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校长退休后的第一天，手机闹钟还是响了。
六点整。和过去二十三年一模一样。
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窗帘外面天刚亮，灰蒙蒙的一片。他伸手去拿手机，指尖碰到屏幕的时候顿了一下，然后划开了。
“周培明同志，明天起您就正式退休了。感谢您多年来的辛勤付出。请您于六月三十日前移交办公室钥匙。祝您退休生活愉快。”
这是他昨天收到的最后一条工作短信。发信人：校办。
他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床头柜上，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闭上眼睛。二十分钟之后他放弃了，坐起来，发现自己除了起床无事可做。
今天没有升旗仪式要参加，没有早自习要巡查，没有家长来访要接待，没有会议要主持，没有文件要签批。
什么都没有。
他穿好衣服走到客厅，老伴正在厨房里热粥，见他出来，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今天起这么早？”
“习惯了。”
“今天有什么安排？”
周培明站在客厅中间想了十秒钟：“没安排。”
老伴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种他读不太懂的东西——像是关切，又像是在看一只被关久了的鸟忽然打开了笼门，鸟却站在门口不知道该往哪儿飞。
他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早间新闻在播，今天是六月三十日，多云转阴，最高气温三十二度。主持人说了一句“暑假即将来临”，周培明心里动了一下——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暑假了。
从二十岁当老师开始，他过了三十八年的“学期制”生活。九月开学、一月期末、三月开学、七月暑假，周而复始，像一口精准的钟摆。现在钟摆停了，他还没想好该怎么停下来。
那天他闲着没事，骑了自行车去学校。
校门口的值班保安老陈远远看见他，笑着迎上来：“周校长！您怎么来了？”
“过来看看。”他把自行车锁在车棚里，老地方，锁了三十二年。车棚的铁皮顶棚锈了一块，还是他去年批钱修的。
“周校长，您今天可不是校长了。”老陈笑着提醒他，“新校长今天上任，上午开交接会呢。”
周培明愣了一下，然后拍了拍脑门：“对，对，我忘了。那我——就不进去了，在外面看看。”
他就真的没进去。他站在校门口的梧桐树底下，隔着铁栅栏往里面看。操场上有人在跑步，教学楼二楼的窗户开着，风吹得窗帘鼓起来又落下去，像一个正在呼吸的胸膛。门口的花坛里月季开得正旺，是他上个月跟花工老刘一起挑的品种，红的黄的挤在一起，热闹得像一群在吵嘴的孩子。
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骑上自行车的时候老陈在后面喊：“周校长！以后常来啊！”
他挥了挥手，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
他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出现一个画面：他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是那张用了二十三年的大办公桌，桌上有一个陶瓷笔筒、一块玻璃台板、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上一届毕业班的全校合影，他在照片正中间，两边的学生笑得龇牙咧嘴的。他盯着那个画面看了很久，才发现自己从来没仔细看过那张照片里学生的表情，他一直以为他们是被拍照的，但仔细一想，其实拍照的时候他在，相框也在，只是现在办公室里坐着的不再是他了。
他翻了个身，老伴在旁边迷迷糊糊地问：“还不睡？”
“睡了。”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你是不是舍不得学校？”
周培明沉默了一会儿：“不是舍不得，是不知道明天早上该干什么。”
老伴没接话。过了一会儿她伸过手来，拍了拍他的胳膊：“明天跟我去菜市场。”
“我去菜市场干什么？”
“买菜。帮拎东西。”
周培明叹了口气：“我是校长。”
“你退休了。”
“……哦。”
第二天早上六点，他照例醒了。闹钟他昨晚关了，但身体比闹钟准时。他躺在床上翻了两下，然后起来换了衣服，跟着老伴出了门。
菜市场他是很久没来过了。以前他每天早上六点半到学校，中午在食堂吃，晚上回家的时候菜市场早关门了。老伴一个人买了三十多年的菜，今天忽然多了他这么个帮手，老伴显得有些不习惯。
“你拎着这个。”
他接过一袋土豆。
“这个也拿着。”
他又接过一把芹菜。
“你站这儿别动，我去里面买点排骨。”
他就真的站在菜市场门口一动不动，左手土豆右手芹菜，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发呆。有人认出了他：“哎，周校长！你怎么在这儿买菜？”
“退休了。”
“退休了好！享福了！”
周培明笑了笑：“享福享福。”
那人走了之后他想：享福是什么？站在菜市场门口拎两袋菜也算享福吗？
后来他慢慢摸索出一种退休生活的新秩序。早上六点醒，但不再起床，而是躺在床上听广播。六点四十起来，帮老伴做早饭。九点出门，去公园走一圈，跟下棋的老头们打个招呼。十一点回家做饭——他开始学做饭了，虽然第一次炒菜差点把厨房点着。下午看一会儿书，或者修理家里那些早就该修但一直没修的东西——水龙头、门铰链、窗把手。晚上看看新闻，然后睡觉。
日子像被重新编排的课程表，虽然是他自己填的，但总算有东西填了。
他开始在公园里认识一些新朋友。老孙头退休前是工厂的车间主任，人高马大嗓门洪亮：“周校长！来下一盘！”周培明不会下棋，坐在旁边看了好几天，后来老孙头教他，他学的第一天就悔了三次棋，老孙头气得直拍大腿：“你是校长你不能悔棋！”
“我现在退休了。”
“退休了也不能悔棋！”
“那我刚才没看见那个马。”
“你瞎呀？”
旁边的人笑成一片。周培明也跟着笑了，笑着笑着他忽然觉得——这种笑跟以前在学校开会的时候大家陪着他笑不一样。这种笑是忍不住的，从肚子底下一股一股往上冒的，憋不住的。
那天回家路上他哼起了歌。老伴狐疑地看着他：“你唱什么呢？”
“没唱什么。”
“你明明唱了。”
“我不知道。”他想了想，“可能是以前听到的什么歌吧。”
老伴看了他一眼，没再追问。
有一天他在公园里碰到了一个以前的学生。
那学生叫林小满，现在是隔壁小学的老师。她看到他，远远地就跑了过来：“周校长！周校长！”
周培明眯着眼睛看她，认了半天：“林小满？”
“您还记得我？”
“怎么不记得，那年你打架把人家窗户砸了，我让你写了三千字检讨。”
林小满笑得弯了腰：“校长您怎么只记得这个？我后来还拿过三好学生呢！”
“三好学生多了，砸窗户的就你一个。”
林小满笑完了，认真地看着他：“校长，您退休以后是不是特别轻松？”
周培明想了想：“轻松倒也没有。就是时间突然变多了，不知道往哪儿放。”
林小满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校长，我跟您说个事儿。我们学校那个‘阅读角’项目，一直没人牵头，您要是闲着没事，能不能来帮我们看看？”
周培明看着她：“你让我去你们学校帮忙？”
“嗯！您以前不是最重视课外阅读吗？我记得您当校长那年，把图书馆的旧书架全换了，还搞了那个‘每月一书’的活动。”
周培明愣住了。他忘了林小满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也许是毕业多年后从别处听来的，也许是她当年作为三好学生被校长室表扬的时候顺便记下了。他只知道，他做过的一些事情，学生替他记着。
“行，”他说，“我去看看。”
那个周末他去了林小满的学校。学校不大，比他的学校小了整整一半。阅读角在走廊尽头，其实就是几个书架拼起来的一块地方，书不多，有些已经翻烂了。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手插在裤兜里，来回走了两圈。
“书架可以往这边挪一下，光线好。”他指了指窗户，“书可以按年级分类，低年级放绘本，高年级放文字书。还有——”他低头翻了翻一本被翻烂的《夏洛的网》，“这本书买新的吧，旧的放旁边当备用。”
林小满在旁边拿着手机飞快地打字：“校长您说慢点，我记一下。”
周培明说了十几条，说完之后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办公室。他清了清嗓子：“我是不是说太多了？”
“没有没有，校长您说的每一条都是经验！”林小满把手机揣回兜里，“那个——您以后每周能来一次吗？就看看，指导指导。”
周培明站在走廊里，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地板切成一块一块的亮格子。他看着那些书脊上被翻出来的毛边，和书页间夹着的小纸条、书签、不知道谁画的涂鸦，忽然觉得心里的某一处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好。”他说。
后来他每周去一次，后来变成两次。他开始在家翻箱倒柜地找自己那些旧书——教育学、心理学、儿童文学，还有一本《安徒生童话全集》的旧版，封面都快掉了。他把它们整理出来，打了两个纸箱子送到林小满的学校去。
林小满说：“校长您把家底都搬来了？”
周培明拍了拍纸箱：“这些都是以前学生看过的，放我那儿也没用，不如放到学校来。”
他蹲在地上把书一本一本摆上书架，摆到《安徒生童话》的时候，翻到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借阅卡。卡上有一个日期，是二十年多前的，借书人的名字已经看不清了，但还书日期那一栏写得很清楚——三月十五日，比应还日期晚了十二天。
他看了看那个日期，又看了看纸箱里剩下的书，然后把借阅卡重新夹回了书里。
那天下午他来的时候带了一个本子。
林小满好奇地凑过去：“校长您拿的什么？”
“退休之后闲着也是闲着，写点东西。”
“写什么？”
“写这三十八年里碰到的那些学生。”
他翻开第一页，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一个名字：赵大勇。底下跟着一行字：2005届，打架砸窗户，写了三千字检讨，后来考上了师范大学，现在在另一座城市当老师。
林小满愣住了：“校长，您记得这么清楚？”
周培明翻了翻本子：“写下来的，不多。还有些记在脑子里，慢慢往本子上腾。”
林小满看着那本子封面上写着“学生”两个字，底下画了一道横线，横线下面又添了一行小字：“退休后补记”。
她没再问了。
秋天的时候，周培明办了一场小小的活动。他在林小满的学校里搞了一个“老校长讲故事”的栏目，每周三下午四点半，在阅读角，给一二年级的小朋友读绘本。
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来了七个孩子。他坐在小板凳上，膝上摊着那本《夏洛的网》，刚翻了第一页，有个小男孩举手：“爷爷，您是老师吗？”
“我以前是校长。”
“校长是什么？”
“就是管老师的老师。”
小男孩想了想：“那您很厉害？”
周培明笑了：“现在不厉害了，现在是读书的爷爷。”
孩子们就笑起来了，笑声在走廊里弹来弹去，弹到天花板上，弹到书架上，弹到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叶子上，晃了晃。
周培明翻开书，开始读：“夏洛是一只蜘蛛……”
孩子们围着他坐着，有人盘着腿，有人趴在地上托着下巴，有人靠着书架蹭来蹭去。他念着念着，忽然停了一下，抬眼看了看这些小脑袋，又看了看窗外正在变黄的梧桐叶。
他知道，他这辈子其实只做了一件事。
从二十岁到六十岁，从一个站在讲台上的年轻老师到坐在校长室里批文件的周校长，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一些东西交到一些人手里。知识、规矩、道理、习惯，还有别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现在他不在校长室了，不在讲台上了。但他还在做这件事。
他低下头，继续念：“夏洛说：‘你不会死的。’”
有孩子问：“爷爷，蜘蛛真的会说话吗？”
他想了想，说：“有时候会的。你仔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