性。

        “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和“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前者揭示了“戾气”在不同物种感受上的特异性，所谓“猪瘟”也好，“鸡瘟”也好，“人禽流感”也好，概莫如此。后者则指明“戾气”所为有偏，对某些脏腑组织具有特异的感染性。而疫邪致肺，尤为严重。如鼠疫、SARS、新冠肺炎。

        疫病的发生流行，除了疫疠病邪致病毒力的强弱，人体正气的盛衰外，还与诸多因素有关。比如反常季节气候的影响，自然灾害造成的次生灾难、生活环境地域的因素，饮食习慣和卫生条件，社会制度的考量，以及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等。正如《温疫论》所言“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运有多少，在方隅有轻重，在四时有盛衰”。且疫病之流行“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盖非五运六气所能定”。

三.审证求因，辩正论治。

    提要：病因、寒湿、防治

      发热、咳嗽、喘息，及至呼吸困难，白肺，甚至死亡，是新冠肺炎的共同特征。有人判断为“湿瘟”范畴，属“湿毒之邪”致病；也有人进一步观察到武汉初发病人有舌淡，舌苔白厚腐腻，困乏无力，发热但热度不高或不发热，咳嗽胸紧，没有食欲，恶心甚或呕吐腹泻，为典型寒湿肺和寒湿伤脾的表现，认为是“寒湿疫”。考虑疫发季节，“寒”都是不能忽视的因素，只不过“寒湿疫”要更复杂些。

        关于寒《医述.卷三.引柯韵伯》曰“寒之伤人也有三：雾露风雨，冬春霜雪，此天之寒气也；幽之旷室，砖地石阶，大江深泽，邃谷高山，此地之寒气也；日食寒物，脏冰瓜果，此人之寒也。”

        关于湿《叶选医衡》说“湿者，天地间阴阳蒸润之气也。所感之由，或因雾露之侵；或因阴雨所客；或因汗出沾衣，为风所阏；或因涉水行泥，为寒所郁；或因引饮过多；或以卑湿之地，有伤于皮肉筋骨，或感头面四肢；尤多患于腰脚者，盖伤湿则下先受之也；更喜侵于脾胃者，以其同气相感也……大抵湿之为病，感于寒，则为寒湿……入肺则为喘满；入脾，则为湿痰、肿胀……” 可见，同为致病因素，寒和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寒湿夹病并不鲜见，且寒多与湿邪相兼为患。

        病由口鼻而入或寒邪入，肺都首当其冲。且寒邪易于伤阳，亦可直中三阴。而湿邪入里,可从寒从热而化，寒湿邪内侵，则伤脾肾。五行相属，寒应肾，肾在下，主水纳气；湿应脾，脾居中土主运。

        新冠病毒肺炎，其病在肺。五行相生，脾为肺母，肺为脾子亦是肾母，母子相生，子子相连。

      《类经图翼》记言“肺叶白莹，谓为华盖，以复诸脏，虚如蜂窠，下无透窍，吸之则满，呼之则虚。”可见肺乃呼吸器官，一呼一吸皆为气。肺内充满气体，不容异物。肺之所伤直接影响其气运功能的宣发和肃降。

        肺气失于宣发，可导致气机不利，呼吸不畅，甚则肺气壅塞；肺气失于肃降，肺气下降和清洁呼吸道的功能减退，可见咳逆上气，痰多喘满等。及至肺气虚损，肺气不足，呼吸机能减退，体内外气体交换出入不足，出现呼吸气短等，加之人体内的水饮痰湿也常停积于肺，往往也受到其他脏腑病变的影响，疫之为病，亦常累及相关脏腑。

        综上所述，肺脾为六经之手足太阴，六经传变，已由阳入阴。 伤寒三阴经病变多属阳气虚衰之证，因此，趋于伤寒论治。就如当初SARS择温疫而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公布了3个中药方剂和3个中成药，并将“清肺排毒汤”列入中医临床治疗期首选，以轻型，普通型，重症型，危重型分别予以治疗。

        从组方来看，“清肺排毒汤”所集21种中药，涵盖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四个经典方剂“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就方根用药麻黄而言，实有麻黄四方参与其中。

        以“麻杏石甘汤”为例，去石膏或去石膏用桂枝替换成“麻黄汤”，三方在治疗 “咳喘胸满”时，均为张仲景所常用。其中，“麻黄汤”里的桂枝隐于利水渗湿的“五苓散”，“射干麻黄汤”除了五味子、大枣，藏头去尾化归“小柴胡汤”，就只剩下射干、细辛、紫菀、冬款花，彰显化痰止咳之用。而“小柴胡汤”，实为半表半里之和剂，摒弃人参、大枣仍不失为少阳之用。统观全方，内中用药同类合并，有补益功效的人参、大枣及可敛肺的五味子均不作用，加入可助脾运又入肺肾之山药，佐以开胸除痞之枳实，祛痰止咳理气之陈皮，芳香化湿之藿香，则方中各类药尽显其能，并根据病型不同在治疗用药时有的方矢。逐使温肺祛寒，健脾除湿，宣肺平喘，化痰止咳、清肺排毒之目的，则上通下达，内外相和，可谓辩证准确，治法得当。还有很多方剂，中成药亦如是，这就是中药的灵活性，并不拘泥于一方一药，临证加减变换，幻化无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值得一提的是，“悲则气消”。

        肺主情志悲忧，《素问.举痛论》说“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营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肺虚时，人体对非良性剌激的耐受性下降，悲伤忧虑加剧，或可加重病情的发展。

        因此，保持乐观的情绪，没病防病，有病积极配合治疗，防止病情进一步发展，有益无害。如《医学真传》所说“人身本无病也，凡有所病，皆自取之，或耗其精，或劳其神，或夺其气。”《儒门事亲.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亦言“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自内而生，皆邪气也”。

        武汉抗疫还提示，治愈与死亡有一个很关健的因素，那就是自身免疫力和基础病。死亡病人中大部分有基础病，而发病与否，病情恶化与否，直接与自身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

        中医认为，疾病发生的过程，就是机体处于被邪气侵害与正气反侵害的过程。

      《灵枢.百病始生》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得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既是《素问遗篇.刺法论》言之“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所谓“正气”，即是指人体的机能和其对疾病的防御、斗争以及修复（新生）能力。邪则是相对于正而言。

        一般情况下，人体正气旺盛，或病邪毒力较弱，则邪气不易侵犯人体，或虽有侵，亦不致发病。反之，正气虚弱，抗病能力低下，不足以抗御邪气，或病之毒力过强，则病邪既可乘虚而入，正是《素问.评热病论》之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

        尽管正气在发病中居主导地位，但也不能否认或排除在一定的情况和条件下，邪气也能够起主导作用，既使正气强盛，也难免被其所害。象疫气一类的病，除了“正气内存”外，也要“避其毒气”（《素问遗篇.刺法论》）。 又如《汉书.平帝纪》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就提出了隔离是防控的重要举措。

        疫病流行发展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很严重，但如果能够做好防范防控，尽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恶果却是可以努力的，可防可控的。因此，对待疫病既是预防为主，疫来也不怕。

        早在《素问遗篇.剌法论》中，就有运用“小金丹”预防疫病传染的记载。此外，中医还有用苍术、雄黄等药物烟熏以消毒的方法，药料香囊避邪秽，民间端午挂艾蒿草，菖蒲等。乃至于日常生活，自身锻练保健，食材、茶饮、果菜、香料、草药，得宜全在自己调理。还有，闲时不妨学学中医。中医博大精深，学精恐不易，入门却不难，学以自用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