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即通过固定的结构形式和说法，来表示一定的意义、说明一定的道理。成语中的大部分出自于古代的典籍著作以及历史故事、典故，当然免不了与人有关。而且年代越久远、名气越大的人物，与之相关的成语就越多，比如孔子、孟子、庄子等等。
文人如此，武夫也毫不逊色。比如兵家四圣之一的韩信就贡献了如胯下之辱、破釜沉舟、一饭千金、国士无双等30多个成语；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廉颇也是位成语达人，而且与之相关的成语故事均脍炙人口，如负荆请罪、一饭三矢、刎颈之交等等；而另一位名气相对不大的东汉开国名将冯异，则堪称是成语界的“隐藏BOSS”，贡献了如坐树不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畏天知命、以逸待劳等十几个成语或典故。
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南北朝时期的名将檀道济，其实也跟几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成语有关，比如目光如炬、自毁长城、唱筹量沙等等。甚至那部集历代兵家诡道之大成的军事奇书《三十六计》，虽然到现在连作者是谁都搞不清楚，但成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早在这本著作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且还跟檀道济有关：
“东昏侯在东宫，议欲叛，使人上屋望，见征虏亭失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南齐书·卷二十六·列传第七》）
引文中的“檀公”就是指檀道济。这位南朝刘宋名将在战场上善于审时度势，在战局于己方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也能全师而退，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了。按照《三十六计》中“走为上计”中“敌势全胜，我不能战。则：必降；必和；必走。降则全败，和则半败，走则未败。未败者，胜之转机也”的按语，檀道济堪称“善走者”，不负名将之名。
后来的唐宋时期，均有为历代名将设庙享奠的传统，檀道济都名列其中，这是同时期的武将罕有的荣耀。在南北朝那个乱世，名将可都是各大割据政权求之不得的宝贝，不过这位既忠诚又能干的檀道济却被宋文帝刘义隆毫不犹豫的冤杀掉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作为一个军事天才，檀道济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站到了人生巅峰。
在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代表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主要挨夸的人物是孙权和刘裕，遭骂的则是后者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
历史上有无数的“虎父犬子”，而刘裕、刘义隆父子应该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对。比如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檀道济，曾在刘虎父麾下战无不胜，摊上刘犬子则只能拿“善走”聊以自慰不说，最后还因为刘义隆担心他“功高震主”被冤杀，真是令人无语。
檀道济是南北朝时的顶级名将，尤其是在刘宋，除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开国皇帝刘裕，论起打仗来还真没人敢跟老檀叫板。因此在檀道济被冤杀之后，以武立国的刘宋再也没了能镇住场面、稳定军心的名将，只能以庸才统兵。而志大才疏的刘义隆却仍不自知，连续发动北伐妄图收复河南失地，结果均遭惨败。尤其是在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的第二次北伐中先胜后败，非但收复中原、封禅泰山的战略目的成了笑柄，还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一路踢着屁股踹回了江南。辛弃疾嘲笑他“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说的就是这段故事。
面对只有一江之隔、终于实现了饮马长江这一夙愿的北魏大军，躲在建康城中心惊肉跳的刘义隆，终于承认自己杀掉檀道济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上登石头城，有忧色，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怒，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予之过也。’又曰：‘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宋纪第七》）
一个檀道济就能挡住如狼似虎的北魏大军？还别说，这事真有可能。
檀道济出身将门，伯父檀凭之是东晋将领，两个兄长檀韶、檀祗都曾追随刘裕麾下，屡建功勋。当时的东南半壁江山还是东晋的天下，檀道济追随伯父和兄长的脚步投身军旅，并为刘裕效力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天才就像是放在布囊中的锥子，只要有机会总会“脱颖而出”。檀道济就是一个天才，只要步入战场，他的才华便会光芒四射，无论如何都遮掩不住。恰好东晋末年内忧外患不绝，这就给了他充足的用武之地。
从元兴三年（公元404年）投军始到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檀道济先后参加了平定桓玄、卢循、郭寄生、司马休之等人的叛乱之战，横扫东南，居功至伟；在刘裕灭谯蜀之役中，檀道济独自带兵击败了后秦前将军苟林所统率的援兵。因为在内战、外战皆能独当一面，他先后被授官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又任太尉参军，拜为中书侍郎、转官宁朔将军、参太尉军事，封爵为作唐县男，食邑四百户。而此时已经在东晋权倾朝野的刘裕，更是放心的把给自己的接班人“传帮带”的责任托付给檀道济——在他的长子刘义符出镇京口（今江苏镇江）时，便由檀道济出任前者的司马（相当于现代军队的参谋长）。
义熙十二年，刘裕发动北伐，试图为自己篡位称帝作最后的奠基。在这一战中，檀道济是当仁不让的先锋，一路上后秦军队畏惧他的威名，纷纷献城投降，敢于顽抗的均被他一鼓而下，连续攻陷洛阳、潼关等大城要隘。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身上没有自五胡之乱以来、地无分南北将领皆嗜杀戮的恶习。比如在攻陷洛阳以后，他就拒绝了杀戮俘虏以筑京观来耀威慑敌的建议，而是将他们全部释放，这就使得檀道济无论在汉人还是胡族中都非常得人心。
潼关洞开之后，长安已经无险可守，后秦覆灭的结局已经不可避免。可恰在此时，刘裕的谋主刘穆之在建康病逝，面对后院起火的风险，刘裕火速东归稳定大局，留次子刘义真守长安，长子刘义符则被他派往江陵坐镇。按照老规矩，檀道济继续替刘裕带孩子，去给刘义符当参谋长，不过这也让他躲过一劫——刘义真这个刚满12岁的黄口孺子根本镇不住刘裕麾下的那帮骄兵悍将，结果长安发生内讧，沈田子、王镇恶、王脩等大将死于自相残杀，赫连勃勃趁机占便宜，将晋军撵出了关中，北伐的成果丧失大半。
幸好有檀道济坐镇荆襄稳如泰山，否则刘裕的篡位大计都可能就此夭折。
刘宋代晋后，檀道济因功转官护军、加散骑常侍、兼领石头戍事，特许直入殿省。又晋爵永修县公、食邑二千户，徙官为丹阳尹。后又出任为监诸郡军事、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檀道济又替他平定了谢晦之乱。在第一次元嘉北伐时，到彦之先胜后败，局势岌岌可危，檀道济临危受命奉命救援。他在20多天里与北魏军接战30多次，大败魏将安平公乙旃眷、阵斩寿昌公悉颊库结，几乎力挽狂澜。
不过因为兵力相差悬殊，重镇滑台失守，加上檀道济部缺粮，最终只能撤退。话说在古代战争中，最难的不是进攻也不是防守，而是撤退。尤其是在北军多骑兵、南军多步卒的情况下，撤退沦为溃退、最终变成了一面倒的屠杀简直太正常了。不过檀道济使出一招“唱筹量沙”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难题：
“道济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时人降魏者具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自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南史·卷十五·列传第五》）
至此，檀道济无论在官爵、功勋、威望等各方面都已经登峰造极。按照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传统，他似乎只有追随老主公刘裕的脚步、篡位称帝这一条路可走了。
刘义隆大肆诛杀权臣，但檀道济可能是唯一冤死的一个。
古之帝王号称勇武者不在少数，如西楚霸王项羽、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明成祖朱棣等等，都曾以至尊之身亲临战场、冲锋陷阵。不过项羽之辈出身高贵，即便临阵一有重甲神兵护体，二有虎狼亲卫护身，可宋武帝刘裕就不一样了。他可是从一介小兵干起，直至杀出个大将军，甚至杀出个王朝：
“（刘裕）遇贼数千人，即迎击之，从者皆死，裕坠岸下。贼临岸欲下，裕奋长刀仰斫杀数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贼皆走，裕所杀伤甚众。刘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寻之，见裕独驱数千人，咸共叹息。”（《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一·晋纪三十三》）
“裕独驱数千人”——要知道这可是刘裕第一次上阵杀敌，便强悍若斯。说这货是古今皇帝中的第一砍人王，怕是没人不服。
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堪比秦皇汉武的猛人，却只做了两年皇帝就一命呜呼，千古功业遂成镜花水月。更要命的是，刘裕虽然死时已经年纪一大把（60岁），他那一大堆儿子里边却还没一个成年的，只好遗命司空徐羡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及护军将军檀道济为顾命大臣，辅助新帝刘义符。
可是顾命大臣这种玩意，在宋明以后的文官政治体制下还算靠谱，可在此之前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能不能“顾命”不好说，要命却几乎是一定的，而且通常要的都是新帝的命。
何况刘义符还只是个16岁的少年，完全没有为人君的自觉。他居丧无礼，又性好游狎，大臣劝谏神马的概不理会。即便是北魏重兵犯境、国势岌岌可危，他也全然不当回事，一门心思的当他的快乐皇帝。
于是顾命大臣徐羡之与傅亮、谢晦密谋废黜刘义符，并征求檀道济的意见。檀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对这种政治阴谋有着本能的反感，便坚决反对。不过后来徐傅等人在发动政变前，还是想把檀道济拉下水，就托词将他骗入京中。檀道济眼见事不可违，也不固执己见，在政变前夜他借宿谢晦府中睡得鼾声如雷。这种每逢大事有静气的大将之风，让心中忐忑辗转难眠的谢晦深感佩服。
景平二年（公元424年）五月，刘义符被徐傅等人废黜，旋即死掉。按照伦常次序本应即位的刘义真，因与徐羡之不和也遭杀害，于是刘裕的第三子刘义隆被拥立为帝，是为宋文帝。
可以说，要是没有四位顾命大臣的“神助攻”，刘义隆压根当不上皇帝。不过这位宋文帝对此毫无感激之情不说，还对他们充满了防范和杀机。
毕竟他们能杀掉一个皇帝，谁敢保证就不能再宰掉第二个？
于是原本为荆州刺史的刘义隆，即便是在乘舟东去建康即位的途中，也布下重兵对徐羡之等人严加防范。即位后，他先是加官进爵以安那帮自以为有拥立大功的权臣之心，同时不断将原荆州旧部安插到京中的重要位置，从而掌握了禁军军权。
元嘉三年，一切准备就绪的刘义隆宣布徐羡之、傅亮及谢晦擅杀少帝刘义符及刘义真的罪行，要将其治罪。结果徐羡之自杀，傅亮被处死，谢晦则起兵反叛，不过旋即被檀道济平定，谢晦也被砍头。
而刘义隆之所以能顺利剪除掉徐、傅、谢等权臣，最重要的一记妙手就是选择信任檀道济：
“上将诛徐羡之等，召道济欲使西讨。王华曰：‘不可。’上曰：‘道济从人者也，曩非创谋，抚而使之，必将无虑。’”（《南史·卷十五·列传第五》）
而檀道济果然没让刘义隆失望，叛军一见到这位战功卓著的无敌名将便望风而逃，谢晦的反叛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就烟消云散了。
不过徐羡之等几个比较显眼的权臣一死，刘义隆就越看檀道济越不顺眼。毕竟他放眼朝堂之上，无论文官武将除了废物就是庸才，唯独檀道济要能力有能力、要功勋有功勋、要威望有威望，麾下部将身经百战且忠心耿耿，8个儿子又个个都是人中龙凤……所以刘义隆理所当然的认为，如果朝中再出叛逆、再有人觊觎他屁股底下的皇位，那么这货肯定是姓檀的没跑。
尤其是在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刘义隆在大病了两场之后更是“大彻大悟”，认定了檀道济非反不可。于是他下诏公布后者的“罪行”，其中大都是猜测臆断或是胡乱安插的罪名，然后认定檀道济已反，下令将其处斩。
在诏书的最后，刘义隆还假惺惺的表现他的仁慈，“事止元恶，余无所问”。事实上檀道济的8个儿子和心腹部将一个都没放过，统统被他斩尽杀绝。
而那个据称已经造反的檀道济，在被捕时根本没做反抗，只是给后人留下两个成语（目光如炬和自毁长城）、给刘义隆留下一句箴言：
“道济见收，愤怒气盛，目光如炬，俄尔间引饮一斛。乃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引用同上）
由此可见，檀道济压根就没造反，甚至连造反的想法都没有过。如果他哪怕有一点这方面的想法，在徐羡之等人伏诛之时就该有所警觉。只要他引兵割据在外，刘义隆拿他能有什么办法？打是必然打不过的，逼当然是更不敢的（毕竟怕他“逃北”），只要檀道济不听话，刘义隆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逐渐成为第二个桓温或是刘裕，刘宋江山那可是说变天就变天。
即便老檀脑子不好使，当初没想到这码事。那么现在刘义隆的刀子都捅到心口窝了，如果他有反心，即便是仓促上阵也不是王华、朱容子这些刘义隆所依仗的废物能挡得住的。即便此时他无力杀到建康弄死刘义隆，起码逃到江北投靠北魏应该是没问题的。
如果檀道济来投，估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能乐疯掉，岂能不倒履相迎、高官厚禄拱手奉上？
可是檀道济没有这么做，而是慨然赴死，足以说明他的一片忠心，日月可鉴。
然而让人扼腕叹息的是，檀道济冤死后，终于松了一口气的刘义隆不仅大肆庆祝，甚至为此大赦天下。
与刘义隆同时庆祝的还有北魏。“魏人闻之，皆曰‘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自是频岁南伐，有饮马长江之志。”（引用同上）对此，刘义隆却毫不担心，他认为只要拿出高官厚禄为诱饵，所谓的人才根本就不是啥稀罕玩意：
“文帝问殷景仁曰：‘谁可继道济？’答曰：‘道济以累有战功，故致威名，余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广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后继者复有几人。’”（引用同上）
感情在这货看来，名将就像秋天里的大白菜一样遍地都是？
所谓“国难思良将”。在国内能为所欲为的刘义隆此时恐怕想不到，十几年后自己会痛悔今日自毁长城之举、说出那句“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的话来吧？
那么为什么说刘义隆冤杀檀道济，也有他的道理？
刘义隆冤杀过的不光有一个檀道济，元嘉中后期的名将裴方明也被他随便安了个贪污的罪名砍死了。就连曾被刘义隆引为心腹的到彦之也不能幸免，曾被他免官下狱。
所以难免有人要嘲讽刘义隆是典型的“宁予外邦，不予家奴”的败家子，只有窝里斗的能耐。
不过我们要是深入的了解一下东晋南北朝的历史，就会发现刘义隆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有他的道理。
因为司马家皇帝的无能，东晋偏安东南一隅不久就爆发了两次王敦之乱，手握兵权的权臣王敦几乎篡位自立。其后不久另一位权臣桓温通过北伐控制兵权、增加声望，要不是运气太差，恐怕早就把司马家皇帝赶下了台。即便如此，他的儿子桓玄发动的那场叛乱，甚至攻陷了建康、称帝篡国，幸而被横空出世的刘裕所败。不过已经被折腾得奄奄一息的东晋王朝再也压制不住功成名就的刘寄奴，终于亡于他手，东南半壁江山改姓了刘。
前有东晋屡出权臣兴兵作乱、窥伺国器的殷鉴不远，后有徐羡之等顾命大臣操纵废立、弑君杀王的前车可鉴，刘义隆怎么能不警惕心惊？哪怕檀道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要造反的迹象，可是人心隔肚皮，他怎么能保证后者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
管你反不反、管你冤不冤，只要提前清除掉任何可能存在的隐患，那才是真的不会有人再反了。
这种预防性的冤杀不光是刘义隆在干，在整个南北朝期间都不鲜见。仅在南朝就有宋废帝刘子业杀沈庆之、陈文帝陈蒨杀侯安都等等，要是有时间翻书，能找出的例子更多。
那么，如果不做这种预防性的冤杀，会出现什么结果？
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淮南太守沈璞党同太子刘劭与始兴王刘濬合谋政变，妄图弑杀刘义隆；孝建元年（公元454年），手握重兵的大将臧质起兵造反，攻打建康；永元元年（公元499年），南齐名将陈显达起兵反叛，试图拥立建安王萧宝寅为帝；永元二年，刚平定完陈显达之乱的护军将军崔慧景又反，试图拥立拥立江夏王萧宝玄。更不用提南梁时的侯景之乱，不但活活饿死了梁武帝萧衍，还使得江南的繁华富贵彻底毁于一旦，南弱北强的局势再也无法扭转。
当然，上面举的这些武将造反的例子，最终统统归于失败。那么有没有成功过的？
不但有，而且太有了。
刘裕灭晋立宋就不用说了；升明三年（公元479年）大将军萧道成逼迫宋顺帝刘准“禅位”后称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南齐；23年后的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大司马萧衍接受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称帝，改国号为梁，史称南梁；又过了55年的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已经当上相国、总百揆、加九锡，而且进爵为王、实在升无可升的陈霸先，只好接受梁敬帝萧方智的“禅让”，勉为其难的当上皇帝，改国号为陈，史称南陈。
所以在南北朝那个混乱的时代，只要当皇帝的警惕性稍微有所松懈，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乖乖的给昔日臣子“禅让”的结果。不但皇帝做不成、花花江山改了姓，连保住小命都成了奢求。
所以对刘义隆们来说，屡屡北伐屡屡惨败不要紧，大可以日后重整旗鼓再来打过；被北朝的“外邦”堵在家门口猛揍也不要紧，毕竟有长江天险在握，北方的那帮旱鸭子最终八成会在烧杀抢掠之后捏着鼻子退走。可要是被自己的那帮野心勃勃的臣子夺去了权柄，尤其是军权，那可就真的要了命了。
所以檀道济们是否真的想反，对于刘义隆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只要后者觉得前者有一丝造反的可能性，那就得先下手为强、消除了隐患再说。
至于自毁长城什么的，刘义隆们还真的不在乎。别看这货念叨过“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这种嗑儿，可如果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他还是会毫不犹豫的砍死檀道济。
在江山性命面前，谁管他冤不冤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