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80年代的时候这里很贫穷，却是很热闹，村民们非常淳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村子里，有十几户人家，几乎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每当放学后或是节假日，孩子们呼朋引伴，在村子里玩。跳绳，老鹰抓小鸡，捉迷藏，玩得尽兴时满村跑，常常到天黑家人呼唤吃晚饭才肯回去。大人们也经常在村子里拉家常，水井边，小河旁，田头，屋后遇上了都要说两句。每逢村子里有人家办喜事，或者过年的时候杀猪宰羊，全村的人都要去那一家帮忙，打猪晃，吃上几顿。
仿佛热闹还在昨天，如今的故乡已人去村空，只留下了一座座老房子，叙说着昨天的故事。
村子里最早盖砖瓦房子是我家的，不是因为条件好，是被逼无奈。听母亲说，她和父亲结婚新房是父亲在集体劳动之余，自己盖的。用水和泥，在泥里加上稻壳，像揉面一样使劲的搅拌揉捏，然后放在长方形的木框模里，最终做成一块块的泥块，晾干后就成了土基。用土基砌墙，用山上采来的木头做房梁，钉上剖开的竹子，铺上芦苇席，再一层一层的，铺上茅草。
那种很有韧性茅草是当时条件下铺在房顶最好的用品，既防雨防漏，又不容易上霉腐烂。可是那个时候茅草却是很难得的，农村那个时候的牛比较多，还是嫩草的时候就被吃掉了许多。建房子、烧火做饭都用的着，茅草就成了稀缺用品。父亲是个孝子，砍来的茅草大部分都加到了爷爷奶奶住的房子上面。他自己建的新房，只用了很少一部分茅草，其余的都是用麦秸铺上。
等到我两岁的时候，那个房子已经漏得不像样子，只要一下雨，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在一次雨夜，父母一夜未眠，拿出家里所有盆盆罐罐接雨，连床上也不能幸免。那一夜，父母抱头痛哭，决心一定要建一座明亮的不再漏雨的大瓦房。
父母要建砖瓦房，仿佛是在平静的湖面，扔了个巨石，在村子里面激起了很大的波澜。最新听到这个消息的爷爷首先跳出来反对，说你小子饭还没吃饱，还想住砖瓦房？你是做白日梦吧，我是没钱支持你。
那是1981年，田地刚刚分产到户不久，农民们吃饭的问题是解决了，可是经济闭塞，手里根本没有余钱。因为田地分产到户，时间相对自由，父母就决定自己上山采石，自己建窑烧砖。他们不分昼夜的劳作，经过一年的准备，采够了石料和沙，烧好了砖，又向外公家借钱，买了瓦和水泥，凑齐了盖房子的所有材料，好在树木和竹子都是自己家分的山上和竹园里的。
1982年的春天，我家开始建瓦房。父亲请来泥瓦匠和木匠又从村里找了几个帮工，开始一砖一瓦地建房，母亲负责给大伙烧饭。房子建建停停，整整建了四个月。四个月以后四间漂亮明亮的大瓦房矗立在村子里，在整个村子甚至邻村人的心中当神庙一样的膜拜。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家成了村里政治和娱乐活动中心，生产队开会，夏天乘凉，甚至外乡来修路的人也我家的堂屋地上打地铺。
后来父亲在门前挖了塘，门口栽了果树和花，就在瓦房的旁边建了一间厨房，真正的安居乐业起来。也许是改善住房的需求，也许是对我家建房的触动，以后的几年间，村里的瓦房像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到1992年我家搬走的时候，村里已经没有草房子了。
老家的房子空了几年，直到别的村一个四十多岁男人——老张，带着一个有精神病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回到故乡，托人请求我家的房子给他们暂住。原来老张是到外地当倒插门女婿的，因为过不好，离婚后，就自己出来漂泊到处去打零工。后来在外面捡到一个有精神病的女人，现在生了孩子，只能带着她们回到故乡。
老张虽然回到故乡，可是他却一无所有。当年他到外地当上门女婿的时候，户口已经迁出，田地，山林、竹园一概没有。他唯一的老母亲也是轮流到其他兄弟家过活。他的舅舅和我家比较熟识，同情他们一家可怜，就来说情请求在我家的厨房暂住。半年以后母亲回老家，看到他一家住在一间厨房实在太拥挤了，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就主动提出把大屋无偿让给他们住了，又把我家的地给他们家耕种，他们一家才算真正安顿下来。
就这样他们一住就是近二十年，当年的那个孩子成绩优秀，好心人赞助学费上了大学。几年前老张那个有精神病的妻子病故了，老张因为身体不好住进镇上的养老院。
老房子再次空了下来，村子里的其他人家也陆续搬走了，只剩下一座座空房子。夕阳西下，老房子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光鲜，曾经为我遮风避雨的老房子，如同一个迟暮的老人，颤巍巍的在风雨中飘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