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十岁的我背起书包，走进了位于宜兴范道南堘的端圩小学，读半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大班)，从此，开启了我一生的求知之旅。
当时正值八年抗战期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日本鬼子经常下乡扫荡，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课，鬼子冲进了教室，图谋不轨。当时我们的老师是湖头人史玉泉，史先生急中生智，赶紧在黑板上写下"皇军先生好″几个字。鬼子看完后狞笑着离开了学校，去村上继续搜查劫掠。
当时，我家租种着十多亩薄田，家徒四壁。年底，家里操持完大姐的婚事，生活更加捉襟见肘，再也无法供我和哥哥两人一起读书，只好"丢车保帅″。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哥哥身上，我无奈弃学，回家"修理地球″。从此以后，田里活、家务事我样样都得干，还曾经在同村的财主家中打过短工。
春去秋来，又是一年的开学季，我看着原先的同学们又背起书包，蹦蹦跳跳从我面前经过，去学堂读书。我心中非常羡慕，几次央求父亲，想继续读书。父亲再三考虑后才勉强同意，但提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必须跳级念二年级。
二年级我就读于马草小学。由于休学了大半年，所以我书读的非常吃力。但，我从未放弃过自己的追求，靠着自学苦读，总算跟了上了，没有留级，顺利的升入到三年级。
三年级是复式班，语文、数学由史再林老师一个人教授。史老师教书的风格不仅是严厉还很凶暴，学生略有差错，立即就会受到他的打骂。有一次，我把小刀掉在了地上，发出了声响，史老师立即就把手中的揩板砸了过来，我正弯腰拾小刀，揩板正击中我的后背。
因家中经济拮据，我一学期只能用一枝铅笔，开学时花二分钱买一枝六寸长的铅笔，到学期结束时还有寸把长，我必须用手指捏着，结结巴巴地把笔写完。
马草小学距我家大约有一公里路，但需过河摆渡前往。河中一叶扁舟，首尾各系草绳，拴于两岸，过河人需自扯绳索，才可以往来于两岸。
到了朔风严寒的冬天，我身上穿的仍然是单衣薄裳，脚上蹬的是"部鞋″(部鞋就是深桶草鞋，鞋底钉上一块木板，以代替套鞋)。念四年级时，母亲为我们兄弟俩各做了一双油鞋(就是在布鞋上刷上桐油)。我只穿过两次，由于油鞋分外坚硬，我的脚后跟被擦得鲜血直流。以后，每遇雨雪天，我总是赤裸着脚，把裤脚卷得老高，走在冰冷刺骨的泥泞道路上，整个人被冻得瑟瑟发抖。临近学校时，我才去河边洗脚，从怀中掏出布鞋换上。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我升入范道小学，读五年级。范道小学更远了一些，转弯绕道，过桥摆渡，足足需走四、五里路。那时最怕过木桥，因为木桥上没有扶栏，有时还缺桥板。那真是上桥抖、下桥晃，每次都是提心吊胆。
一九四八年七月，我小学毕业，曾与十多位同学共赴无锡报考无锡师范，结果全部名落孙山。于是，我返回宜兴报考宜兴第一中学，被正式录取。当时的校长叫芮仲吕，班主任是周效楣老师。
此时，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全面进攻阶段，就在前一年，中共苏浙皖边区工委指挥部队，奇袭了驻扎在张渚长岗岭的国民党保安队，此战是苏浙皖地区最大的歼灭战，长岗岭战斗战果辉煌，震动了整个宜兴。财主们嗅到了对他们不利的气息，急于抛售拍卖手中的土地。父亲是个传统本分的农民，不清楚国内形势，更不了解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父亲抱着还愿的心态，将祖父当初卖出的东高头十多亩地又赎了回来，为此东拼西凑花了一百多担稻钱。
我家从此变成了"地主″，但因买田弄得家贫如洗，囊中羞涩。我又一次失学在家。天天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耕种着家里近20多亩的田地。但，面对生活的苦难我不再逃避，而是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因为我知道一切都会过去，未来会更好。
蒋柏元
(由蒋李红根据父亲的回忆整理持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