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左宗棠。
这一生，有人说我脾气大，有人说我太倔，也有人说，我这个人，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退让。
这些话，我认。
我生在湖南湘阴，年轻的时候，家里算不上富裕。读书多年，我也不是一路高中。科举这条路，我走得并不顺，几次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中进士。
若换作旁人，也许早已心灰意冷。
可我不信，一个人的本事，只能靠一张功名来证明。
我喜欢读书，却不只读圣贤文章。我研究兵法，研究地理，研究水利，研究农事，也研究边疆形势。别人忙着揣摩八股文章，我却常常盯着地图看。
西北在哪里？
新疆有多大？
河流从哪里来？
粮食如何运？
军队如何走？
我年轻时便常对自己说：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没有功名的读书人。
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学到的这些东西会有用。
后来，天下乱了。
太平军席卷南方，清廷风雨飘摇。我进入曾国藩、骆秉章等人的幕府，开始真正参与军政事务。
有人说我是“大器晚成”。
确实。
我四十多岁，才真正走到历史的前台。
可我从不觉得晚。
一个人只要还有力气，六十岁也可以做二十岁的事。
我带兵之后，最看重的不是喊口号，而是做实事。
军队要打仗，就要有粮。
要有粮，就要修路、筹饷、安排运输。
枪炮不如别人，就学。
没有兵工厂，就建。
机器不会造，就请人、买设备、培养人才。
我后来创办福州船政局，不只是为了造几条船。
我想的是：
中国若永远不会自己造船、造炮、造机器，那么今日输一次，明日还会输。
真正的强大，不只是靠几个勇敢的人拼命，而是要有工业，要有技术，要有人才。
可我这一生，最难的一仗，不在东南。
而在西北。
那时候，新疆局势动荡，大片地区已经脱离清政府控制。
朝廷里有人主张放弃新疆。
他们说，那里太远了。
太穷了。
打回来太费钱。
与其花钱守西北，不如把钱用在海防。
这些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可我不答应。
我认为，新疆一旦失去，甘肃就会成为边疆；甘肃不稳，陕西也会受到威胁。
西北的门户一开，后患无穷。
所以我主张：
新疆必须收复。
那时候，我已经六十多岁了。
很多人觉得，我老了。
可我偏偏要去。
出征之前，我命人准备了一口棺材。
不是为了吓唬谁。
只是告诉所有人，也告诉我自己：
这一趟西征，我没打算半途而废。
要么收复新疆。
要么死在路上。
西北打仗，最难的不是敌军，而是粮食。
千里戈壁，荒无人烟。
几万人的军队，每天都要吃饭。
一颗粮食从内地运到前线，可能要走几个月。
所以我一路修路、屯田、筹粮。
我也让人在道路两边栽树。
后来有人把那些树叫作“左公柳”。
其实我当时没有想过后人会记住这些树。
我只是觉得：
人在荒漠里走路，总该有点绿色。
军队需要遮荫。
百姓也需要活路。
打仗不是为了把土地打烂。
而是为了让人重新生活。
经过几年征战，我们最终收复了新疆大部分地区。
那一年，我已经快七十岁了。
有人问我：
“这么大年纪，何必这么拼？”
我想，大概因为我这一生最看不得两个字——
“放弃”。
年轻时科举失败，我没有放弃。
中年没有官职，我没有放弃。
国家内乱，我没有放弃。
西北危急，我还是没有放弃。
我当然也知道，自己不是完人。
我性情刚烈，说话常常得罪人。
我和李鸿章意见不合。
我和朝廷里许多大臣也争论过。
别人觉得我太固执。
可在我看来，有些事情，可以退。
有些事情，一步都不能退。
钱少，可以慢慢筹。
兵弱，可以慢慢练。
机器没有，可以慢慢造。
但土地若丢了，人心若散了，再想拿回来，就难了。
我这一辈子，没有做成什么惊天动地的新学问。
也没有留下多少风花雪月的故事。
我只是做了一件又一件，我认为该做的事。
修船。
练兵。
办厂。
筹粮。
修路。
种树。
收复失地。
如果后人一定要问我：
左宗棠，你这一生最骄傲的是什么？
我不会说自己做过多大的官。
也不会说打过多少胜仗。
我只想说：
当这个国家最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
我没有往后退。
我这一生，走过湖南的山水，也走过西北的黄沙。
年轻时，我没有功名。
晚年时，我也早已满头白发。
可人这一辈子，真正重要的，也许从来不是你什么时候成功。
而是当机会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有没有准备好。
当困难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敢不敢向前走。
若你问我还有什么话想留给后人。
那便只有一句：
天下事，最怕的不是难。
最怕的是，还没开始，
你自己先认输了。
我是左宗棠。
湖南湘阴人。
这一生，
读书，
带兵，
造船，
西征。
黄沙万里，
白发出关。
所求不过四字——
山河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