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幸福，坐在这里写一篇与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的书评，而自己却兴致浓浓，想来这也是幸福的一种。

秋原的《乱世靡音》，重现了中国近现代的“江湖乱世”，从旧艺人的人情世态，到民国时期的传媒发展和娱乐八卦；从私盐、鸦片生意的发展历程，到军阀、青帮与租界的款曲互通，再到乱世崛起的枭雄，构成了一幅广阔而生动的民国底层江湖画卷。

自己断断续续的读了数周，鉴于本书的内容与年代跨度较大，自己试着用几篇，把自己感兴趣的部分一一引述出来，夹叙夹议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也是一翻乐趣。本篇先从租界下手。

说到租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香港电视剧《上海滩》。1980 年代以来，内陆引进了一系列以上海滩租界为背景的影视作品，给刚刚从8个样板戏过度到伤痕文学的大陆影视观众上了一剂猛药：香港电影《精武门》和邵氏影视作品中没有《苦恼人的笑》，连续剧《上海滩》经历着另类花花世界中的《蹉跎岁月》。这些作品让封闭已久的内陆民众惊觉，原来电影不仅仅能够斗私批修，更能展示《万水千山总是情》。香港影视人拍摄的以上海租界为背景的各类影视，之所以能够吸引人，除了拍摄理念技术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人基本上是从1920、30年代孕育于上海滩，渡江战役前成“建制”逃到香港继续发展影视，骨子里面深藏着上海滩的往事与心态。尤其是香港这个当时港英政府控制下的殖民地城市，提供了与旧上海高度相似的租界社会环境，由此导致港台的娱乐产业继续延续着1949年以前的“江湖法则”。

一、租界的登场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第一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以《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中有关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条款，要求江苏省上海道台宫慕久出租上海县周边的一块土地，供英国人长期占据。两江总督应允，中英 双方签订《上海租地章程》。租界在中国国土出现了。

因为拥有领事裁判权，从国家外交形象与民族尊严层面上看，租界就是丧权辱国与民族耻辱的符号。但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上，租界的存在也成为中国持续接受西方舶来文化的窗口。同时，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也是因开辟租界而形成的现代城市。这些租界城市相对的开放、繁荣和一定的包容，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段时期，引领了中国流行文化。

二、租界的在上海的拓展

继英国之后，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在 1848、1849年开辟了租界。又利用太平天国运动、小刀会起义，借口修改租界章程。三国多次要挟清政府租界扩地，到1899年，英美租界合并的上海公共租界面积22.3平方公里，南侧相邻法租界在1914年达到10平方公里。

为了解决交通，清末法国人从日本引进了人力车，1913年，公共租界当局要求运营人力车必须漆成黄色，才有了“黄包车”的别称，而旧上海的黄包车夫，普遍是青帮成员。

租界外侧是中国政府管理的华界，由公共租界以北的闸北和法租界以南的旧上海县城组成。两个租界和华界，各有独立的司法机关和治安弹压机构。各管一方，互不兼容。“三界四方”的格局就此形成。这给了青帮分子提供了庇护场所，帮会分子和动荡逃难避祸者经常把租界作为世外桃源。使得租界内的华人人口迅速膨胀。依《上海通志》记载，1910年，法租界与英美租界共计人口61.7万，其中外国人只有1.5万；到1925年，租界总人口升至113.7万，其中华人占96%.

三、租界的规划与工部局的设立

大凡涉及到旧上海，除了巡捕，听到最多的就是“工部局”了。在不知道工部局的由来之前，我一直认为工部局是清朝六部中的工部在上海设置的一个分支机构，用来与租界共同管理的机构。而实际上，只说对了一半。

租界设立后，英美法三国最初采取的是“分设租界、共同管理”模式，设立工部局（The Municipal Council,即市政委员会）。当时中国还没有市政等词汇概念，租界从上海县城以北的荒地开始平整地基，营建码头、修路盖房、铺设上下水管线等城市基础初期规划，在中国传统六部职能中，这些工作由“工部”负责，为便于华人理解，命名“工部局”；同理，租界也用巡捕代称警察。

                                                                                             上海公共租借工部局旗

由于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法国在与英美的涉华竞争中经常被忽视，1862年4月，法租界单方面宣布成立全部由法国人组成的“公董局”，也类似工部局，标志着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分道扬镳，两大租界在上海并存。

在运作上，由英美两国主导的公共租界名称是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堪称万国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即最高权力机构，一切重大决策由董事会辩论投票表决，无须向英国国会和美国总统呈报。英国人长期在董事会占据六到七个席位，此外，德、法、俄、日也曾都有过席位。1928年起，被迫应对收回租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公共租界董事会首次出现的三名华人董事。

而法租界的工部局董事会基本上是法国驻沪总领事说了算。这就给后人留下一个普遍的错觉：在旧中国时代，上海到底有几个租界？

四、租界的治理与华人的参与

                                                               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193号——原上海公共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工部局

在这个华洋杂处、华人居多且大多数处在底层的国中之国里，为把华洋两套不兼容的社会系统实现通畅对接，方便租界当局与外资工商企业有效管控华人，亟需物色一类人充当转接器。于是就出现的“拿摩温（英语 Number one)”、包头和华人巡捕。

而租界本身的规划格局和市政管理体系全盘西化，给旧中国提供了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模板。租界在行政规划、市政建设、司法治安、工商运营税收、文化用语等都不与外界兼容，租界当局也亟需物色一些替他们打理事务，维持租界运转的强力人物。

几十万华人涌入租界免不了治安案件频发，而租界也注意到案件基本都与华人的帮会有关，为破获和防范此类案件，同治四年和同治八年，英法租界开始招募华人巡捕，至20世纪初时，两块租界的华人巡捕名额都超过各自巡捕总数的一半。洋人也慢慢懂得了在中国凡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必要性，即：“差役不进帮，饭碗端不长；帮会不同差，生意敲不成”。于是就有了青帮三大亨之首黄金荣的出现。

五、法租界的华人巡捕及青帮对租界巡捕房的渗透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

晚清时的上海法租界，对华人巡捕的警衔设为四级九等：最基础级别是巡警（共3等）；巡警之上是探员（共3等）；再上是探长或巡官（两等）；最高级数督察长。在督察长之上还有正副总巡官，都是法国人担任。

黄金荣从1892年进入巡捕房担任外勤便衣，也就是“包打听”开始做起，“以中国人的习惯解决问题”，并大力扶植亲信门徒，到1921年底晋升至法租界首位华人督察长。1921年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会议在法租界贝勒路李公馆进行时，突有不速之客闯入，导致会议转移至嘉兴南湖。此不速之客就是黄金荣引荐到法租界巡捕房的门徒，程子卿，当时已任租界政治处探长，1928年，也晋升为华人督察长。

六、国民政府对租界的收回

1941年5月下旬，美国与英国磋商，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以增强中国对日作战的效能”。1942年10月10日，英美两国同时宣布，废除在华之不平等条约，此后，中、美、英三国就订立新约问题，在重庆举行谈判。此后，其它国家相继与中国签约，废除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

1943年1月11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简称《中美新约》。同日，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与英国代表薛穆、黎吉生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简称《中英新约》。两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1、美英两国同时撤废在华治外法权；2、美英两国取消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终止该条约及其附件所给予两国之一切权利；3、美英两国终止在北平使馆界、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所享受的权利，协助中国政府收回这些地区的行政权；英国还要交还天津、广州租界；4、美英两国放弃关于在中国通商口岸制度的权利，关于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特别法院制度的权利，关于中国领土内各口岸雇用外籍引水人的权利，关于两国船舶在中国领水内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的特权，关于两国军舰驶入中国领水内的特权等。1945年，国民政府正式收回上海租界主权。

        看了本书，解决了我对旧上海租界的不少疑惑，比如本文提及的工部局的作用，为什么反映旧上海的影视作品中总是提及法租界等。实际上《乱世靡音》重点围绕鸦片战争以来的江湖会党与娱乐行业的变迁与相互的关系，租界只是反映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奇特纺织机”，把江湖政商编织的更加光怪陆离，也带给了我们诸多悲欢离合的历史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