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老家的村子叫牌坊村。可奇怪的是，从小，我就没见过村子里有牌坊。
原来，咸丰初年，村中有位老祖奶奶以九十八岁高龄去世。而且，她老人家从二十六岁就开始守寡，几乎花费了一生去孝顺、赡养公婆，辛勤抚育儿子成才，而且活到接近百岁高龄，生活尚能自理，不累及儿孙。她的事迹逐级上报至礼部后，又上奏皇帝诰封建坊，以表彰她的品德，并教化百姓。
“破四旧”的时候，牌坊作为旧社会压迫妇女的象征——砸了。据说，我家老院子砌猪圈的时候，就用过几块牌坊上砸碎的石头。
我出生在没了牌坊的牌坊村，那是一九八一年的春天。父亲给我起名叫“胜利”，因为他觉得，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02
我的个头刚长到比化肥包装袋高一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力地干一些农活。第一项具体的任务，是收麦子的时候帮忙抻化肥袋子。
我小的时候，老家收麦子还没用上联合收割机，而是用脱粒机，我们称为打场机。每当麦子即将成熟时，父亲会把村旁一块大约二分的菜地提前收整好，准备用来打场。
父亲会先把地里的作物收好（多半是土豆，偶尔也种点别的蔬菜），再把地耕耙整平，最后用碌碡碾平、轧实。
风吹麦浪，成片成片金黄色的麦子，就像是一整块大地毯，直铺向天际。
农民先用镰刀把麦子一把一把地割倒，把它们整齐地排列在地里。之后，农民再把一捆稻草绳子拴在腰间，一根一根地抽出来，把麦秸捆成一捆一捆的“麦个子”。接下来，就是把它们再装到车上，运到打场处卸下来。
等开动打场机的时候，再把麦秸一捆捆地推进打场机的肚膛。麦粒从底部落在一道斜着的铁皮槽中，并且会随着机器的震动落进地面上的簸箕里，而脱完粒的麦秸会随着滚轮的飞转，急速地抛到半空，再落到地上。
当簸箕里的麦粒满了，会有一位妇女（俗称半劳力，比如我的母亲或邻家婶子）把麦粒倒进化肥袋子。化肥袋子软趴趴的，簸箕口很难对准袋口，也就很难往里装。
两手抻着袋口的任务，自然就是我的。我第一年接过这项任务，大约五六岁，刚比化肥袋子高一点。我双手平举时，化肥袋子还是打弯的，底儿贴在地上。所以我得使劲往上举着，往里倒麦粒儿的人才会容易操作些。
装上两三簸箕，就需要把袋子提起来，在地上顿几下，通过这种震动，好让袋中麦粒间的空隙变少些，袋子也能装得多一点。而我一开始是没有这种力气的，只能在袋子里的麦粒多一些的时候让大人来做。
而这，只是那时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众多任务中极轻微的一部分。
麦收的季节，正是夏热越来越盛的时候。阴雨凉爽天是麦收的大敌；火热的日头，才预示着麦收的顺利。一个汗珠子摔八瓣儿，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都是庄稼人的日常。
我戴着斗笠，与大人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费孝通先生说，农民像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我是有过一点体会的。
有一年麦收，几亩麦子都已经脱粒完毕，眼看已是颗粒归仓、落袋为安，一场突如其来的滂沱大雨，却要来折磨我们一番。
大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一袋袋麦粒装上地排车，再慌乱地拉回家，留下我在场上收拾农具。
时年八岁的我，扛着两把耙、一把木锨，还有一把大扫帚，冒着大雨回家。幸好还有一个簸箕，我还很聪明地把簸箕顶在头上。
虽然大雨不会往头上浇了，可是跑得慢了，冰凉的雨柱就打在身上；跑得快了，肩上的农具就会剧烈地晃动，还把肩头打得生疼。
干而硬的土路被一阵急雨浇过之后，地基坚固而表面湿滑。我一不小心就滑倒了，膝盖正好跪在一块尖锐的小石子上。半月板处没有多少肉，更让人感受到钻心的疼。
我在地上趴了一会儿，才慢慢挣扎着站起来，又冷又疼，浑身发抖。而这时我才发现，那颗小石子竟然已经嵌进了伤口里，像是镶在了上面一样。
我小心地把石子摘下来扔掉，重新收拾好农具，头顶着簸箕，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家。
一家人正忙着卸下一季的收成，还有做饭，没人会关注我。一切收拾妥当，伤口不流血了，也不疼了。
可我并不觉得我经历的这些很苦，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相反，我觉得这是很美好、很有趣的回忆。
04
记得我们几个家庭集资买回了一台打场机的那年（之前都是用碌碡轧，以及用铁锨或者木棒敲打），我异常兴奋，一定要看它是怎么给麦子脱粒的。
机器运回村子时，已是傍晚，我很担心父母让我回家睡觉而不能观看，所以坚定而反复地向父母提出要求。
那年，我四岁。父母极其少见地，耐着性子抽出时间，在农忙的季节里多跑回家一趟，给我拿了被子，让我在场边等着。
夜幕深沉，星空纯净。我躺在临时的被窝里，对着满天的星辰，迫不及待地等着那台崭新的打场机转动起来。
两盏明亮的电灯，用一根长长的竹竿高高地挑在土场上。我不耐烦地等着大人们安装和调试机器。
“轰隆隆”——打场机响动了起来。
两人把一捆捆的麦秸用木杈挑到脱粒机前，那儿有一人拿着一根木棒，把麦秸上的稻草绳子解开，再把麦秸捅进“铁兽”的嘴巴里。随着每一次的捅入，那“铁兽”都发出略显沉闷的怒吼，那两盏灯也会同时变暗。等“铁兽”的叫声重新变得畅快了，灯光也又恢复成耀眼的明亮。
就这样，我一直边看边听，直到凌晨两三点，上下眼皮打架了，这才睡着。第二天醒来，被子都被露水打湿了。
可是，那一夜，我的快乐比今天的孩子第一次去迪斯尼乐园的快乐，还要多出好多好多。
05
我们上小学的路上，会经过一片麦地。几十个孩子为了抄近路，从地里斜插过去，日复一日地上学、放学……每年春天，那一大片麦田中，总会沿着对角线有条小路。那几家人家总是很心疼，却又无可奈何。这真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
而在上学的路上，我们还经常会遇到一个身形瘦高，腰里系着一根稻草绳，然后插一把镰刀的老人。
他总是会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一般都是语速极快，不像自言自语，却又几乎听不清。身旁有人时，他会说个不停，却又不是在对着身边的人说话；身旁没人时，他也依然会说个不停。
大人们嘱咐说，他是精神病，万不可靠近他。还说他手里的镰刀会砍人。
每次遇到他，我们都会很恐惧地躲着走。可是他每日除了絮絮叨叨、絮絮叨叨，却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甚至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任何一点事情，仿佛他是不存在，或者是我们不存在一样。
他会把地上的烟头儿捡起来，把残留的一点烟丝收集起来，再用报纸裁成的小纸条卷成烟卷儿自己抽。偶尔攒的多了，他还会把暂时抽不着的烟卷儿夹在耳根子上。
他还会把路边的树枝，还有大一点儿的落叶和庄稼秸秆收拢起来，用绳子捆好，背在身上带回家。
从我记事起，村里养牲畜的越来越少，我记得他还曾经背着粪箕、拿着小镢头捡粪。恐怕是因为后来捡不到了才放弃。
他弯下腰捡烟头儿或者柴火的时候，表情会比平时轻松些，眼神里竟然透出和蔼而满足的光，而且嘴巴里的嘟囔也会变得缓慢和清晰一些。大概是说“这是好东西”，“这都浪费了”之类的。
老人穿的衣服虽旧却整洁，他卷的烟卷儿也极规整而漂亮，甚至他腰间的稻草绳都并不蓬乱，而是认认真真地打了一个实用而雅致的绳结。
他是怎么疯的呢？
不知道别的小伙伴是不是也问过这个问题。
有几次，我不经意间突然与他走个碰面，冷不防四目相对，他却一点也不凶恶，没有一点敌意，或依旧兀自呆愣愣地走着，或继续归拢他的柴火捆儿，或是蹲在地上捡他的烟头儿。我甚至怀疑，他能看到我吗，他跟我们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吗？
经过很多次的亲身验证，他确实是无害的。他的每一寸光阴里，似乎都只有他自己和他的草绳、镰刀、柴火、烟卷儿存在，除此无它。
他，是怎么疯的呢？
06
儿时的我就有一项极了不起的能力，就是听人讲话。我可以从别人琐碎、平常的言语间，把很多故事的碎片拼凑起来。我甚至还可以在村头巷尾一边玩儿着游戏，一边在大人们的闲谈中，去截取和破译一些秘密。
一九五二年，我们这个村子总共才大约三百人。
墙上贴着醒目的布告，村里的大喇叭也广播了很多遍，说是今年的麦收一定要加紧加快，并且往年习惯的麦子和玉米套种停止了。不再是麦子收割前就种下玉米。这是要为分地做准备。
很显然，压在木匣子底的地契作废了。
他刚二十岁露头。作为家中长子的他，老实本分的媳妇刚生下个儿子，他也越来越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庄稼把式。父亲也把越来越多的家族事务和农时庄稼的事交由他处理。
千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农民就是这样一茬一茬栽种出来的。
可是，这种欣欣向荣的家势，这一股新苗刚钻出泥土的长劲，却少了用武之地。
他没有听从大喇叭的宣告，依然辛勤地在原有自家地里种上了玉米。同往年一样，割麦子的时候，玉米苗已经长出一拃长了。远远望去，绿油油的玉米苗像一面面绿色的小旗子在迎风招展。
麦子收割完了，太阳照在整齐的麦茬上。人们抓紧时间开始丈量土地。
媳妇在家用大盆洗一家人的衣服，他则抱着五个月大的儿子在田塍上来回踱步。
埋在地头上路基之下的木楔子被刨了出来，扔在一边。人们根据新的丈量尺寸，敲入新的楔子，再重新埋好。
被扔在一旁的木楔子上，用端正的毛笔写着他爷爷的名字——这是土地的界桩。
尽管他的爷爷已经去世多年，但是看到爷爷名字的墨迹仍清晰地留在木橛子上，他不禁还是浑身一颤。然后，内心升腾起一股奇怪却无尽的力量。
他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捡起木橛子，冲到人群前面，想要阻止人们分掉那块已经飘摇着玉米苗叶子的土地。
07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一月，日军占领曲阜。
那一年，他才七八岁。爷爷让他上了村里的私塾。
当然，他并不太喜欢读书，而且村里的老先生脾气极大，他手里的戒尺宽大而沉重，更讨厌的是老先生虽老，却力气很大。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小事，村里的大麦子、二麦子兄弟俩的娘死了。
有一天，私塾放学后，爷爷和大麦子、二麦子，还有村里几位长辈都走了进来。
大麦子、二麦子一进门就分别给先生跪下磕头。这是所谓“孝子的头，遍地流”。
几人落座后，大麦子先说话了：“振雷叔，按我原先提的这个办法——卖五亩地，把原来给俺娘看病的钱还上，也给俺娘好好发送发送，办好这场事。我把学礼哥也叫来了。今天咱就把这件事办妥当吧！”
爷爷这时却说话了：“兄弟，五亩地有点多啊！年景不好，这他妈的什么皇军还得来收公粮。再说了，恁兄弟俩的孝心谁不知道？咱村里老少爷们谁敢不承认？按老理说，不能卖地娶媳妇，卖地埋娘真孝顺。可是要我说，日子还长着呢，还账是得还账，真把一场白事办得那么大，恁兄弟俩也是两大家子人，那么多孩子，那怎么过？卖两亩就行了。俺婶子活着的时候，恁兄弟俩，还有俩兄弟媳妇，对老人家那是没说哩。”
二麦子这时打断了爷爷的讲话，他说：“俺学礼哥，你说得也在理。不过，没事儿。俺爹走得早，俺娘一辈子拉扯大俺兄弟两个，还有俺姐姐、三个妹妹，真是不容易。俺兄弟俩现在也都成家，挑梁主事了。俺娘临走了，怎么也得让她老人家走得顺心、风光。再说，这也是让街面上男女老少都得知道，要孝顺老人呢。咱都是一辈一辈的人烟，不能给孩子们定下歪路子呢。你就按我说的办。至于价钱，最近，咱这前后也有几家买地、卖地的，随行就市就行。振雷叔是先生，给咱写个字据，咱就办了吧。”
他只是在一众长辈似懂非懂的对话当中隐约地感到，此刻正在发生的，一定是一件大事，而且极其庄重。
其他几位长辈也说，既然他们兄弟齐心，这事可以办。
爷爷不急不慢地说：“那也行。这都过完年了，麦苗说话的空就长开了。青苗的钱，我得补给你们。五亩地的麦种，还有年前浇了两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青苗就不单补了，我拿了地钱，再接着出苗钱，也是头沉。恁一家几口人的公粮，到时候我全缴了。行不？”
大麦子、二麦子心里合计着，先生和几位长辈，嘴里也念叨着，最后两方主家同意，众人也附和。
先生提起笔，不再像以前一样，一笔一画地写大字，而是用很小的字体写下了一份契约。经由买卖双方及见证人都在上面签了字，还按上了手印。
他还是第一次知道了大麦子、二麦子的学名——学孝、学诚。在乡村，只要不是极其重要的场合，实际使用频率最高的其实是乳名。极个别的就像振雷先生那样在前清中过秀才，学名就被人所熟知，就算在当时的乡试中未考中，人们还是会尊称“先生”。
在有的人家，也许子孙都只知道父祖那个沾着泥土气息，甚至不太雅观的乳名（比如“狗蛋”、“狗剩”之类），而忘却了在传统大义当中选取的寓意极好的学名。
随着大麦子最后说了一句“俺娘这场事还得叔伯大爷们、兄弟们多帮衬着”，人们就离开了私塾。
爷爷回到家，面沉似水，他对奶奶说：“今年多留出五亩地的玉米种子来，小柱要给先生的二斗小米也不能少，不够就用麦子换点儿。以后啊，做饭做稀着点儿。”
奶奶应了一声，继续去忙作。爷爷则端出一个黑色的小木匣子，从袖口取出墨迹鲜明的地契，小心翼翼地折叠好，放了进去。
08
在那个小木匣子正式而郑重地传到自己手上之前，那年夏天，他先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到了麦收的时候，他因为读私塾而成为村里少数几个不必到地里劳作的孩子。
她曾经说过不想去读书，想去地里干活，可是爷爷说那也得等两年，爷爷还说：“我用二斗小米，一年换你认几个字，就值！日本鬼子进了曲阜，不也得派兵给孔庙把门？不也是进去参拜？到什么时候，人也得读书。”
中午放学，他回家吃饭。大人们去地里收麦子，都是天不亮就吃饭出发，并且还带好中午饭。所以他得回家自己做饭。
厨房里有洗好的野菜，也有准备好的玉米面，井绳头上拴着的篮子里还有窝头（水井里温度低，可以防止变馊）。这些都是不能再规律且熟悉的事情。
可是今天，他的鼻子却异常灵敏，嘴里的唾液也似乎特别多，这一切都在勾引肚子里的馋虫。
顺着一阵清香嗅过去，他注意到房梁上挂着的油罐子似乎还在轻微的摇晃。很显然，这里面不是空的了，一定是装上了豆油。
这豆油是用来给家里的大车润滑车轴的。夏收和秋收前要用大车拉庄稼之前，爷爷都会用大半罐子的豆油给大车的车轴做润滑。那场景，他见过很多次。
平时家里不是吃咸菜就是熬菜，而不是炒菜。熬菜是把菜叶子煮熟之后再淋上一点油，比炒菜用油省的多。
一根车轴比人吃的豆油都多，他曾为此而深感可惜，每每想起，总是忍不住咽口水。
他搬来家里沉重、厚实的大椅子，又在椅子上摞上了凳子，然后再加上小方凳，颤巍巍地爬上去，想要把油罐子够下来。
他是计划偷一点油出来，炒一顿青菜吃。
他的手刚刚碰到油罐子，爷爷从屋外进来了。他听到爷爷有力的脚步声，也同时听到了爷爷因为气愤而加粗的呼吸声。
没等爷爷说话，他被吓得直接摔到了地上。
爷爷揪着他的脖领子，把他拎到了屋山的“夹合道”里。
过去农村建房，往往因为左右邻居并不是同时建房，因而各有山墙，两山墙之间为施工方便而留下的一米左右的小巷，老家俗称“夹合道”。
形象地说，它就是一段极窄的死胡同。被堵在里面，没跑。
爷爷倒举起镰刀，没头没脑地抡了下来。镰刀把打在他的头上、肩上、脸上、背上、大腿上……每挨一下，他都发出刺耳的哀嚎。
可是，虽然他的叫声凄惨而惊恐，却没什么用。爷爷不管他怎么嚎叫、恳求，都没有停下手里不断重复的动作。而那时，麦收季节的乡村，在白天，家家户户几乎都是没有人的。
还好，他的鬼哭狼嚎还是发挥了作用。因为声音隐隐约约地传到了先生的耳朵里。老先生察觉有异，飞奔而来，隔着墙头喊了几声仍然不能喝阻爷爷。情急之下，先生竟然直接翻过墙头，冲到爷爷面前，夺下了他手里的镰刀。
而由于爷爷打他的时候用力过猛，爷爷的手已经被刀锋划破，血流满手，空气中都因为之前不断地挥舞而弥散着鲜血的腥气。
最终，老先生说：“一年的收成是重要。你还真要把孙子打死呀？孩子哪有不馋的？记吃也记打就行了。”
他不但不用像其他读私塾的孩子一样，不用去干农活，而且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地。
奶奶和娘心疼他，却也只敢偷偷流眼泪。当然，奶奶还是做主杀了一只老母鸡，给他补身子。
可以说，有一种所谓土地兼并的情形就是这么发生的。为了积攒下几亩土地，一代代人全都贡献在上面。
可是几千年了，地还在那里，人却罕有百年，风水轮流转。
09
他右手抱着儿子，左手捧着写有爷爷名字的木橛子，跟一众人厮打在一起。
当然，他永远不懂的是，这是一个时代的来临，同时也必然是一个时代的逝去。他很容易就被阻止住了，被拉到一边。
同多年以后一样，没有人关心或者他在想什么，更何况，大家当时都在忙着丈量土地。
只是突然发现，他把自己的儿子扔在了麦茬上，小婴儿却并没有哭。人们这才觉得奇怪，停下手里的工具，看了过去。
孩子僵挺地躺在麦茬上，脖子处，一股血柱喷涌而出，又落回到地上。鲜血滴在金黄色的麦茬上，然后顺着滑落下来，渗进泥土里……
不一会，孩子的身体瘫软下来……
在麦茬上残存的血液，很快就因干涸而变得猩红，落在泥土上的血液却已经与它融为一体，仿佛只是一小碗水洇湿了土地。
他的手里拎着一把旧镰刀，嘴里嘟囔着：“地都没了，还要孩子干什么？”
那把镰刀因为常年的使用，把已被手掌磨得光滑无比。而刀片则因为刚收割了一季的麦子，而被磨得雪亮，甚至没在上面留下一丝血迹。
当然，他说的并不确切——不是地都没了，而是人人都有，是均分土地。可是，他并没能明白，也许即使明白了，也是心关难过。
40年后，我好奇地看着他捡烟头儿、捆柴火，听他嘴里无尽的念念叨叨、念念叨叨……而他，仿佛与任何人——都无关。
我长大后，似乎就再没见过稻草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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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我正式写的第一篇小说，第一次在简书发表经过加工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