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我的理解：有若，就是有子，《学而》有三章他的语录，具体参见《学而》第二章。记录者直接称“有若”而不称“子有”或“有子”，应该是为了与哀公的国君身份相匹配，即以国君对臣子的称谓一般是直呼姓名而不用字。据《春秋》（三傳均有）記載，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zhōng）”，十三年秋九月和冬十二月均“螽”，螽是一種昆蟲，能啃食莊稼，與蝗蟲差不多，可以理解為蝗災。估計這段對話就發生在這個時段內，正因為有蝗災，所以這是一個吃不飽的年份，哀公的用度就顯得不足了。關於“徹”，需要做一點梳理。“貢、助、徹”是夏商周三代的稅賦制度。“貢”起源於夏朝初期，主要原因是大禹治水平定九州，百姓就以自己所種土地收成數年平均數向大禹上實物貢（《尚書.禹貢》：“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到了商朝就出現了“井田製”，就是把田地劃分成九塊（其實就是九宮格），一塊大小約為100畝，中間一塊是公田，周邊八塊是私田。公田由周邊八塊田的農民共同耕種，但是不用上貢，這就叫“助”，即藉助平民之力栽種公田。周朝不再區分公田、私田，所有田地都按畝數征稅，所以叫“徹”，“徹”即“通”之義，通公田私田，通全國田地。《孟子•滕文公上》記載說：“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這個說法與前頭講的“井田製”以百畝為“助”不同，咱們不去研究。我們可以知道的是稅負比率都是10:1，也就是收10%的稅，而且是以面積為計算標准，例如種十畝地，就交一畝的實物稅。哀公所說的“二”就是指兩成即百分之二十（面積或收成）。
這段對話內容很簡單，哀公請教有若：遇上這樣的饑荒之年，我的財用不足，怎麼辦才好？有若建議他只收百分之十的稅，哀公回答說：我收百分之二十還不夠，怎麼能收百分之十？有若教育他說：百姓富足了，你怎麼會不足？百姓不足，你怎麼能足？
言语意旨：这段字面意思很简单的对话，隐含非常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规律。普通人的逻辑是：我不够钱用了，当然要向别人拿，越多越好，哀公就是这样的普通人——我收百分之二十都不够，还收百分之十，这不是开玩笑吗？为什么叫“普通人的逻辑”？因为普通人永远想的只是眼前利益，想不到或者干脆不想将来会怎样，因此永远只会干“杀鸡取卵”的勾当。按照哀公的逻辑来推演，百分之二十不够就收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三十还会不够，因为欲望是个无底洞，就一定会收百分之五十、六十......这样收下去的结果就是全国老百姓“揭竿而起”推翻鲁国，哀公当然不会想这些！有若替他想到了，先减少自己的财用，让老百姓能够有一点点余钱购买种子等生产资料，改善生产环境，收成就能好一些。虽然哀公暂时性地减少了自己的财用，但是将来却能得到老百姓源源不断的上贡。从百姓心理来讲，哀公减税一定或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他们必定感恩戴德，无形中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知行合一：追求眼前利益，这是人性。所以真正的君子就是要尊重人性而返天性——减少自己的财用而对百姓施以恩惠，因为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战国策》有个故事《冯谖客孟尝君》，孟尝君叫田文，是齐威王的孙子，他父亲田婴在齐国为相，薛地是他的采邑。薛地百姓欠他家很多钱（大概都是租税、借款之类），门客冯谖（xuān）私下做主把这些欠款的票据一把火烧了，免除了所有债务。当时孟尝君很不高兴。一年后齐闵王继位，忌惮孟尝君，就把他赶到薛地去，薛地的百姓到几里外来迎接他，这时候他才理解冯谖的用意，此后对冯谖言听计从，相当倚重。纵观古今中外，所有的名门望族，无一不是以散财为闻，绝不是以聚财为务。最近播放的历史剧《太平年》中主要人物吴越王钱弘俶的爷爷钱鏐（liú）就留下这样的家训：“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孰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也”。东汉名臣杨震，有“关西孔子”美称，为陕西弘农杨氏家族重要名人之一。杨震的太祖杨敞在汉昭帝时担任丞相，他自己和儿子杨秉、孙子杨赐、曾孙杨彪都官至太尉（三公之一），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四世三公”，其他子嗣也都为当时人所称赞。杨氏家族为何如此显赫？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杨家的家风：公正廉明、刚直不阿。讲个真实的故事：杨震在前往担任荆州刺史、东莱（现山东龙口市）太守的时候路过昌邑，他以前举荐的荆州茂才（秀才）王密正在昌邑任县长，王密为了感谢他，就在夜里送给他“十金”，杨震拒绝，王密说：“现在是晚上，没人知道。”杨震回答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会没人知道呢？”因此这“四知”就成了杨氏后人的堂分之一“四知堂”。这样的历史故事很多，大家上网一查就能查到很多，我这里就不多说了。遗憾的是，大多数称王称霸者，绝大多数都败在剥夺百姓的利益上，可笑也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