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无为之为

 《易经》显示，事物以关系形态显现自我，但是对此采取如何方法去实践呢？在夏周时期，占卜为重要方式之一（我们可以从甲骨文内大量记录了预测吉凶的事例，以此证明占卜在重大决策具备关键作用）。因为远古时期，人们应对实践挑战，往往只能依照经验。但是人类能力有限，实践结果往往胜少败多。因此，当人类找到一种来源于实践经验，并内在自洽的逻辑理论体系来指导实践时，实践胜率的小净值提高也能带来实践效果的巨大进步，比如实践成功率从1%增长到10%，胜率就翻了十倍。但是10%的胜率再翻十倍，就要实现100%的成功率，显然前者10%的实践胜率并不是很高，但是那个阶段提升幅度和效果增幅却是最大的。因此，在华夏文明早期，在夏朝建立前后，《易经》出现后，执政者获得了具备理论体系支撑的占卜方法，能获得相当幅度的实践效率的提升。占卜就是那个阶段《易》的运用手段。

但是到周朝，华夏生产力继续快速发展，尤其进入春秋，各诸侯兼并逐渐加剧，一次实践的失败，对很多诸侯贵族而言，就是生死存亡的代价。因此以占卜方式有限低成功率，进行分析、决策实践的方式已经不适应现实要求。占卜就逐渐脱离出决策的核心领域。"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81]

整个社会，尤其贵族阶层，一边抓紧富国强兵，一边急需寻找新的运用《易》理的方式来提高现实博弈的胜率。这个时候，老子《道德经》横空出世，精彩地阐释了《易》所蕴含的【整体论宇宙－（阴－阳）－八卦】的逻辑演进，以及如何围绕（阴－阳）关系论来指导实践（华夏辩证法）。

因为华夏辩证法是围绕（阴－阳），这种事物在整体论宇宙基础关系对的研究应用展开的。辩证法针对的不是我们原子论方式理解下的“个体”，而是最少两个“个体”构建下的关系对（关系对仅仅是为了展开研究设立的基本单元，事物在现实环境里是与极端庞杂的直接关系对与更为庞杂的间接关系对组成的庞大关系网）。因此辩证法针对的是“关系”，而关系的最简形式就是（阴－阳）。而针对“关系”的实践方法选择是与针对“个体”实践方法是有重大差异。老子在《道德经》里花了大量的篇幅论述，来描述针对关系的实践独特性方法。笔者对此总结为无为之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亦[82]”

很多人认为老子无为的观点就是消极不作为。这种观点与本意偏差太大。无为之为，它首先就是一种作为，但是这个作为跟大家想的不一样——认为有处才能有为。相反，老子说的作为是落在与有为建立的关系的另一方无为一侧。

在华夏整体论世界里，事物都是以关系的形态显现。也就是说作为一般被认为是有为的实施，是以有为与无为构建了一对关系（有为－无为）。在不采用华夏辩证法的人那里，认为一个人的作为应该落在‘有为’处（有为－无为），老子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作为该落在（有为－无为）关系的‘无为’处，才可能、甚至很大可能才是最有效的实践方法。这里举个不很恰当的例子解释：

在原子论世界观的角度看，两个人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个体，如果想让两个人中的一个人不用跳就离地三尺，能有什么办法实现？我们可以马上直接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一个人花费克服重力的力量把另一个人抱起来。但是问题来了，这两个人，都是300斤左右的大胖子，这就直接意味着，举重的这个人必须是个大力士才行。

而在整体论世界观看这个案例，从来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个体总是与其他个体以关系形态存在着，这个关系状态就有点类似与，这两个人坐在同一个跷跷板的两端，让其中一个人离地一尺，不需要另一个人练就大力士的能力抬起对方，而只需要坐在跷跷板一头压下去，那么另一头的这个人，就自然抬高上去了。

有为之为，就是前面原子论大力士的处理办法，目的是把主体提高，实践方法就是直接花力气提高主体。

无为之为，是整体论世界观下的思路，虽然目的还是把主体提高，但是实践办法却不需要花太大力气，而只需要利用自身体重的重力将客体压下去，主体自然就升高了。【目的在有为处，而在（有为－无为）处行动】

在西方辩证法里，提高和下降是对立的，同时显现于同一事物，这是以悖论形式存在与荒谬之中。

但是在华夏辩证法里，关系客体的下降是可以促进主体提高的因素，他们或许是一种‘对立’，但或许也是一种促进。

这里的区别，就如一段时间中西方对‘危机’一词的认识差异讨论，西方只看到了危险对现实的破坏 ，而东方文明则能看到危险与机遇构建出关系对中（危险－机遇），危险能在一定条件和方法下，形成促进对机遇的把握实现（塞翁失马、塞翁得马）。这里的差别，就在于上一节谈到的西方辩证法注重对立，更多建立的是对实践的底线的过度关注（取乎其下，往往无所得），而华夏辩证法关注的生生不息地和合共存之道。则能极大提高实践的天花板（取乎其上得乎其中）。这些年中国宏观经济的逆周期调节，也大致是此理。西方辩证法强调对立性的主体性地位，于是往往要等到对立性因素激化成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才着力解决矛盾；而华夏辩证法则更强调生生不息一面，即重点关注事物关系之间的有利因素，通过不断找到新的、发展中的、主要的有利因素促进事物更好结果的发展，而将事物的状态不断聚焦在促进发展一面，使事物的主要状态处于‘生’的一面，于是自然矛盾的对立面就被压制在次要位置。

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在（有－无）的关系结构里，目的在有处，但实践主要选择对无处动手，利用关系的内在力量促使目的的达成。“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智不割。[83]”

无为实质是在无处有为之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84]，——在弱处着力，可实现强大之目的、故老子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85]）

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领域，这种华夏辩证法的实践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写意画，有为之山水，意境精华却在那留白无为之处。传统诗歌以景喻情，真正的精神华彩却在那文字之外。于是，中国的历史与文明，蓦然回首之间，总能发现有什么在那灯火阑珊处。

老子解读的这种辩证法方法，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中国人在现实中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大增，从而避免了做事一根筋的毛病。因为（有－无）是一个基础关系对，但是对具体事物而言，它是在无数庞杂的关系对构建出的一个复杂关系网中的。这个复杂关系网，存在无数的客体和唯一的主体（进入观察视角中的事物），因此按照老子的华夏辩证法方法解读，你目的为了使主体预设性改变，为此针对这个关系网 利用生克之法干预其中具体关系对，从而有可能从任一客体入手行‘无为之为’之法，从而实现主体向预期状态变化最终结果。于是，为达成同一目的，可以产生多种实践方法和路径，东方不亮西方亮、殊途同归，就是华夏辩证法的应用思路的有趣总结。

当然针对不同客体对象的实践，对主体影响效果是不同。老子在这方面并没有进行解读。在一个复杂关系网里，如何判断，甚至有效选择实践客体来实现对主体目的最优化影响，之后阴阳家的五行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稍后讨论。

老子解读的华夏辩证法的操作思路，就是中国人后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族群之一的两大原因之一（华夏辩证法和连绵不绝的历史记录）。华夏辩证法让中国人获得一种面对同一事物，能采取多种视角认识，多种办法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而中国历史连绵不绝的记录，使得5000年来祖先们所经历的事物，所获得的经验教训，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的精神财富。

三爻有8个象（场景），2个三爻叠加有64个象（场景） ，每个象都是一种类场景，所谓类场景，是指‘同一类场景’，每个场景发生后，有相似性的场景在历史中反复出现，就归类为一个象。因为场景类似而经典，不同的应对方案，形成的不同的结果，就能成为指导今后遇到相似场景（象）时，可以快速采取的应对方法。于是古人就发明了两种方式来记录相关的场景，这就是典故与成语。典故是对历史场景划“重点”的行为，将一些被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标注为今后可以重复引用关注的部分《文心雕龙·事类篇》所说的：“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但是随着历史不断地延续，越来越多的历史经验呈现在中国人面前，如果每一个典故都把它的整个历史场景完整描述出来，任何人都记不住多少典故来，于是将典故浓缩为四字为主，方便记录、记忆的便捷形式——成语就诞生出来。于是大量历史经验，就在这些潜移默化的方式中，成为中国人智商的一部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成语大词典》记录了18000余条成语。据说最多的成语词典记录了5万余条成语，即便如此，也不过是八卦动了几次而已（见前面讨论易经部分） 。于是最丰富记录的历史成为中国人智商的材料，而华夏辩证法成为利用材料灵活应对事件的方法。人类的智商跟种族无关，跟历史经验和方法论直接有关。（此处略有偏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