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AI的应用越来越多，将来会有很多的人会经常抱怨他没有足够的事情去做，会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虽然现在我们几乎不闲，但即使是我们当中效率最高的人也不能声称每天辛勤工作八个小时，可能有很多人花了很长时间查看微博微信，在朋友圈上发表文章，阅读报纸，给朋友发信，同时尽其所能地履行自己的职业义务。
在一个高度重视工作的社会里，没有工作的想法很难适应。然而，这一想法最近获得的高度重视，科学家们预测，全球化和AI技术的进步将导致“作业少”的未来。潜在的担心是这样的：如果机器为我们做的工作，工资劳动会消失，所以工人没有钱买东西。如果人们不能或不买东西，没有人能卖的东西，要么，这意味着更少的商业，一个枯萎的私人部门，甚至更少的工作。基于劳动尊严我们的价值体系将暴露为空心；那么我们不能说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会消失，遑论“劳动力市场”，现在我们知道它。这不仅需要经济调整，而且需要道德和政治上的调整。
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是我们的收入来源不仅是劳动所得，最近的一本书可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给人民发钱》，政府可以每月给人民一个固定的收入。每个月给每个人一定数额的现金，这个没有问题。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受薪职位与实际工作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都是脆弱的，因为许多高薪工作根本没有什么用处。在“胡说八道的乔布斯”中，他试图理解一些奇怪而又太常见的情况：人们大张旗鼓地被雇佣去做一项工作，结果发现自己做得不多-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完成的任务毫无意义，他们可能也不想去做这些工作。Graeber认为，在没有真正有用的工作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靠“免费”钱生活会更好。洛瑞认为，与其说是一种消除无用工作的方法，不如说是一种补偿无形劳动形式(如照顾亲戚或做家务)的方法，或者是一种提振低薪工人现金转移的方法，他提出，现金转移还可以刺激创业精神和创造力。不管是哪种方式，仅仅因为人们活着就付钱的想法，他认为，将来社会秩序的调整将产生于一个围绕着爱和休闲而不是劳动的世界。
Graeber的书详述了他2013年的文章“关于胡说八道的乔布斯现象”，在这篇文章中，他的目标是“完全没有意义、没有必要或有害的就业，即使雇员认为作为雇佣条件的一部分，雇员也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是合理的，尽管雇员觉得有义务假装事实并非如此。”Eric是一家设计院的“系统安全管理员”，他发现自己正处于这样的工作中。他的责任管理计算机系统，使之安全稳定的运行，听起来很有用。但是，事实证明，他注定要失败。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使用该系统，因为他们都相信该系统在监视他们。办公室政治和管理不善交织在一起，导致该公司聘用了Eric。他要监督一个本来就不应该运作的系统。埃里克最后什么都没做。他的工作时间不规律，他还向一位奇怪的员工讲解了如何上传邮件或找到电子邮件地址的方法。他开始在午餐时喝一杯，然后是两杯啤酒；在办公桌上读小说；学法语；去参加根本不存在的商务会议。如果这听起来像田园诗般的-没有工作的薪水和醉醺醺的午餐，-Eric并没有那样的经历。相反，他敏锐地感觉到：“生活在一种毫无目的状态中是多么令人心烦意乱。”
没有确切的方法来证实格雷伯的估计，但对于白领工人来说，他们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将我们的工作回溯，在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上有多少活动？有多少人约见，需要我们参与的交易和网上购物发生在9至5点之间？换句话说，我们中有多少人能够在不产生任何重大后果的情况下，忍受目前工作时间的一半呢？然而，我们一再坚持，我们实际上是在可怕的，无止境，浪费时间的忙碌。
这种状况似乎不仅违背了人类的理性，也违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一个追求利润的组织难道不是倾向于淘汰而不是增加不必要的有偿劳动吗？Graeber提出，这种工作的存在有一个明显的非理性原因-他称之为管理、封建主义的制度，雇主不断增加层层管理，以便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或者至少是有正当理由的。他们在辅导年轻人。他们在帮助别人发展事业！员工越多，越多无论公司的目的或生产力如何，公司及其领导都会感到自己很重要。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控制自己的手段和目的，数百万人整天无所事事地坐着领工资，这一事实可能会让人耳目一新，“不是因为喜欢，而是为了生存，千百万人必须做这样的工作。”
但在后AI时代，除了已经过度劳累和薪酬过低之外-如果人们被雇用的话-如果或者当卑微的工作被自动化的话，很可能会面临最严重的经济后果。这些工人已经在对抗削弱的工会，企业决意通过缩减福利和削减工资、提高教育和医疗成本，以及其他最终将财富集中在最上层的趋势，从其员工队伍中获取最大价值。当自动机器人出现时，我们现在的经验和技艺将一文不值，政府、公司或其他组织几乎没有办法让它们离开。
或许，将来我们的世界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念之上的：一份工作不仅仅是一份薪水，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包容。
1932年，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一篇题为“赞美懒惰”的文章中指出，他认为工作不是道德上的必要之举，而是一种增进余生乐趣的手段。虽然罗素承认自己是新教职业道德的产物，因而是一名强迫性工作者，但他建议将一天的工作时间减半至四小时，这对一个人来说，足以保证“生活的必需品和基本舒适”，剩下的时间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罗素接着说：“生活中将有幸福和欢乐，而不是紧张、疲倦和消化不良。所要求的工作和劳动将足以使休闲愉快，但不足以使人精疲力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