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人的命运会受到时代的局限，而他的遭遇，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这一时期的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以及戚继光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意图挣脱传统的束缚，突破前进的桎梏，无奈反被牢牢禁锢，沦为制度下的牺牲品。已经走过两百年的明帝国，无论统治者是尽职尽责，还是嬉戏怠政；官僚们诚实清廉，还是贪污腐败，都显得不重要了。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却发生着一连串不同寻常的事情。
关键词：政治制度 文官集团 道德 性格
1.万历的无奈
自始皇称帝，统治者便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即带有宗教色彩的上天意志的表达。作为国家的主人， 万历何又陷入无奈？
汉武帝拉开“独尊儒术”的序幕后，儒学就成为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其纲常衡量着社会准则。在实际操作中，以朱熹注释的“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黄仁宇先生在书中自序提到：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朱元璋创明朝，废宰相，同时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即以伦理纲常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在道德的制约和案牍的传递的平衡状态下维持统治。到万历朝，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朱翊钧就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虽然君主权力集中，但还是受到文官的牵制，皇帝要维护他的权威，文官要彰显他们的存在作用，就会起冲突。实际上，文官们只需要一个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
万历幼时是个听话懂事的孩子。6岁被立太子，9岁便做上了皇帝，在张居正的教导和传统礼仪约束下度过了他的童年。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受制于廷臣。万历需要在各种祖制礼仪的规范下生活，参加各种活动。稍有懈怠，文官们就以祖宗之法上疏指责他，使万历心生厌倦。在立储大事上，皇后无子，万历欲立心爱的淑妃郑氏子常洵为太子，然嫡长子为常洛。他的文官们便以不合伦理之道和祖宗之法中“立幼废长”于理不合为由，向万历施压。从此开始了数年的拉锯战，终在1601年，万历立常洛为太子，立储之事才渐平息。万历意识到：自己的意志已经不怎么起作用了，自己只是制度下的一种产物，虽贵为天子，却始终是皇城中的囚徒。
多少年来，文官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皇帝作为一国之主，本当针对文官集团阴阳的双重性格，采取措施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然而万历多年的不得志，出于一种报复的心态，选择对这个操纵实际的集团日益疏远，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使帝国慢慢走向深渊。
2.文官制度的演化
本朝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源于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心设计，目的使六部直接由皇帝掌控，不再分割皇权，也不为旁人取代。这种以大学士作为皇帝高级顾问的制度，有明一代贯彻始终。嘉靖朝，对某一大学士的频繁谘询，为首辅，其他内阁大学士的任命出于首辅的举荐，就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今后文官之间更加复杂的局面。
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的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如果体制上有欠周全，则需要用精神的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
2.1 厉行改革的张居正
万历初，本朝已经走过了两百年，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实际已经愈来愈远了。某种程度上，身为首辅的张居正掌握着实际的政务处理权和人事任免权，他上疏“考成法”，重整朝纲，整饬吏治，明确职责，以提高各部门的办事效率，改掉文官机构长期存在的懒散拖拉的作风。
很多问题，按理说可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来解决，但事实不能办到，只能以局部的人事调整求取施政上的暂时安稳。中国地域辽阔，任何人都无法掌握现时的制度对生活的影响和及时反馈，为了贯彻改革，张居正在政策推行上大胆启用私人，以补正常行政机构之不及，这是无法避免的。然而他铁面无私的态度和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触动了文官集团的意志，在他们看来，张居正这么做就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形成另外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这绝对是不能容忍的，也是日后张居正所不能预见的暴风雨来临之前天边卷起的滚滚乌云。
有生之年，张居正可以用权势手腕压制他的批评者，大刀阔斧力行改革，可一旦身故，毕生心血事业必将付诸流水。万历八年，张居正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核实全国耕地的诏书，推广“一条鞭法”进行赋税改革，以调整帝国的财政体系，强化管理，进一步实现富国强兵，给垂死的帝国打一剂强心针，但是改革还未落实，张居正竟溘然长逝，此后所有的举措化为子虚乌有。
大风起于清末。名义上，张居正只是皇帝的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力。实际改革推行手段上，张居正忽视了表面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文官集团双重性格的存在，他仅仅将这一集团作为行政工具，使自己慢慢陷于孤立的局面，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以致构成了日后蝴蝶任意挥动翅膀便引起了反张的大风暴。
死后五年，既有道德伦理的影响因素，也有文官们的私心报复，对张居正依依不饶，以他专权乱政、任用亲信等给万历施压。万历念及师恩，朱批回说，张居正蔽主殃民，殊负恩眷，但“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怠不究，以全始终”。后张居正家产被抄，子弟流放，生前诸多荣耀被剥夺，但避免了被开棺戮尸的局面发生。
2.2 温和改良的申时行
张居正后，张四维为继。不出一年，张四维父亲不幸去世，他只好离职丁忧。万历十一年，申时行任首辅。
当申时行立在文渊阁，他看清了前任张居正时期存在的问题：在名义上说，文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却包罗了各类出色的人物，是本朝的权力源泉，是帝国的实际主人。在书案前，回想他前任的八个首辅，除了李春芳和张四维能全始终，其余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六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被追究。表面看来，他的前任们所受的处分是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实无一不体现文官集团的意志。
明帝国的行政体制是中央集权，其精神支柱借助道德，管理的方法依靠文牍。申时行警戒自己：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的成败，全看它与文官集团的习惯是否契合，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不过是空中楼阁。
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集团阴阳的双重性，决定以调和折衷的方式去行使自己的首辅权利。他把执政目标降低，调和两极，以文官共同意志办事，发挥共有的精神力量，来补救行政技术上的不足。如此温和的处事方式，让他平稳地度过了八年的首辅任期，以妥协调停求得任期内的安宁。然而，他的持重，在他的执政生涯里留下了这样的一笔。
在1587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周围的部落，便派兵征讨，怕日后养虎为患，但是出师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他的参政不按命令行事，私自主张改剿为抚。参劾奏折到了北京后，参政却受到了同情，京中御史反参劾起那位巡抚。申时行认为这是小事，不足引起内外官员的不和睦，出面调停并建议皇帝对两者不作追究。此后这位酋长便为所欲为，利用不和睦发展着他的千秋大业。至于这位酋长是谁，他叫努尔哈赤，若干年后，他的庙号为清太祖。
没有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执政手段，温和处事的申时行依旧没有得到文官集团的青睐。好多文官在日后感慨，在立储的那几个紧张的年头里，怎么偏偏碰到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做了文渊阁的一把交椅？
2.3 孤直心耿的海瑞
明朝在人才选拔上，以“四书”为考试内容。海瑞作为一个在圣书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重视法律的作用执法不阿，也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
在海瑞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为国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他在应天巡抚任上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较早的实行桂萼的“一条鞭法”，张居正在新政中得以推行此法便是总结的海瑞等人的经验。同时他还具有把事情办好的强烈愿望，以鞠躬尽瘁的态度去处理各种琐碎问题，敢上“直言天下第一疏（即《治安疏》）”去触怒嘉靖帝，以求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和百姓生活的幸福。
道德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教化民众的作用。然而当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后，尤其在道德与法制这杆称被打翻后，意味着儒家所带有的绚丽光环，逐渐褪去。海瑞在处理案件时奉行的是“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的传统纲常。其确实与“四书”中的训示相契合，但与现实生活早已脱节，也就缺乏对付复杂局面的因素和处理多元关系的能力和手段。海瑞的一生经历，所作所为正义凛然，但很少有人以他的榜样力量去办事。在土地改革中，他秉公执法，实行丈田均税，因铁面无私而得罪太多人，被排挤离任。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1587年，南京督查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使京城内外的官员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再不用去为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英雄去操心了。
2.4 悲凉的戚继光
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唐后君主都怕悍将威胁到自己的政权统治。从洪武朝开始，建立了文官制度，以文官来节制武将，就有重文轻武的趋向。到万历朝，进入成熟阶段的文官集团，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的最高点，武官的社会地位则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其产生的显著后果是，文官们虽在军中派为监察，不统兵将，实则握有人事任免、调度攻防的权利。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战场上大事小事一人说了算，具有临机专断之权，但在文官看来就是跋扈专擅，结果是武将无法展示其统筹全局的能力，在关键战役中形成掣肘的局面，错失战机。
直到十七世纪前期，明朝军饷的供给仍基本遵太祖之制。即民户直接供应军饷，军队不承担士卒粮饷。这个制度虽然之后没有完全贯彻，但也没有正式废除。著名将领戚继光所面临的问题是，既要时刻防备倭寇的侵扰，又要想办法从根源上治理军队问题。幸运的是，入阁之初的张居正早有重整军备的雄心，戚继光便得到他的赏识。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优先权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组建出了一支军纪严明新型的军队，屡建奇功，无一败绩。然而这支带有私人称呼的“戚家军”恰好反映出了明后期正规军的衰弱。
造成军队衰弱的根本问题在于，明初确定的税收摊派和征集不再适应现时人户的状况时，十七世纪的明政府没有一个彻底的改革与之适应。在重文抑武的大环境下，即使武将取得了一时的胜利，还是无力扭转武将与文官失衡的现实，更没有解决军备纪律的松弛以及官兵军心的涣散。重要的是，戚继光与张居正来往过密的关系，尤其是张居正去世后，导致他的戎马生涯不会长远。张居正死后七个月，他就被调任广东总兵，失去实际上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后来“反张”运动一起，使得戚继光更加郁闷，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坠入了无限的寂寞和悲凉。
1588年初，将星在贫病交迫下西陨而去，表明着武将与文官之间的博弈以前者惨败为结局，彻底失去了左右王朝兴衰的政治力量，这个帝国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便渐行渐远。武将的不幸遭遇，加上军备上的衰落，是一个封建王朝开始走向末路的征兆。明朝官兵在三十年后与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结果是众不敌寡。到之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取本朝而代之，主宰这个王朝之后的命运，便是迟早的事情了。
3.文官集团的变态化走向
要治理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庞大帝国，如果不依靠公正而周祥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去匡正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这些标准要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不同的时代环境与之相适应并有所通变。
在立储问题中，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万历朝，作为帝国实际主人的文官集团内部之间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在选储站位上分化，相互争执，在关乎生死荣辱的现实问题上反受致命的创伤，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拥立常洛为太子者，会流芳百世，光宗耀祖，然而却忽视了有血有肉的万历的存在。之后的万历怠政以及中枢办事能力的缺乏，使文官机构生出了对仕途的消极对待和敷衍办事的作风，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腐败贪污者更加有机可乘，整个王朝走近崩溃的边缘。
结语 1587年，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成长了二百年的明朝，君主已是一个高度程式化的工具和一种社会制度的体现。万历的反抗，终会被熟读圣贤书的文臣们所不允，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的行为始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
张居正和申时行两位首辅的执政生涯显现出了帝国因中央集权的过度膨胀而运转不灵的弊端，尽管通过不同手段去扭转，却受制于圣贤的成规，因他们最基本的任务是使统治者尽量按古代圣贤的教导行事，只是起到顾问的作用，并不起实际的执政权利。
海瑞的改革热情在土地问题上同保守派发生冲突，被迫开始长期的赋闲生涯，直至在任所里离开世界。说明了当道德信条僵化越来越失去它的使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的法律又缺乏创造性，无法去填补这种缺陷，便会造成法律和道德的脱节。
戚继光的遭遇映射出了文官和武将关系的失衡常态，这是每个封建王朝从建立到灭亡都会存在的现实，是封建制度下固有的属性，不可避免。只不过处在山穷水尽的明王朝，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加明显而已。
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总的来说，明王朝后期废弛的官僚制度及其日常运转的僵化，各种矛盾的冲击，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也是传统封建制度走向末路的写照
[参考文献]
[1]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三联书店，2010.
[2] 刘伶俐，吴江龙.浅论明朝政治制度中的困境[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7.
[3] 刘昕.“大历史”背后人物的命运[J].社会科学论坛，2016，10.
[4] 刘秋雅.太平下的危机[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文学艺术，2013，28（9）.
[5] 刘孝连.在冲突与失衡中暗含的制度衰落[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分报，2018,30（3）.
[6] 戴巧明.成也居正，败也居正[J].群文天地（文学与艺术），2012,1.
[7] 康威.法学角度浅析明朝的衰亡[J].湖北函授大学分报，2018，31（4）.
[8] 程淑窈.道德囚笼下的社会张力[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7（4）.
[9] 王晓春.明朝万历年间那些人那些事[J].四川档案（兰书情读书活动），20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