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15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对着穿着整齐的、引人注目的新郎说出了“我愿意”，他自豪地穿着他那身正式的美国陆军制服。仅仅8个月后，他被征召参加二战，前往太平洋的某个未知目的地，在一个未知的时期。
当我年轻的丈夫离开时，我们许下了一个诺言，即在分开的每一天写信给对方。我们决定给寄出的每封信编号，这样我们就会知道是否有信走丢。每天互相写信，我们发现有很多时候除了“我爱你”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可说的。但我们仍然坚持每天写信。
我的丈夫是一名陆军牙医，置身于前线。尽管他在亚留申群岛、冲绳或菲律宾陷入激战，他总是能够在每天找到一些时间写信。偶尔，他甚至会腾出时间，用他能找到的当地材料为我制作礼物。
在菲律宾战争的一个间歇，他腾出时间雕刻了一把美丽的红木开信刀，上面精心刻有我的名字“路易斯”，另一面刻有“菲律宾1944”。他告诉我，这把开信刀是为了帮助我打开他每天写给我的信。50多年后，那把开信刀仍然放在我的书桌上，每天都用它拆信，尽管今天我收到的信再也不及当年战争期间他写给我的那些信重要了。
有时，会有好几天，甚至好几周，我收不到任何信。这会让我担心我的丈夫的安危——他队里的许多人已经阵亡。然而，邮件服务最终会追赶上来，一大堆信会同时到达。我会忙碌地按编号整理它们，这样我就可以按时间顺序阅读并品味每封信。不幸的是，每封信都经过了陆军检查员的审查，我得设法去想象被涂黑的线下写了些什么。
有一次，当我丈夫在夏威夷时，他要求我把我的尺寸量给他，他要请岛上著名的中国裁缝为我制作休闲睡衣。所以我回信把我的三围写给他，35-24-36。我丈夫收到了这封信，但尺寸被陆军检查员涂黑了，他们认为我试图通过秘密代码与他沟通。然而不知怎么的，那套睡衣还是合身。
到了1945年11月，战争结束了，我的丈夫终于回家了。自他两年零四个月前离开以来，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只通过一次电话。但由于我们信守承诺，每天都写信，所以我们每人都给对方写了858封信——总共1,716封信，陪伴着我们度过了整个战争。
当我的丈夫从战争中归来时，我们在旧金山非常紧张的房地产市场上幸运地找到了一间小小的公寓。在这个像箱子一样的空间里，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两个人，因此遗憾地，我们不得不处理掉我们的所有信件。在战争结束后的这些年里，我们非常幸运，从未分开超过一两天的时间，所以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再互相写信。
但在所有的岁月里，我的丈夫一直向我，我们的孩子孙子们展示他在早年对我的奉献和爱。我们刚刚庆祝了53年的幸福婚姻，尽管我们婚姻初期的那些信件已经不复存在，但其中的爱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