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都述而不作，那你凭什么要求大鹏去百分百地原创呢？
文│张兴军
前些年，有些评论家评价张艺谋时用到了这样一个词：“二道贩子”。其意是指，这位位列第五代导演NO.1的张导，几乎所有成功的作品，都是源于较为成功的文学作品，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嫁接呈现，来重新打造一个美轮美奂的视听盛宴。从余华的《活着》到莫言的《红高粱》，从《山楂树之恋》
从电影制造明星到明星打造电影是艺术的退变不同，新生代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创作，也是文艺百花齐放的一种体现形式。它有正能量，它有后现代，它有大杂烩，它也有那么一点的投之所好，但毕竟因为经验原因，没有那么成熟老到，然后就被一字以蔽之——烂。
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说，最初对于《煎饼侠》我是抵触的，直到我从影院出来后才有所改观。它不像港导王晶近年来那种惯性的粗制滥造，是一个因网剧而成名的电影圈之外人士的诚意之作。
一个外行人所能做的，就是希望为更多的人所喜欢。方法上，无外乎就是投之所好。
但凡是成功的文学艺术大师，大都有“掉书袋”的毛病抑或习惯。
村上春树在《1Q84》中，开头就用了，而这部系列书籍的书名，就已经是在向乔治奥威尔在致敬了。东野圭吾的作品里，时常出现的披头士，那是音乐对一个作家的深刻影响，呈现到了它的作品之中。你会发现，主人公们的喜好和怪癖，也就是作者的喜好和怪癖。
我不太喜闻乐见这样的现象，一个评论家用一个大师的洞窥来批判一个借鉴了另一个大师的某些艺术手法而创作了一部新的作品的行为。我并不否认评论家之于文艺界的作用，他们的中肯而客观的评论，让个中的工作者从另一个维度来审视自己，从而查缺补漏。但另一个层面，不成熟、有失客观，以及业务上半吊子的评论者，也给创作环境添堵。
话题回到电影《煎饼侠》和它的创作者大鹏身上，这个从《大鹏嘚吧嘚》开始为观众所熟知的、拥有平民气质的演员，总给人一种难等大雅之堂的感觉。直到他凭借《屌丝男士》，用一种过于自嘲的方式来阐释一个阶层，才使他成为一个和众多影视红人相提并论的明星。
按照当下对于成功学约定俗成的定义，大鹏应该算是成功的。第一部小成本电影就直奔十亿票房，这可是秒杀了一众第五代导演的扛鼎人物了。
在我看来，大鹏的《煎饼侠》的成功所在，是勾起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与文化层次的观众的代入感，进而实现了对一二三线城市相当部分观众的通吃。
《煎饼侠》是讨巧的，它融入了好莱坞的风韵，借以用接地气的煎饼文化落地。然后再用少林足球的逐梦思维，使一个无厘头的俗套回归正能量的躯体。
在通往精英的道路上回望屌丝的成长之路，让大鹏的成就披上了平凡的外衣，不致让他所刻画的“自我阶层”所抵触。这和新闻学里的“接近性”异曲同工。但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和他所代表的现象，却很是不受所谓的精英阶层待见。在那些号称文人的评论家嘴里，像大鹏这种注定是要被说成一无是处的。
所谓的文人相轻是杂糅了傲娇、嫉妒等多重情绪的行为。笼统而言，引用尼采、康德的看不起引用李白、杜甫的，引用李白、杜甫的看不起引用村上春树的，引用村上的又看不起引用王朔的，引用王朔的又看不起引用韩寒郭敬明的。归根结底，都无外乎是五十步而笑百步！
窃以为，用“俗”来评价大鹏，或许有些苛刻。或俗或雅，都是人的不同表现而已。对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说一句“YOU CAN YOU UP”都是多余。既然艺术可以百家争鸣，那怎么就容不下一个新人的尝试。如果因为市场上太成功，就要从艺术角度大家挞伐，那也就不存在什么客观和公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