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到了，谨在这里发表妈妈张伦于一九八三年一月撰写的一段回忆，以示怀念！妈妈的回忆细腻生动，很有带入感。
——老山羊
从黑暗走向光明
前言
一九八二年，我们北京幼师一九三九年九月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现在幸存的几位同学石梅、 洛林、赵立青和我，与当年的老师(学校“民先”负责人)张潘、领导幼师“民先”的黄云，以及我们离校后留幼师“民先”的方亭(张、黄、方是在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五年到根据地的)，欢聚北京，畅叙当年幼师“民先”活动情况，并回到阔别四十余年的母校(幼师后改名女三中，现名为北京市五十九中，今并入三十八中)参观。大家心情激动，感慨万千，议论中认为我们这批年龄小的学生，越过封锁线到达平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反响是大的，甚至有点传奇色彩，要求每位当事人都将自己当时的经历写出来。由于个人文化水平低，没有写作能力，加上当时岗位工作艰巨繁重，无法集中思想考虑，在多次催稿的情况下，用了十二个晚上九点——十二点之间的时间写出这个回忆材料。文字很差，但内容是真实的。
张伦（薛文琰）
从黑暗走向光明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天清晨，我听到飞机不停的嘶叫声和一阵阵“嗒嗒嗒”的声音，仰望天空，看见两架飞机上下追逐，翻着跟斗。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到胡同里，听到一位拉人力车的街坊说：听说日本人和中国人打仗了，这是两国飞机在空战，现在西直门城门已经关了，城外卖菜的人进不来了。人们争着问询在那里打仗，他说大概在北平的南面。
过了些天的一个下午大约四、五点钟，忽然听说前线上下来伤兵了，端王府(北京女师)要做伤兵临时收容站。出于好奇，我也挤在祖家街西口等着看。不久，一辆辆人力车拉着伤兵过来了，伤兵们一个个满身血污，脸色苍白，无力地闭着眼睛，有的头上、手臂缠满绷带。两旁的人群激动地向伤兵鼓掌致意，有人高喊：“弟兄们，辛苦了，你们打得好！”“打倒小日本！”有人给伤兵扔饼干、糖果、纸烟，还有扔铜板的。忽然，一个脖子上缠了很厚的绷带，还渗出了血迹，另一个从腰部以下全部被血渗透了，两条裤腿已变成紫黑色、僵硬的、伤势都很严重的伤兵，象是被群众的激情所感动，硬是支撑起身体大声喊：“谢谢父老兄弟们，咱们中国人和小日本拚了！”“我好了还要上前线，死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小伙子！”有人嘱咐人力车夫拉的要稳点，他们淌着汗，情绪激动地连连点头说：放心吧，我知道！
二十多辆全过去了，我随人群慢慢地散去。人们议论着前线有抵抗的，这就好了。
可是谁能料到仅仅是几天之后，一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日寇占领北平)的清晨，一位街坊悄悄地告我：国民党的大兵开小差了，咱们胡同(前纱络胡同)东边空地上扔有东西。我们去看了，那里扔着几套国民党军装、钢盔、皮鞋、军用水壶、手榴弹和匕首。又听说：国民党的军队在夜里全撤走了，现在北平的城门大开了，日本兵就要进城了。
我家和街坊们一样，非常害怕日本兵进城来奸淫烧杀，母亲为嫂嫂(呼延金梅)和我准备好涂脸用的锅底灰，假发髻和可以躲藏的地方。我提心吊胆地听着街上的动静，同时，反复地思索着：前几天的伤兵那样敢于拚战，为什么短短几天之间就不抵抗了，就全撤了？我们就要做亡国奴、和东北三省一样沦亡了？！
我清楚地记得，小学二年级的一天朝会上，老师给全校同学讲：“九.一八”，日本人抢占了东三省，当局不抵抗，让出了国土。为了纪念这个国耻，全校同学左臂戴上黑纱，当时我仅仅七周岁，也懂得这是耻辱，由此激发了我的爱国心。以后，我们学校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前方战士募捐，同学们节省早点钱，买饼干、糖果，放进亲手缝成的小口袋或钉成的小木盒里。我和同班同学王润华(现名石梅，在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任编辑主任)有时还特意放进一点鸡肠或牛肉干，恭恭敬敬写上“送给前方抗日(敌)战士”，以此表示我们一点小小的爱国心意。为了反抗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抗日的政策，学生们走上街头募捐，还举行过抵制日货运动。在西四牌楼一带，我看见过男女青年学生打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货”等标语，喊着口号游行示威，愤怒地焚烧日货，剪破用日货做的衣服，有的洒上墨水，这些抗日救亡的行动，给我很大的感染力。如今，日本人就要占领北平了，亡国奴的屈辱怎么忍受、仇恨的烈火在胸中燃烧。
一九三七年暑假，王润华劝我不要再去学法文的温泉女中，和贾秀霞(现名赵立青，在青岛鱼山路三号、病体)都来考西四羊市大街上，历代帝王庙旧址的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这样，我们三个最要好的同学又可以经常一起玩了。结果，我和贾都被录取了并分在一班。
幼师的校风很朴素，功课抓的很紧，我们三人特别是和王，回家的路上经常谈论：我们是中华民族子孙，决不甘心当亡国奴。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一天，全校早操时，教导主任刘慰先带着十分悲痛的声音讲话。他讲：现在给大家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南京，中国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他呜咽着说：我们大片国土沦丧、丧失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我们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我们做了亡国奴。他越说越悲痛，泣不成声地说：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的祖国已被侵占。这个消息来的突然，刘慰先痛哭流涕的每一句话都刺痛我的心。全校师生由啜泣逐步变成一片痛哭失声。刘慰先安静了一会又说：都回教室，不许再哭了，当局知道了不好。同学们回到教室，我班仍然痛哭不止，后两节课根本不能上。中午回家的路上，我和王润华一句话也没有说，手挽着手，迈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地走着，我俩都可以察觉到对方的手在颤抖着。
最痛苦的是第二天，刘慰先早操宣布，当局要在太庙(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庆祝南京陷落大会，各校学生必须参加，同时要拿中国和日本两种国旗。要守纪律：游行、开大会时，谁也不准哭，不许不去开会，每人手里必须拿一个小旗，违者要记大过或开除。这奇耻大辱我实在不能忍受，国土被日本人侵略，还要拿上他的国旗去“庆祝”。在威胁下，第二天全校师生整队步行去太庙。在出发前、我和王润华、贾秀霞商量好，要拼命抢到中国国旗，坚决不拿“太阳旗”。一路上人们垂头丧气、象是去“送葬”。
庆祝南京陷落大会在大殿前召开，幼师也有代表讲话。大会进行中，突然从我们队列的西侧，先后有两个穿着兰布大褂，围着围巾的男青年，边跑边喊“打倒日木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并向人群中扔了许多传单。这时，列队的人群骚动了，我注视他们很快向下跑到大殿的第二层台阶去了。隔了一会儿，警笛响了，看到宪兵扭走了两个青年。这两位无名英雄的行动，使我十分敬佩。
日寇的统治加紧了，学校、商店和公共场所到处张贴着“莫谈国事”的条子。刘慰先这时完全变成一付狰狞的面孔，经常给同学们训话：要守秩序，不许谈论当局、国事，违者要开除。我们许多同学都对他投以藐视的眼光，认为他是软骨头，甘心当亡国奴，非常厌恶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刘猴”。
我喜欢唱歌、打球，有时候和同学们玩的也很热闹，但内心里却是很沉闷。王润华、贾秀霞、寿琴(解放后任北京武定侯小学教导主任，病休)、牛玉屏(下落不明)都是我最要好的同学，我们的友谊是真挚的，我们经常在一起倾诉各自内心的苦闷，也经常在议论加了日语课，减少了英语课，课本上讲的都是些“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又增加《论语》、《孟子》”等古文，这样奴化教育，学它有什么用?
一九三八年暑假的一天下午，寿琴带着我和王润华到艺文中学(解放后改为二十八中，现名长安中学，在中山公园西侧)去看她的姐姐。有两位穿白衬衫的男青年热情地和我们谈了几句以后说，有个新歌你们会唱吗?于是，教我们唱了《新编九·一八小调》，歌词是：“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烧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不是不能打，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还有一首《保卫马德里》，第一句是：“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佛朗哥，起来!起来!......”我们走时，他们一再说，你们愿意唱歌欢迎常来。
这件事使我一再考虑，我们互不认识，第一次见面，怎么就敢教唱这样激昂的歌曲，又郑重地邀请，总感到这些活动不平常。
这年秋天，寿琴的二哥，从我和寿琴的通信中发现我有消沉情绪，让寿琴交给我他的一封信，从正面指出：当前正处于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候，有热血、有志气的中华儿女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不要彷徨，不要消沉，要振作起来，为民族解放和推翻不平的罪恶社会去奋斗。短短的一封信，给我思想上很大的震动和启示，感到内疚，也很感激他的帮助。
幼师注重音乐课，李志诚老师(解放后，据说在北京音乐学院任教)教唱的歌曲，都比较有意义，我们平时喜欢唱歌的同学互相学会许多“五四”以来的革命歌曲，这些悲壮、慷慨激昂的歌曲给了我思想上很大的启示和力量。王润华、贾秀霞和我利用星期日、寒假、暑假的时间，坚持天天下午步行到北平图书馆(文津街)，如饥似渴地去看书、有小说、诗歌、剧本、画集等，记得作者姓名有：冰心、巴金、茅盾、曹禺、鲁迅、罗曼·罗兰、雨果、高尔基、巴尔扎克、莫泊桑、易卜生、肖伯纳、莎士比亚、达芬奇等。
一九三八年秋开学后，忽然来了一位只会拉小提琴的音乐老师(大概姓张)，大家好奇地打听弹钢琴很好的李志诚哪里去了。不知谁说：不许打听。有人悄悄地说他已经被日本人关起来了。后来，深夜在我住的偏僻的前纱络胡同，也经常听到日本宪兵队警车刺耳的尖叫声，每当这时，我都痛惜着又一位爱国志士被敌人抓去。我的一位要好同学(王承珉)住在翠花横街，一天深夜日本宪兵包围了她家，她的大哥跳墙逃跑了。
随着日寇统治越来越严、日语课又增加了，这强烈地刺伤着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同学们议论着要以不学日语来反抗。学了两年多日语，我辨认不清字母，我们班上日语课秩序极乱，说笑打闹，考试公开抄书，互相代替答卷。我和王润华、贾秀霞、寿琴、牛玉屏经常说，上这样的课，我们怎么办。幻想到没有日本人的大后方去，不当亡国奴，“不自由勿宁死”也就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在动乱的岁月中，我们要好的几个同学每个人都遇到了问题。一九三八年寒假，牛玉屏的婆母，教作文课的赵老师命令她回保定，要她去照顾脑子不清的丈夫，她苦苦哀求再上一年高师毕业了，就回去，被拒绝了。她向我哭诉了可悲的遭遇：她家贫困，为了让她念书，王润华被家长包办强迫订了婚，把她嫁到了丈夫比她又小又傻的大地主家。她痛哭着让我看她的订婚戒指。她告诉我，她坚决不答应、要想办法逃出去。贾秀霞的父亲长期没有音信。“七七”日寇侵略以后，我的父亲(薛祥绥，伯安)一个小职员在南京被裁减，到北平的火车巳不通；没有稳定的职业，收入很少，几个月寄不来信和钱；家兄(薛文濬，金侯)只能回到原籍；我家生活经常靠借“当”，变卖父亲长期在北平几个大学教书时收藏的书、画维持。我没有钱交学费、必须努力考好，三门功课及体育课都要达到85分、学期总评80分以上，操行评定“甲”才行。原籍陕西西乡县(我出生在北平，没有回过原籍)教育局每个学期才给十一元五角助学金，我买不起教课书，从二年级起每个学期都是借比我高一班的寿琴的旧书用，毕业就是失业在威胁着我。为了毕业后能找到事作，我和王润华在暑假每天上午去职业学校学打字。我和王润华、贾秀霞有时下课以后坐在教室，互相倾诉自己的苦衷，痛苦地爬在课桌上痛哭一场。为了不引起三个母亲的难过，常常在学校待到很晚才敢回家。有一段时间，我和王润华的思想感情非常复杂、一面不甘忍受亡国奴的屈辱，又受到家境不好的威胁、我俩决心毕业后找不到事干，也决不出卖灵魂，实在无路可走，只有以死对抗，但每当这个念头一闪，我俩又意识到这是“弱”者的归宿。当时巴金小说“家”很吸引我们，我俩认为应该学“家”中的觉慧去反抗、去革命；应该振奋起来，为民族危亡，打倒黑暗不平的旧社会奋斗，但我们并不懂什么是革命，我们认为要反抗、闹革命，就是不读死书，要在黑夜张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散传单，甚至去搞暗杀。
（二）
一九三九年三月的一天，王润华在学校找到我。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和我说：有一个抗日的团体，你参加吗？我问怎么回事。她讲：她已经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搞抗日救亡活动的(到达根据地后才知道是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你如果愿意，我可以介绍你参加。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埋怨她，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一定参加。她说：这是秘密的，和谁都不许说，不论是家里人或是最要好的同学。我问她是怎样参加的，她说是她班董秋芳(后改名王涛，一九四一年秋日寇大扫荡中在平西蔚县被俘)介绍的；但我不能和董说明这些事，“民先”活动只许我俩之间知道，这叫单线联系。这一夜我兴奋的不能入睡，怨恨自己知道的“民先”太晚了，猜想学校肯定还会有“民先”，又是谁呢？香山慈幼院二校考来的学生，平时生活很苦，一般功课都好，思想比较进步，可能她们之间有人参加。教代数、英语的老师张建夫(改名张藩，现在铁道部党校工作，已离休)严肃认真，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现在流传着一位很漂亮的“陈小姐”(后改名周彬，原名张培华，是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曾任商业部教育局长，病休，姚依林同志爱人)经常来找他，象在搞恋爱。同时二校来的王英令(改名王平，现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病休)、边俊芳(现名边里侠，现在武汉722研究所，病休)、董秋芳、谭永琪(一九四零年或四一年去根据地途中病逝)、杨曼云(改名洛林，现在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工作，病休)等人经常去他宿舍，他对她们的态度很和蔼，这些到底是什么问题。不久王润华告我，今天下午咱俩去和“民先”的领导人接关系，地点在北平图书馆。我问她见过这人吗?她说不认识，她又说：这次接关系的规定，在报刊阅览室，有一位穿竹布色大褂，大襟下第二个扣子上别着一块白手绢，左手拿着一本卷着杂志的人：我和王也穿着竹布大褂，大襟下第二个扣子也别一块白手绢；王手里提着藤圈的红白格的布书包，我左手拿着一个用金黄色玻璃纸钩成的圆钱包，头上扎一个玫瑰红的纱蝴蝶结。暗语是：来人先说：“你们来了。”由王答话：“你早来了。”来人说：“那太好了，咱们出去走走吧!”
下午，我俩赶到北平图书馆，在进门西侧的报刊阅览室报架旁，果然有一位二十多岁既象女学生又象老师的人正在低头看报。脸上表情平淡、姿态文雅沉静，首先她按着暗号问着我们，暗号对上了，我俩随她一同走到院子的东侧，在一张椅子上我和王分坐在她的两旁，她微笑着做了自我介绍，她叫黄隽(改名黄云，后来才知道她是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现任北京冶金机电学院院长，原钟子云同志的爱人)，今后由她和我俩接关系。她紧接着讲了一些情况，内容主要是：不久前，咱们中国的军队在台儿庄打了大胜仗，打死了很多日本人。要知道日本占领了北平城不是就亡了国，外边有咱们的军队不断地打日本，抗日救亡正在进行着。她让我们想办法向同学们宣传胜利的消息，又嘱咐一定要注意，不是思想进步的同学不能随便讲。我被这胜利的消息激动着，耳边总是响着“北平城外有咱们的军队，中国军队打了大胜仗”。相隔几天，王润华又告诉我下午去接关系、地点、衣着等和上一次基本一样，只是黄隽手里不拿杂志。我们到北平图书馆东侧，跳过白石栏杆，到北海西岸最偏僻的地方，她这次着重说明：不要总认为我们已经当了亡国奴，现在北平城外就有咱们的军队打日本，只要咱们齐心团结，就能打败日本，就不会亡国。要多想想怎样才能为民族解放、抗日救亡出力量，要向同学们宣传，让大家知道现在有人抗战，中国没有亡。这次谈话不多，但我的心情十分振奋，好象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这夜，我想了许多过去迷惑不解的问题：首先是想起了靳凤衔的走出，他是我的哥哥在北平美术专科学校(祖家街)低他一班的同学，是一位脸色黑红，高高个子，沉默寡言的青年，“双十二”事变后，哥哥从陕西华县回到北平，靳仍在美专上学，但经常参加歌咏话剧的演出。哥哥说：靳的性格好象变成了另一个人，由消沉变成说话就慷慨激昂，并流露出不想念书了，应该作点为国、为百姓有用的事。一九三七年三月以后再也不见着他了，有人说他可能到乡村演话剧去了，这时我想靳凤衔可能去搞抗日救亡活动了(一九七八年，哥哥回忆：当时崔巍即在美专搞话剧，靳就参加了崔巍组织的救亡义演活动)。一九三八年寒假，我到原温泉女中同学骆荣华家去玩，她告诉我，他的二哥走了。我问去那里了。她说不知道，据说是抗日去了。出于羡慕和敬佩，我脱口说出了：“那该多好啊!”她用非常惊奇的眼光看着我说：你也羡慕这个?我自觉冒失了，赶快转了话题。又想起一九三八年春节，我去宣外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陕西汉中十二邑会馆，给同乡(城固人)薛婆婆去拜年，发现她大、小两个女儿薛恒文、薛恒云都不在了，我问去那里了。她吞吞吐吐说到外边念书了。这件事我总觉得有些怪，家里有长年卧床不起的病母亲，只有三姊妹，就走两个(一九五一年我在北京陕西关中会馆看到她家二女儿薛恒吉，她告诉我，她姊妹那时去抗日了，五一年都在武汉工作)。那年大表叔王肃堂的儿子王仁济也不见了(据王仁济一九八七年夏讲，他们三人一同去抗日了，先到了延安。王现在第四军医大学，原任副政委)。从黄隽两次谈话中证实：牛玉屏要我保密的话，保定西山里有打日本的军队的话是真的。一九三八年秋我和王润华、贾秀霞议论过高二的南林香以及王英令都不见了，现在可以证实她们都去抗日了(据说她俩抗日战争期间在冀中工作)，因而内心里更感到幸运和鼓舞。
没几天王润华和我在北海西岸会见黄隽，她交给两张表，名称大概是“民先队员登记表”，让我俩填好到宣外骡马市大街果子巷保安寺小学找她，表的内容主要是原名、化名、年龄、住址、职业，为什么志愿参加民先等。我和王润华一块在学校商量着填表。我化名张倩萍，王化名记不清了。
我俩用手绢把表包成很小的小包，攥在手里，准备万一路上遇到意外好处理。乘电车快到西四丁字街口时，车突然停了，有人说戒严了，日本兵要上车搜査。车上人们嘈杂乱动着，我俩凝视了一下，意思是不要惊慌，本能地挤到人群中去，并注视着车外情况。心里很着急，表面上都在努力镇静。不久解严了，一场虚惊以后我俩会意的微笑着。到预定的地点找黄隽，她从一间小西房里出来，就在这间屋里，我俩交给她填好的表，简单告诉她路上险些出事，她说：你俩没有惊慌失措还不错。
参加“民先”以后，我的心情十分振奋，认为自己思想很进步，有点得意洋洋，特别看不起那些打扮的时髦的“阔小姐”，不和她们接近，说起话来很激昂，衣着更朴素，也不扎发带了，处处表现自己是进步的。和二校来的同学在感情上更融洽了，认为他们藐视我们走读生的感觉消失了，课余时间尽情学唱抗日救亡歌曲。过去感受到的旧社会的威胁，悲愤情绪也小了。王润华比我表现的还明显。
利用课余和回家的路上，我向寿琴、郭云英(改名孟堤，现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关佩兰、王承珉、丁静宜等同学作过简短的宣传，以发泄对日寇的不满，讲到只要大家齐心抗日救国，就亡不了国，决不能甘心作亡国奴等等。
上日语课文更捣乱了，高声吵笑起哄。记不清谁出的主意，我和贾秀霞买过“铁蚕豆”给周围的同学，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一齐咬出“咔”的一声，或者全班把桌盖用力一齐拍下，老师生气了，我们哄堂哈哈大笑，搞得日语教员很狼狈，我们得意的认为这是胜利。以后要求用日语问早安，王润华、贾秀霞和我商量这太可恨了，但不叫要扣分，我们就采取含糊其词的发音，将日语“先生”念成“孙子”，骂完就笑着跑了。
可能是五月份的一天，王润华和我去接关系、在北海西门里，坐在垂柳下的石凳上，黄隽讲，你们俩已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这个组织是秘密的，只能咱们三个人之间联系，要听指挥。稍停下、她以非常严肃的语调批评我俩说：你俩太不注意隐蔽了，你们平时表现太突出了，今后特别是接关系来，要穿的华丽一点，可以擦点胭脂，抹点粉，扎上发带、蝴蝶结要鲜艳一点，要学会作秘密工作，注意隐蔽，如果象你们现在这样得意忘形是会暴露身份，发生危险的。我感到很惭愧、表示今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语行动，回来反复考虑自己太幼稚了，这一段表现过激，如果有人注意，会觉察出我俩和以前忧郁的心情有了变化。
以后大约有一个来月的时间，“民先”没有活动，主要是复习功课准备学期考试，同时，又积极排练欢送毕业同学的节目，各班准备了“五四”以来的进步歌咏、钢琴独奏、话剧等，六月底演出了三个晚上，王润华饰“雷雨”中的冲儿，我饰易卜生著的四幕话剧《少奶奶的扇子》中的女主角。高年级还演出了“娜拉的出走”和“孔雀东南飞”等节目。那天，大礼堂里挤满了人，许多家长、亲友也来看，演出后大公报(或晨报)在三版头条发表评论：总的认为是成功的，当然限于没有生活的实践，我主演的角色还没有完全符合剧情的表现。
七月以后，黄隽第五次约见我和王润华，这次我俩特意在穿着打扮上下了点功夫。大概在北平图书馆东侧，首先她给我们讲：这一段时间，外边抗日救国斗争发展的很快，决不要只看到北平城里日木人统治的越来越严了，只要人民大众觉醒，齐心团结抗战，最后一定能胜利。要注意团结同学，紧接着她说：今年夏天四、五十天连阴雨，有的地方发大水了，你们同学里有人早就要走了，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念书，那里没有日本人统治，我俩问谁走？那个地方在那里？我们不愿在北平当亡国奴，我们也要走。黄隽讲：哪些同学走不能告你们，去的地方也不能告诉，你们知道有这么个地方没有日本的统治就行了。又说我俩家庭生活比二校学生好，吃不了那个苦。我俩反复解释，要求也让我们去，黄隽没有答应而且干脆地说，这里也需要人作宣传，突击发展队员工作，你俩年龄小，还是留下来。我俩无可奈何地失望而归。但这次谈话，象火一样燃烧着我的心：我多么向往也走向那边祖国自由的土地。我和王润华急切的心情不能平静，第二天主动地去找黄隽。黄隽首先说你俩不愿留下要走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那边很苦、要爬大山，经常吃不上饭，你们不想家吗？我俩说：只要能到没有日本人统治的地方去，什么苦都不怕。黄隽很严肃地让我俩很好地想一想，离开大城市，爬大山，吃的小米饭里有时还有不少沙子，经常没有菜吃，衣物十分困难，日本人要进攻，要打仗，斗争很残酷，很危险，甚至要牺牲的。我俩轮番地说明要走的决心，不怕困难和牺牲。黄又说，你们还小，还是留在北京工作吧。我俩又挚诚的表示，没有祖国那里有家，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黄隽沉思了一下说，王润华可以走，你留下来。她认为我的家庭生活还过得去，怕我不能吃苦。这几句话把我急坏了，一再说明我家境很不好，大家能吃的苦，我也能受，我坚决要求走，黄最后说再考虑一下吧!这天回来，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走不了怎么办，一夜睡不好。第二天王润华高兴的样子，刺激的我非常难过，我让她和我一起去找黄隽。第二天下午，在北海的西岸，黄隽冷静地听了我的郑重要求：出去以后不论遇到多么严重的艰苦和危险，决不后悔，不自由勿宁死。这时，黄隽答应也让我走。一再嘱咐不许告诉任何人，等开学以后过一段有机会再走，现在因发水路上不好走。并让我俩作点必要的准备，那边衣物十分困难，要想办法先带出去几件衣服，由她转过去，干万不能让家里发觉。至此，我的心情和王润华一样地兴奋愉快，还有贾秀霞，每天我们三个人高高兴兴地上午在家作作业，做家务活，下午步行去北平图书馆看书。无论何时心里都充满着希望，为就要走了而自豪。记得我从家里悄悄地拿出一件兰布大褂，一件紫红花的夹袍，一套衬衣，一双袜子。
九月一日开学后发现董秋芳，王桂芬(改名王宇、林琦，抗日战争中病逝)不见了，我和王润华明白了，原来要走的同学就是她们。不久，黄隽找我俩要研究事，我俩赶到预定的中山公园，黄隽说：现在有个走的机会，时间还没有定，大概不会久了，我和王润华是一个小组，这个小组还有一个名额，可以再带走一个人，找好了和她很快联系，并要我俩每人准备好一双黑色一带布底鞋。这消息使我俩喜出望外，予感到走的时间不会远了，商量着我去学校说明助学金还没有寄来，把要交的十一元五角学费留在我的身边。我俩回到学校立即认真分析找谁走，考虑了平时和我要好的，思想进步，有反抗精神的几位同学，有贾秀霞、寿琴、丁静宜、曹菊生(已早逝)、王毓贞(解放后任女一中书记，文革中被迫害死)、苏英和郭云英等，其中重点考虑了和我俩最好的同学寿琴、贾秀霞。对寿琴我很了解，我们经常一起发泄对日寇统治的不满、动员她走有可能成功，但她是家中最小的一个、母亲很疼爱：怕她舍不得家，吃不了苦，万一告给她的母亲要惹出大祸来。我和王润华的家里如果知道我俩要走，肯定要把我俩锁起来，一切都完了。衡量了许久不敢去谈。贾秀霞和我俩从小学同学，在思想行动上是一致的，但她当时有具体情况可能妨碍她走的决心，其他同学之间没有深谈过、更不敢冒然谈话，可是，我俩又不甘心浪费多走一个人的机会，认为能挽救出来一个是一个。最后，我毅然把寿琴的二哥作为目标，从寿琴那里我了解他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反抗精神，从他指示我努力方向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经常通过寿琴借给我许多进步小说，有巴金的《家》、《春》、《秋》，鲁迅的《彷徨》、《呐喊》，高尔基的《母亲》等等。我们没有面谈过一次，但我相信他的思想比我成熟，勇气比寿琴大，也分析没有交往，突然去谈，时间短促，他会相信我们吗?会遭到拒绝的。王润华认为，可以谈谈试试。第二天下午，我俩到祖家街男三中高中按他写信用的名字“一鸣”(不知道真名)找到了他，说有一件事想和他谈谈，他被我俩突然到来搞得有点莫名其妙，问有什么事，我们说这里不方便，便约他第二天下午在中山公园大门西边假山前见。
第二天由我主谈，王润华在一旁参谋助威，主要讲有个机会到很远的地方去念书，那里不当亡国奴，去不去。他着重问了：你们是谁组织的，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他第一个急切了解的问题，我不能答复，不能告给他是“民先”组织的，只能说是我们自已要去的。第二个到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只能说到很远没有日本人统治的地方去，再多的我也说不出来了。中间我们和各自的参谋又商量了一下，最后他说你们到哪里去应该知道，不敢盲目。他同来的好友的姑姑在冀中一带，曾约他们去，因发水，准备以后去，又说再有一年就高中毕业了，以后再说吧。就这样婉言拒绝了。我俩对这样的结局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对他很婉惜(这位同志在抗战中参加了地下党、作地下工作，解放后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离休)。
我俩又深思该去找谁，再次考虑贾秀霞和我俩有深厚感情，第二天(大概是九月十日)，我俩在学校找贾秀霞谈了，她欣然同意一起走，我们都很高兴。当天下午我和王立即找黄隽，说明两天工作情况，黄隽很郑重的说走的时间已订在九月十三日，要做好一切准备，要极端保密，不许有任何一点异常表现，这不只是你俩个人的安危，而是关系重大。并决定再一次接关系，让贾秀霞也来，一同订妥走的暗号。
九月十二日下午三点最后一次接关系，在中山公园大门西边的假山前见到黄隽，向她介绍了贾秀霞，然后到偏僻的地方去谈话。黄隽严肃地说：你们每个人要认真记住，明天早上离家的时间，王是六点，薛是六点半，贾是七点。接着她说：在西四牌楼去西直门的电车站集合(靠西边，左行线)，坐电车，八点钟必须到达西直门城门。又说：那里有宪兵和日本兵检查、如有人问去干什么，就说准备考试，到颐和园去复习功课。接着为我们定了衣着规定：我们都穿蓝布大褂，我外面穿藏蓝色有花孔的毛衣外套，手里提着紫红大花格书包，头上扎一条紫红色毛线头带；王润华拿红、白格书包；贾秀霞外穿紫红色、白色大花格高肩风衣，手里也提一个书包；每人都穿白袜子，黑色一带布底鞋，每人书包里都装两三本教科书和一点吃的东西。黄隽又说，坐汽车到颐和园下车，在正门口将有一位男青年穿藏蓝布大褂，和我们对暗号。暗号是：男青年问“你们到哪去”。由王润华回答“到姥姥家去。”再问“小弟弟怎么没有来。”再答“没有带来。”对方说：“那咱们一路走吧!”这样就接对了关系，就会把我们送到要去的地方。
黄隽再三嘱咐记住时间和暗号，路上不许打听村名，这是纪律。到那边去要好好学习，要能吃苦，不怕牺牲，又说她原来是不想让我们走的，在北平有家，好掩护。你们坚决要走，就去吧，以后再见。就这样和黄隽依依不舍地握别了。
我们怀着激动留恋的心情买了一点吃的东西、回到家已经快黑了，从母亲的语调中、我已察觉到她对我回来晚了，十分不满。我仍做作业，希望母亲早一点睡觉，我好留信。母亲这晚特别恼怒，一再训斥：供我念书不容易，不早回家，在外边玩，没有出息等等。在即将离开北平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的思想感情十分复杂，一方面盼望着夜快一点消失，明晨我就要奔赴光明；同时又有着无限深情的留恋与怀念：美丽的古都北平是我出生，成长近十五个春秋的地方，古老安详幽香的北平图书馆，壮丽的北海、中山公园，还有西单商场的旧书摊，给我增长知识，促进我思想健康成长；母校古老的大殿，高台阶教室，广阔的操场，苍绿参天的松柏；寿琴、牛玉屏挚友的情谊，使人多么留恋。当我想到明早就要离开抚育我的家，不禁深深怀念远在原籍的父、兄，怜惜多病的母亲：聪明的妹妹，我多么想把她“救”出来，可是她只有十周岁：嫂嫂(呼延全梅)近日回原籍，一九三七年的端阳节已成我家的最后一次团聚，我走后母亲又将是如何度日？这些记忆将永远留在我的心底，同时也激励着我要奋发向前。我作了十足的不再生还的思想准备，下定决心去为民族解放斗争，但母亲并不理解我，我感到十分心酸。我多么想说，妈妈你错怪了你的女儿，我不是你说的那样，我只有今晚和你度过了，这也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夜晚。可是我什么都不能讲。我压抑着自已的感情，对母亲说，您别骂我了，以后我早回家，我是在学校复习功课，没有去玩。她仍然不听，我伤心地哭了很久。后来听到母亲睡觉了，这时用作业本掩盖着，赶快给父、兄和好同学写信，告诉他们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念书去了。留给母亲的信请她不要为我的走而难过，相信我走的路是光明的，千万不要声张、免招灾祸，希望她学习法兰西革命战争中的一位英雄母亲、她曾经亲手相继送走了三个儿子上战场，他们牺牲后，这位伟大的母亲没有痛苦地倒下去，而仍然在战斗。然后整理我心爱的小盒子，带上几张照片，幼稚地想着爬过大山，就是和幼师一样的学校，于是把牛玉屏留给我作纪念、亲手编的丝绳电灯罩也带上。这夜几乎未睡。
第二天快六点了，我该走了，妹妹问我怎么走的这么早，我说去复习功课。给她和弟弟留下两个梨，我非常害怕嫂嫂发现我留的信，一路小跑着赶到西四电车站。王润华已在那里张望，七点钟贾秀霞也来了，趁着等车时间，我们怀着惜别的心情，在“同和居”吃了早点。八点过西直门岗卡，只有男女警察，也没有询问和检查，我们紧张的心情才缓和一些。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是我们一生中重要转折的一天，按着黄隽的安排，顺利地在颐和园正门口和一位男青年接上了关系，踏上了征途。
（三）
对上暗号，我们非常高兴。这位青年说还有几个人一起走，他叫过来两位男青年，可以看出一位是学生(现名卫林、现在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另一位看不清身分(周志贞)，还一位四十多岁、手拿手杖，跛脚，戴眼镜象教师的人(肖丹峰，现吉林省人大常委主任，一九八七年据潘峰——原平西军区政治部付主任——讲，肖是北平地下党派来专程护送我们的负责人)，再有就是一位天津口音的女青年(姓王，女工，一九四一年秋反扫荡中被敌包围在平西蔚县壮烈牺牲)。
他自我介绍叫郇宇(后来才知道他是党的地下交通员)，他带我们去边区。他带着我们很快地顺着颐和园南墙走到墙西，然后走向田间小路。不久，下起了小雨，头发和衣服都湿了，路非常泥泞，一条没有桥的小河拦住了去路，郇宇招呼趟过去。
快到中午，他说你们先到村边杨树林里休息，我先进村。当我们走进树林，突然发现同班同学张秀华(改名朱莱，李毅，一九四一年秋反扫荡中在平西蔚县壮烈牺牲)，下一班同学杨曼云、还有一个女孩(杨的十二周岁的妹妹，改名李华、罗兰，现在中央广播部播音工作，离休)，正坐在地上，我、王润华和贾秀霞吓了一跳、转身就跑，郇宇笑了说，别害怕，咱们都是同志！
“同志”，多么崇高的称呼啊，一股难以描述的激情使我的眼睛湿润了。郇宇又说林里还有你们的同学，他带我们到了甲公所(村名可能叫小屯)，看见周慕贞(改名刘瑾华，原在国务院农办工作，病休)，马川富(改名高达岑，抗日战争中在平北病逝)，原来我们都是"民先”队员、我和周同座位，两年互相都没有发现问题，
大家高兴极了。
午饭吃的是第一次没有酱油的挂面。忽然发现又来了一位男青年，不爱说话，总是笑嘻嘻的，听郇宇说要他给我们每人买一双胶鞋。傍晚骑车子从海淀买回来了，以后不见这个人了(后来才知道他改名肖芳，搞电台工作，据说解放战争中在东北失踪)。
第二天在前沙涧甲公所后院午饭后休息时，甲长突然来找郇宇说；“不好了，有十六个日本兵坐着一辆卡车来宣传，已到了前院，有人正支应他们。”顿时，我们都紧张起来，郁宇和肖丹峰商量一下，由甲长带我们跑出西南角门，肖因腿不便躲在角门后手里紧紧拿着手杖，准备自卫，我们向西拼命地跑，跳过很宽的大水渠，藏在了一片坟地里。不许说话，不许动。坟地长着茂密的荆条，枝叶上爬着很多一寸多长，有触角的黑虫子，实在让人害怕。但现在顾不得这个，主要想被敌人抓住了怎么办。时间不长，便听到有人喊；“回来吧，宣传队走了。”我们回村去，可笑的是到了大渠边，没有一个人敢跳了。
回来又看见站在村西边，里外穿着白粗布上衣，外面的衣襟敞开，腰里缠着黑布搭包(腰带)，头上戴着旧草帽的人，仍然站在那里注视着我们。
郇宇过来说，原来打算今天住在这村，现在日本兵来了一下，需要离开这里，向前走。下午，我们走到山脚下的车耳营村，郇宇召集我们说：“咱们今夜过封锁线，从妙峰山上两个相隔十里的日本人的岗楼中间通过，山顶上有时有日本兵的巡逻队，咱们走的是大峰口，上山三十里，不准歇息；要在天亮以前赶下山去；每两个人一组，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掉队，这是纪律；要换上胶鞋，发给每人一点碎白纸块，作为联络用。”又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这一带甚至海淀已有了秘密的抗目工作。今天站在前纱涧村西的那个人就是在这一带开辟工作的，是专来掩护咱们的，他腰上别着两只枪(后来听说这是一位老红军，抗战中在这一带牺牲了)。听说我们就要穿过敌人封锁线了，快要脱离日寇统治的地方了，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和紧张，十分敬佩和感激今天掩护我们的那些同志，离城二十里的海淀有了秘密工作，使人信心倍增。
郁宇让好好休息，晚上好走路，可是我们心情无法平静。晚饭是杨曼云、马川富主动烙的大饼。
天黑以后由郇宇带队，出发时突然发现有十几个老乡用背架背着纸(印边区钞票用)。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我们的后边走。我和贾秀霞挽着手臂，一步步向山上走去、有的地方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在拐弯处或岔路口撒有小碎白纸块，夜是那样宁静，只有山间流水叮咚地或咆哮的流淌声和我们的脚步声。山上有一条盘肠小溪，水面上只有一块块相隔的搭石，我们不会踩，经常踩到亮处正好是水中，“扑通”掉在水里的声音不断发出，我想如果平
时这样，我们早就哈哈大笑了。就这样，越爬越艰难，速度越慢，不停地喘吁着爬到了山顶。
前面传来话：马上要下山了，要注意，不要摔着。向下看仍然是黑黑的一片，弯下腰也辨认不清路，只能互相拉着手一步一步向前移动，前面的路更狭更陡直，还有豆粒大的砂子，滑得站不住脚，迈不开步，人们不断摔跤。
这时，前边指挥要我们坐下，让后边背纸老乡先走。我们真佩服老乡们背着那么沉重的卷纸，拄着棍子、两脚又快又稳地走下去了。
前边传话：下山只有三里，坐着向下滑吧。到山下、天色已朦胧，发现已到一处院子里。房东热情地给我们腾出一大间暖房子，又为我们烧水、做饭，让我们快上炕休息。天亮了、我們互相看着一个个的狼狈样，都大笑起来。每个人的大褂开叉已撕到胯骨上，屁股后面都是土，布磨得已经快破了，鞋是湿的，两条腿疼得上不了炕，走不了路。刨宇决定在这里休息几天，他给大家介绍房东姓王(这里是进出山的交通站，后来又听说姓鲍，被日寇杀害了)，这个山庄叫六郎洞，属昌平县阳坊管。是咱们进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联络点。
房东家人口不少，照顾我们非常周到，第二天专为我们杀了一只羊。山庄附近自然景色非常好，有许多核桃、山楂、海棠等果木树，还有一股泉水。
记得到这里的第三天是我十五周岁的生日，罗兰摘了一把海棠果送给我过生日。
第四天郇宇带领我们向前走，中午，走到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地势险要的山沟里，我们说说笑笑快到山口外的地方，突然有人大喊：“站住!口令？”郇宇赶快去答话。我看见村边墙上写着“田庄”，有穿着绿粗布军装，手里拿步枪的人。
进村后郁宇说；“这是咱们人民自己的军队，是抗日救国的八路军。”同志们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们，争问日寇统治北平的情况。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军队，好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往日多少欺压屈辱都涌上心头。我们每个人都激动得流下热泪，有多少埋在心底的悲愤要向亲人们倾诉。
大概是第二天，我们又是第一次坐上大木船。河上还有一条铁链，渡过了混浊的永定河。中午到达青白口村。
这里正在召开纪念“九·一八”大会，我们被邀参加。当我们看到男女青壮年自卫队，儿童团排成整齐的队伍，有的扛着土枪、长矛，有的扛着红樱枪，有的拿着大刀、剪子，妇女自卫队头上罩着白手巾，身上穿着浅蓝色粗布上衣，剪着短发，有的可以看出放足的时间不长，但都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一、二、三、四！”检阅着自己的力量。一队队振臂愤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昂首挺胸高唱着纪念“九·一八”小调和其他抗日歌曲。这个十分雄壮的场面，强烈地激动着我们，每个人都激动地哭了起来，有的甚至泣不成声，就连肖丹峰那样老练的同志
也不例外。我们从内心感到羞愧、悲愤，农民群众早已武装起了，我们觉悟得太晚了。郇宇和当地领导同志一再安慰鼓励我们。大会要求我们派代表介绍日寇统治下北平的情况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抗日救国情况，我们推选肖丹峰、杨曼云去介绍。台下人群中不时发出愤怒的口号声，最后欢迎我们上台唱歌，记得唱了《新编九·一八小调》、《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
第二天，我们到达马栏村平西分区挺进军司令部已经是下午了。郇宇告诉我们，先休息一会，萧克司令员要来看我们。我和贾秀霞、可能还有张秀华、罗兰在院里坐着，一位穿着灰色布军装，戴着帽子，扎着绑腿，穿着山鞋，左臂上带着“八路”臂章，比较瘦但很健壮的中年人走过来，问：日本人占领北平以后的情况怎样？几天来，走过的地方都有类似的问题提出，一提到这些情况，就感到是耻辱，很不愿意讲，只好简单地回答上几句。这人看出了我们是漫不经心的应付，也就进屋去了。一会儿，郇宇出来说，刚才和你们说话，怎么不好好回答？！他又严肃亲切地说：他就是肖克司令员！我们立刻很紧张，感到惊讶和崇敬。在我们的想象中的“司令员”，一定是又高又胖，非常威严，还会有不少士兵簇拥着的人，实在没有料到肖克司令员是那样朴素，平易近人，竟一个人出入。我们向邹宇说明内心的隐痛，现在已经不礼貌了，怎么办？他说你们的心情肖克同令员是理解的，不会责怪你们。
然后我们一块进屋去见萧克司令员。进屋后肖克司令员让我们坐下，叫“小鬼”(小八路军)，用脸盆端来核桃、红枣和梨给我们吃。同时，又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从北平大城市出来，走了几天了，一定很累了，赞扬我们敢于离开学校、家庭到敌人后方来抗日，要我们作好要吃苦，不怕牺牲的思想准备，好好学习、锻炼。我们争着请萧克司令员给我们签字留念。他手拿着笔记本写字，这又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的新奇事，我们试试，根本不会写，太羡慕了，真是了不起！
晚饭，萧克司令员亲自和我们聚餐。几天来，白天爬山走路，夜里两、三人合伙盖一条被子，有时被子破旧得难以相像，怕有虱子不想盖，炕是那样冰凉，还只有炕席。无论生活上怎样不习惯，没有怨言，激情高昂地迎接一切困难，毫不畏惧。我们想挣脱枷锁获得自由的人，每天边走边唱边笑个不停。也有个别的同志因缺乏要克服困难的充分思想准备，有些消沉，大家给以帮助。
第二天，不到中午便到达了大三里村，郇宇说咱们到驻在这里的冀热察区党委去。我们受到区党委书记马辉之同志、宣传部长张明远同志和王敏同志(马辉之夫人)、黄哲同志(张明远夫人)以及平西妇救会主任冀平同志等的热情接待和鼓励。他们指出，我们是一批空前的、年岁最小的、人数最多的，到达平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当时我们这批穿大褂、花外套的人的到来，轰动了机关和村里的群众。
过了一会，郇宇告诉我们说：他已把我们交给区党委了，我们都留在平西了，不再向前(边区)走了，他们任务完成了。我们着急地问他：你说的是送我们去边区，边区在哪里，我们还是要去边区。他说：平西分区是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边区所在地离这里还有五百多里，还要过铁路封锁线，区党委考虑我们年岁都小，一路十二个人就有九个女同志，所以不要再走了，平西也需要干部。他又说，这里还有你们的同学，一会就来看你们。就在这时候，董秋芳、王桂芬跑来了，大家在这里相见，分外亲切，搂在一起相互拍打着。
区党委首先要我们改假名，以后不许再叫真名。这真是件难事，好几天别人叫自己的假名都不知道回答。当天，又给我们解决被子，区党委机关一下子没有这么多被子，王敏同志把他的一条绿灰格的被子给了我。黄哲同志拿来黄隽转过来的衣服，也交给我和王润华。我们为自己的大褂难为情，两、三天都剪成了小褂。几天以后，给每个人发了一套绿粗布的军装，一个“八路”臂章，一付缠腿，我们练着打背包，打缠腿。杨曼云、王润华把头发推成男式分头。
中秋节，区党委组织欢迎我们的会餐，在当时，能够吃上一顿白面韭菜肉馅包子实在不简单了(据区党委供给科长彭城说是他从山外门头沟一带搞到的白面和菜蔬)！晚上在明月下召开欢迎娱乐晚会，同志们演唱许多抗日歌曲，小八路宣传队员伴着口琴给我们表演了骑兵舞等，我们集体唱了许多歌以后，每个人都变成了被欢迎的对象，欢迎的啦啦声、掌声、歌声和笑声交织在一起，我们被欢乐陶醉了。
几天以后，又一批三个人(周华、周洁、苏媛，她们是妯娌、姑嫂关系)从北平出来，到了区党委，区党委指定张克宇同志(新疆公安局长，文革中被迫害死)为我们这两批办训练班，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使我们初步知道了一些坚持抗战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每天晚上由平西分区妇救会主任冀平(抗战中病逝)、黄哲、王涛和林琦带着我们到老乡家去串门，学习农民的语言，锻炼和农民接近，学习如何向群众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
这个新课题比读书难的多，还没有叫出“大娘”两字，脸先红了，更不想抱老乡的小孩，不懂得农民的生活，找不出要和老乡说的话，但是我们有决心学习。
两个星期的学习结束了，区党委指出：现在形势需要，不能只读书，要在工作中学习。征求了每个人志愿作什么工作，我提的是愿去报社或剧社工作。不久区党委组织部分别找我们谈话。我是王野舟同志(现广西中医学院书记)和我谈的，他要我到地方作群众工作，就是发动大农村妇女参加抗日救国和妇女解放运动。我很害怕，申述不去的理由。王野舟让我再考虑一下。
不久正式宣布了，我们八个女同志(九月十三号出来的七人，加上王涛)分成两个组：贺露(后改为石梅，即王润华)、赵丽卿(赵立青，即贾秀霞)、罗林(洛林，即杨曼云)、高达岑(马川富)去昌宛县妇救会，王涛(董秋芳)、刘瑾华(周慕贞)、朱莱(后改李毅，即张秀华)，和我(改名张伦，即薛文琰)去涞(水)涿县妇救会工作。我们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了区党委，踏上了新的征途，
从此，一个全新的生活开始了。
人总是不能忘记过去的，四十多年前的这一段经历至今记忆犹新，炽热的爱国思想把当年我们这些年少的孩子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不止是我们，抗日战争时期，从全国各地的敌人占领区奔赴延安，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何止成千上万，只我们学校前前后后就有二十多人。我们敬爱的黄云大姐和张藩老师也都先后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不幸的是，高达岭同志过早地病逝了；我们的好朋友、好同志李毅，也不在人世了。一九四一年日寇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李毅和从天津出来的两个女工，在蔚县陈家台的大西沟被鬼子兵包围时，她们宁死不做俘虏，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拉开了手榴弹，壮烈地牺牲了。年仅十九岁的李毅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们怀着深情悼念她，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