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
在国内读者的视野里，“陈舜臣”这个名字略微有些陌生，而在日本文坛，他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大师级人物。
陈舜臣生于日本，祖籍中国，是著名的推理小说、中国历史小说作家。他一生著作等身，几乎囊括了日本文学界全部奖项，叱咤日本文坛五十余载。他获得江户川乱步奖、直木文学奖和推理作家协会奖三项大奖的时间比东野圭吾要早，是日本文学史上首位“三冠王”。他以中国历史为创作源泉，写下多部推理小说，随笔、札记等更是常见于报刊杂志。日本著名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评价说：“能让日本人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只有陈舜臣。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
用文字架起中日文化的桥梁
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于中国宫廷坊间处处传唱之时，白居易在日本亦是深受热捧的明星诗人。中日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亦有许多差别，陈舜臣笔耕不辍，用文字架起了一座桥梁。
他的语言很平实，讲起中国历史文化来不高深，让日本读者能轻松领略中国历史文化。而他生活在日本，远观国史，自然提供给中国读者一种独特的视角。可以说，其随笔展现了不同视角及不同文化观照下的中国历史。
陈舜臣的功力不仅在于对历史文化的阐述，更在于将中日文化揉进琐碎日常，让人耳目一新。或者说，他的随笔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看待生活的角度。这个角度既饱含深情，又平静客观。
写人时，他常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百万先生马可·波罗》一篇中写马可·波罗在其《东方见闻录》中的描述被人质疑，得“百万先生”（意为“说大话先生”）的外号，陈舜臣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及历史资料对火药的来源、意大利面的原型、茶叶的记载等进行了查证，生动而富有哲思。
写中国经典名著，他立场客观、角度新颖。《<史记>的妙趣所在》一篇中，认为：“在《汉书·司马迁传》当中，对司马迁的批评正是《史记》的魅力所在。”关于《水浒传》，他写下了《在六和塔想起<水浒传>》《我与<水浒传>》等数篇文章，全新解读了方腊、鲁智深等人的生平事迹，并在六和塔等地点展开了丰富的想象。
写饮食文化，他将中日饮食对比，让人更觉趣味盎然。《鱼生的诗篇——中日食物比较》一篇中，中国人现在已经不吃鱼生了，但《后汉书》的记述证明生活在二世纪末的中国人在当时很时兴吃鱼生。且春秋时期的鱼生一定切得很细，因为《论语》中曰“脍不厌细”。
写艺术珍品，他对中国传统文物的青睐可窥一斑。《泥中之宝》中，描述了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前半叶日本镰仓从中国进口大量瓷器的那段历史。对青瓷和白瓷的美，他这样描述：“当你一旦被吸进那瓷器之中，你会发觉那里竟是自己灵魂的深处。”
李达章（陈舜臣的外甥，陈舜臣随笔集中文版的译者之一）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道：“读陈舜臣的随笔，恰似一杯香茶陪伴。听他侃侃而谈，有一种无处不闻历史之苦涩、记忆之浓香的感觉。人生难免与无奈和躁动不期而遇，此书恰似一剂良药。”“陈舜臣讲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形式的对祖国、对神秘异域、对异国他乡、对亲朋好友的难以释怀之情。”“可以感受到作者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温暖凝视。”
一个寻根人，一种特殊的家国情怀
毋庸置疑，陈舜臣“生于日本，祖籍中国”这个特殊的身份给了他天然的创作条件，而他将创作焦点放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应是源于对中国的热爱。这是一种特殊的家国情怀。
每个人心里都是有“根”的，这个“根”让你不论身在何处，是何种身份，总念念不忘。陈舜臣于《擅自拜借先祖》中提及他的祖上，说始祖为后汉时期的陈寔，即“梁上君子”一词的创造者。而陈姓来自河南省的颍川。李达章的一篇文章中也说：“他们陈家的祖先牌位上的确刻着大大的‘颍川’二字。……千年的漂泊画出的那个圈圈只因生活所迫，而心中难舍的仍是那片故土。”
读陈舜臣的随笔，这种情怀很容易能在字里行间感觉到，他写鲁迅，写《水浒传》，写《三国志》……彷佛一直在寻“根”的路上。在一次关于写《鸦片战争》的报道中，他曾表示：“我是台湾人，由于战争我变为日本人，二十多岁时又恢复为中国人，我想再一次查清，究竟如此捉弄自己命运的是什么，因为这是决定我命运的战争。”
《1964年的便笺》里有一句话：“1964年的事我记得很清楚，不仅因为残留的便笺，更因为那是我一边与十二指肠溃疡作斗争，一边写《鸦片战争》的一年。”大概人在身体失控时，会更靠近内心真正在乎的东西吧。
柏杨盛赞的“文化界的巨手”
在随笔里，陈舜臣仿佛脱掉推理小说大师的外套，坐在客厅里与你闲聊，聊历史，聊中日文化，聊他所遇到的人和事。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智者是沉潜于生活深处的。他潜入生活的海洋，思考，研究，感慨，行动，并将所有他所发现的宝藏分享出来。这不是一种人人都有的能力。正如作家柏杨所说，陈舜臣“把艰涩的古文史书转化成了现代语文，把所谓学院派刻板的叙述，转化成了趣味盎然的大众言语”。
而这种能力，建立在严谨的考证之上。
陈舜臣写历史小说的理念是，内容要尊重史实，人物、事件都要尊重史实，不随意演绎，即使演绎也是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他这种“较真”的性格于他的随笔中也流露出来。《两位“王履”》中，他写了自己查阅资料的一个小插曲。他在写作中遇到一句王履的诗想要引用到作品中，发现人名词典中有两位王履，一位是宋朝的，一位是明朝的，他为了弄清这句诗是哪位王履写的，又查《宋史》《明史》，又想去图书馆，虽然最终因为可能要花上两天时间放弃了，放弃之前又查了两个多小时。如此劳心劳力，仅仅是为了一句可能都不会用到作品中的诗，足见其认真程度。
文字可亲，大师不远
考证严谨，不妨碍文风幽默。陈舜臣于《1964年的便笺》里提到他的同桌在宴会上给他狠狠地上了一课，课的内容是如何将出版社邮来的现金信件巧妙地躲过妻子的法眼：“无论何时，上衣内侧口袋里都要悄悄地放好一个替换的信封，这就是要领。”当门铃响起之后，坦然地拿出印章去开门，将邮来的现金信封揣入内侧的口袋，并拿出准备好的替代信封，然后回到妻子面前撕开信口：“什么呀，这是前些时候的照片嘛，还挺神秘的，用个挂号信寄来。我还以为是寄钱来了。”
而《裤腰带》中将自己的写作能力归因于童年时断了的那条裤腰带更是让人忍俊不禁。在小学一年级的运动会上比赛马上开始的时候，运动裤上的裤腰带断了，他只得两手提着裤子完成了比赛，后来每到运动会时就会找各种借口不参加。“虚构、模拟等是小说家们常用的写作手法，换句话说，就是驾驭编造谎言的能力。提笔写文前我就在想，我之所以学会了虚构和模拟，学会了说谎，说到底，大概就是因为当时运动会时那条断了的裤腰带吧。”
窃以为，陈舜臣的随笔最打动人的，是深度地生活。关注文化，热爱生活，自然独具慧眼，灵魂有趣，也许才是这位文学大师通过随笔向我们展示的人生真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