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昌春
前言
一九九九年，我父亲因患小脑萎缩，不能行走。母亲也因糖尿病引起白内障视力下降。我没有兄弟姐妹，家有两岁多的孙子，还领养了一个残疾孤儿在澧县一完小读书，需要妻子照管。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县福利工厂任厂长。家中老小都需要照料，于是我办理了停薪留职，回家专心陪伴父母。
父亲平生爱和老朋友聊往事，粮票的故事讲了一年又一年。他人生旅途的细节，在我心里也越来越清晰。二零一三年，父亲偶然发现了我为他写的祭文，他笑我准备得很充分，“就差填日子了”。
次年，我又将家族历史写成《多味人生》一文，拿给父亲看，父亲看一次，哭一次；再看一次，又哭一次。照顾二老十几年，父亲第一次夸了我，也把他从未对外人言说的隐秘苦难过往，告诉了我和母亲。
二零一八年二月六日十八时二十二分父亲因病辞世。他为人处世的种种品行，早在我和孩子们身上打下了烙印。父亲平淡而曲折的一生，是我和孩子们的宝贵财富。三年多来，我时常梦见父亲。闲来无事，我将往事重新落于笔端，形成文字，以兹怀念！
一、学生仁世发
一九九四年仲夏的一个午后，湘西北的火连坡镇异常闷热，街道上不见一个行人。家住文化街三十二号的一位老人象往常一样，坐在大门边的椅子上打盹，门外两根梧桐树茂密的枝丫里，传来知了一阵阵清脆的鸣叫。
“老师、老师、鹏飞老师”。困乏中的鹏飞先生被人唤醒，他睁开眼，茫然地打量着眼前的一群人。其中一位七十来岁的老人跪在地上，象个孩子般激动得泪流满面。
“老师，我是仁世发啊！您还记得我吗？小时候您给我缝衣裳、买纸笔、教我读书，后来又送我去参军。85年我回来过一次，专门来找过您.....”
“快起来！快起来！”鹏飞先生猛然回过神来，起身扶起这位从台湾回来的老人。脑海里断裂的往事，开始一根一根串联并焊接了起来。
二、暖水街小学
鹏飞先生是我的父亲，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他出身于暖水街永镇坊一个乡绅家庭，在土地庙旁长大。小时候读书，须徒步二十多里，到三元村东溪河的私塾上学。在那个年代，受教育几乎是富家子弟的特权。
父亲祖上是暖水街有名的乡绅，经营“大有堂”药坊老字号。每有饥馑荒年，“大有堂”必开仓赈灾、施药济苦。一九三四年，父亲赴宜昌师专求学，期间曾以《取与予》、《读书为了救国》等文章轰动校园。
一九三八年，时年十七岁的父亲从师专毕业，随即发下大愿创办了暖水街第一所小学——暖市小学（关庙）。父亲亲任校长，教员包括了孙仰山、周秋舫、孙华南、孙凤池等人。
有一天，父亲发现有个流浪娃风雨无阻地站在窗外听课，深受感动，便为其免除学费、购置纸笔，让他正式入学。此后，父亲又在关庙附近遇到另一个流浪娃，同样将其收留入学，免费读书，并为他们分别取名仁世发、胡成才。他还一一上门，说服孙际军、覃净业、孙盛铸等贫困生的家长，让他们也来学校读书。（后来他们都成为当地中小学教师）
父亲生前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但他常说自己这一生中除了创建暖水街小学与参加湘鄂支前办事处外，并未对国家有过什么大贡献。一生节俭的他，对亲朋弱小却仗义疏财，并时常告诫后代：“子孙有能，要钱做什么？子孙无能，要钱做什么？”
三、奇怪的梦和20块光洋
一九四六年的一个深夜，父亲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只白老虎蹲坐在堂屋中间，想起老话常说：“白虎当堂坐，无灾必有祸！”父亲从梦中惊醒后心下惴惴不安，再也无法入睡。
天蒙蒙亮，他便起身去开门。门一打开，他猛地倒吸一口凉气——门外竟赫然站着一彪形大汉！父亲惊出一身冷汗，只见那汉子穿着土布对襟白衫、头上还紧裹着一条白毛巾。
此情此景，与深夜梦境瞬间重叠！父亲压住心跳，强作镇定地问道：“你是......？”
那汉子连忙答道：“老乡，莫怕。我是个当兵的，现在掉队了，没得路费，无法赶队伍。”
父亲闻言，忙道：“不妨事，快！先进屋再说！”
汉子道了一声，“得罪”，便侧身跟进屋来。父亲边让座边问其姓名，汉子答：“我姓李，叫李概福！”“好，你还没吃早饭吧？肚子饿了就在我家凑合一口”父亲说完，便吩咐母亲赶紧生火做饭。饭桌上，父亲问起他需要多少盘缠。汉子踌躇未答，我爷爷在一旁发话了：“我看这后生不象坏人，给他五块大洋吧？”那汉子这才放下碗筷，面有愧色道：“老乡，对不住，五块…恐怕不够，最少也得二十块！”
二十块光洋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足以买下二十石谷子，抵得上一户人家全年的口粮。父亲略一沉吟便应声道“好，就二十块”。那汉子道一声“多谢”将钱贴身收好。父亲将他送至门外，目送这位不速之客的身影消失在晨雾之中。
四、日寇犯境
暖水街，乃是湘鄂边界的咽喉要地。
一九四三年，抗战方酣。暖市小学的学生已从最初的四十余人增至九十多人。当时，父亲除担任小学校长外，还兼任暖市乡公所的兵役干事。他一边带领师生推行新生活运动，宣传抗日文化；一边也履行兵役干事的职责，协助国民政府进行地方军需物资的筹集与保管。
其时，国民党第七十九军将阻击日军的主战场设于暖水街。岁末，日军逼近，七十九军浴血奋战，伤亡惨重。拉锯战中，暖水街部分店铺遭日军抢掠。“大有堂”药坊幸未遭大的破坏，但其名下的纸马铺却被日军焚毁，店内一百余块珍贵的道教传世雕版也随之遗失，不知所踪。
五、再续前缘：李政委
一九四七年初夏，有人给父亲送来一封信。父亲拆开一看，信上只有寥寥一句：“请孙鹏飞到澧县天主教堂一聚”，既无抬头亦无落款。父亲问捎信人：“托你送信的人是哪个？”来人答“是我们政委！叫李云。”父亲心下疑惑，根本不知道“李云”是谁，所以也没当回事。
隔了几日，又有人来送口信，再次请他前往澧县天主教堂一聚。父亲心下好奇，次日便赶赴澧县。到了城内的天主教堂，只见大门紧锁，内外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问街坊邻居都说不知道，这时一位老人指点道，“城外还有一处天主教堂。”
父亲又匆忙赶至城外另一座天主教堂。一到那里，便看见许多士兵正在操练，口号声铿锵有力：“坚持不懈，胆大心细！”大拱门外有哨兵站岗，其中一个上前询问道：“老乡，您找谁？”父亲问“你们这里有个叫李云的吗？”哨兵答：“有！他是我们政委。”正说着，走来一个高个子军人，头戴八一军帽，身穿一套满是补丁的旧军装，笑着接话道：“你是孙鹏飞吧！我是李概福哦，哈哈，你还认得我不？”
父亲闻言一愣，端详片刻，终于记起以前向他借过盘缠的那个大头兵来！父亲万万没有想到，此人居然还是革命部队里的一名干部。
六、革命的引路人
李政委大步上前，紧紧握住父亲的双手，随后又热情地揽了下他的肩膀，朗声道：“谢谢你鹏飞，谢谢你当年救济我！”随即他将父亲请到自己的住处。
走进驻地，只见院内是用楠竹架起的一条长长通铺，每人一米左右宽的位置，被褥都是旧的，却叠放整齐。李政委从床边取出旱烟袋，请父亲抽烟。父亲吸了几口，被呛得连连咳嗽，引得李政委开怀大笑。父亲年轻时便有抽烟的习惯，在民国年间，当地条件稍好一点的多抽“小刀牌”香烟。一会儿，一名战士用粗陶土碗端来了一碗凉开水递给父亲。父亲手捧土碗，心里暗自感概：想不到共产党的干部如此清苦，还如此乐观。
李政委与父亲促膝长谈，从他当年如何凭借那二十块光洋找到部队和一路来的战斗经历，从当下的国际环境聊到了国内形势，又从过去剖析现在分析将来。李政委目光炯炯地说道“鹏飞兄弟，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一个新生的中国即将诞生！我们需要你这样的文化人，欢迎一起来干这场惊天动地的事业”他此时挑明意图，动员父亲参加革命，说部队亟需有知识的文化青年，若父亲应允，可来部队担任文书。父亲听得热血沸腾。
七、漫漫寻路，追求革命
几日后，父亲收到一张便条，上书：鹏飞兄弟，你如果决定了，请到枝城老街，江南游击纵队指挥部办公室找我。李云。
原来，头天深夜曾有三位佩短枪的人悄然到访（其中两人正是李云与覃树玉），他们在学校食堂匆匆吃了一碗咸菜稀饭，就在教室的课桌上和衣睡了一晚。天没亮便悄然离去，只留下那张字条。
父亲读信后，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当即邀上大伯孙正兴，又联系了一直想当兵的张兴龙，三人决意一同投身革命。在自家花线铺帮工的张兴槐（张兴龙亲弟）听说后赶脚也要一起去，于是一行四人急忙赶赴枝城约定的地点。不料李政委的部队因战情变化已经开拔前往重庆，仅在联络处留有另一张便条：因战况有变，请速往重庆江临路四十八号联系。
听闻要远赴重庆，我大伯与张兴槐便心生怯意，不愿再前行。父亲遂与张兴龙一起赶往重庆联络点。从枝城到重庆，一路翻山越岭，跋涉不止。饿了，啃几口自带的干粮；渴了，便掬一捧山涧凉水。风餐露宿，历经二十几个日日夜夜，他们终于抵达了重庆联络点。
然而再次扑空——李政委的部队又已转移去了成都，指示他们前往成都寻找。“时间这么久了，若去成都又扑空，再赶不上部队怎么办？”父亲思忖再三，决定让张兴龙持李政委的便条先去成都探明情况，再作打算。
张兴龙赶至成都联络点，李政委的部队又开往贵阳了。张兴龙在成都联络点出示了李政委的亲笔字条。联络点的党组织在核实情况后，为他安排了合适的工作。解放后，张兴龙将暖水街的家眷接至成都团聚，并在当地落户，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八、湘鄂支前办事处
父亲回到暖水街时，解放战争已全面爆发。父亲虽与李政委失去了直接联系，但仍同石门县的地下党员田中夷、覃树玉等人保持着秘密联络。父亲巧妙利用其暖市乡兵役干事兼小学校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在暖水街关庙小学内建立了一个地下交通站，用来传递情报和机密文件。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经中共地下党组织批准，湘鄂支前办事处于暖市小学（关庙）秘密成立。其主要核心骨干有石门县的田中夷、太平乡的覃树玉、暖水街的孙鹏飞、松滋县的刘华平、刘家场的皮少芳，中共特派员庞坦直任后勤处处长，负责物质接收。
办事处主要负责筹备粮草、食盐，安置照料伤病员，以及保管缴获的枪支弹药等。父亲此前一直负责桐山乡、子良乡的军粮监交工作，这一身份为其开展支前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掩护。支前办事处工作繁重，需投入大量精力，为确保学生学业不受影响，父亲特地聘请了孙先知、孙国久等老师来校代课。
一九四九年七月下旬，随着第四野战军（四野）主力南下两广，第二野战军（二野）改经从西斋直抵新安，暖水街的战略地位发生变化，湘鄂支前办事处遂完成其历史使命，宣告撤销。田中夷被安排至石门县任副县长。办事处所存的一百余支枪支，一部分由皮少芳带往湖北刘家厂区，另一部分由覃树玉带往常德地区。他们二人随后分赴所在地区担任民兵中队队长。父亲则根据党组织安排，留在本地协助区委开展组建农会的工作。
九、惊险一刻：遭遇暗杀
一九五零年年初的一天，暖水街的孙圣友突然发现，自家饭店里来了很多生面孔，四下打听孙鹏飞家的地址以及关庙小学的环境。当时，虽大局已定，暖水街也已解放，但湘西北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纠集地方土匪藏匿于大山丛林中，经常在地方搞破坏、进行暗杀活动，伺机反攻。孙圣友心下暗叫不妙，可自已脱身不得，急忙示意妻子（我们后辈尊称赵奶奶）前去递口信，“鹏飞先生，来了很多挎枪的生人，到处找你，你快躲一躲”。父亲道了声谢，拔腿就准备从后门借水路离开，却瞥见后门河堤边亦有陌生身影晃动，眼看无法脱身，万分危急之时，恰逢我幺婶娘正躺在家中坐月子，她急中生智，忙唤父亲进屋，让他迅速伏卧在床榻纹帐之后，再用层层被褥遮盖，方才助他躲过一劫。事后才得知，这伙人乃是石门县“反共救国军”司令向应东派来的手下。他们在屋内搜寻一圈，一无所获，只得悻悻离去。
原来，父亲在湘鄂支前办事处秘密工作时，他曾召集一百多人，用了将近二十多天的时间，将自己负责保管的古堰头（属涔源乡）、子良坪（下街）两处粮仓的粮食物资储备，全部碾米、簸壳、打包，秘密运送给了共产党。而这批粮食正是原定供给向应东的军粮。
湘鄂支前办事处的工作一直以暖水街为中心枢纽，各地物质在此集中后，再统一转交庞坦直处长处置。其中单单大米一项经父亲之手调度的就有八十万斤之巨，还有大量紧缺的盐巴等其他物质。父亲与庞坦直处长保持工作联系近7个月之久。
经此一劫，父亲不敢再轻易露面，遂带领全家悄然离开暖水街，迁往六公里外的栏木村的油炸湾。那里有我们祖先永芳公留下的老屋。
一九五零年农历九月向应东被抓获公审枪毙后，湘西北地区的匪患才算正式肃清。
十、投身新政：文工团与干部转正
一九五零年腊月，父亲在三元完小组织一批进步师生，成立了宣传工作队（文工团），先后排练了《白毛女》、《赤叶河》、《兄妹开荒》、《孙大伯的儿子》等剧目。
一九五一年元月，父亲被选派参加县委组织的土改培训班学习。全县一千七百多名学员经一个月的培训后，优选出一百名学员转正为国家干部，父亲亦位列其中。鉴于父亲在支前办事处的特殊贡献，他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被追溯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即其从事秘密工作之日。
父亲分配至六区参加土改工作组，由区委书记郭洪文、区长王华堂直接领导。工作组在全县首批成立了以陈忠汗、雷治国、汤明诗、孙圣清、王业华、孙圣育、孙圣连等为首的八个农会。
新的基层政权不仅需要有带头人，更要依靠思想宣传与文化教育来启迪和发动群众。
一九五一年二月六日，文工团在三元大组进行彩排预演，邀请全区农会干部及部分群众观摩，征求意见。随后又赴各农会巡回演出，还应闸口乡之邀前往交流，备受领导与群众的好评。
身为基层干部，父亲每日徒步数十里，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汇报工作。正是凭此辛勤付出，六区的土改工作在全县率先完成，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父亲又接上级调令，前往桥门乡继续参加土改工作。
十一、“五二镇反”蒙冤记
一九五二年元月二十一日（农历辛卯年腊月二十五）,正值岁末寒冬，万家准备团聚迎新之际，有人至桥门乡乡公所传话：“鹏飞老师，区长叫你即刻去区公所开会”。父亲未及多想便随之前往，不料一到区公所即遭扣押，次日便被押解至澧县公安局。此时正值解放后第二次镇压运动高潮。狱中每日有人被收押，亦每日有人被处决。皮少芳便是在此次运动中，被诬以“支前办事处就是复兴党”的罪名而遭枪决！（后得平反）
一入狱，父亲便被戴上了十多公斤重的脚镣与手铐。次日上午，铁门外响起喊声“521出来！”——这是父亲的监号，意为一九五二年逮捕的第一人。两名卫兵将其押至审讯室。
“你叫什么名字？”“孙鹏飞”
“今年多大？”“31岁”
“什么民族？”“汉族”
“什么职业？”“教书的”
“你知不知道你犯的是死罪？”“不知道。”
“你与人民为敌，竟敢说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犯了哪条。”
“你在湘鄂边区带头反对革命，你要老实交待你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父亲当时内心愤懑，审讯陷入僵局，审问者看问不出结果，厉声喝道“押回去！”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中午，第二次提审。问题和第一次的一样。最后问：“你认识田高后吗？”“认识。”“皮琢如呢？”“认识，他是我的小舅子。”“一九五一年二月五号，你同他们做了些什么？”“…这天没与他们见面，也没和他们做什么。”末了一位审讯官断然言道：“支前办事处就是复兴党！二月五号你们就是在一起开反动黑会，你还不承认......。”随即口头宣判：“判处死刑！”
回到牢房，身受拷打混身疼痛的父亲，强忍屈辱，开始竭力回忆。他想起二月五日，正是农历腊月二十九（那年没有年三十），也是除夕的当天，他全天都在三元大组排演节目，他是导演又是主角（王大富），排演一直持续到正月初一凌晨，六区所有农会主席及宣传队的所有演员均在现场。半夜时，队员李林木的单刀把上的红布着火，险些酿成火灾，所有这些细节都可查证。父亲将这些情况一一申诉，经法庭外调核实，开“反动黑会”的罪名算是澄清了。
与此同时，田中夷、覃树玉亦闻讯赶来，证实湘鄂支前办事处确系革命组织。至此，死刑判决撤销，父亲身上沉重的刑具才被取下…。田中夷出庭作证后，远远望了父亲一眼，将一包烟遗落地上，请法警转交父亲后便默然离去。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澧县人民法院向父亲宣布了第二次判决书，认定孙鹏飞“在伪乡公所任兵役干事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判处孙鹏飞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这真是“一把黄泥巴抹进裤档——不是屎，也是屎。”父亲唯有默默吞下这莫须有的罪名。
十二、风雨飘摇：弱妻幼子受牵连
一九五二年腊月二十六，老屋被封，母亲讨来稻草，一家三口用两床旧棉褥过了一晚，那年我5岁，弟弟昌泰才2岁。
一九五二年腊月二十七，母亲去汤家姑爷借了一篮红苕、菊婶娘家借了两升米，菊婶娘送了豆腐、豆渣、米粑。圣考爷爷送给我们二十斤米，一块三斤重肉，母亲跪在地下收了下来......。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民兵通知没收孙鹏飞所有财产，家产全部充公。
这时我们的苦难才刚刚开始，但一家人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困境中，一直都是很乐观很顽强地活着。
母亲一边学干农活，一边带着我给人帮工，帮工不要工资，只要有饭吃就行，晚上她作鞋绣花、纺棉线拿来换钱。每晚纺棉线半斤，那时一斤纱子换两斤棉花，这样每月纺10斤纱线，就可赚8斤棉花，每6斤纱线，就可换回一匹土布，就这样没日没夜的辛苦劳动。一年后，我们家就添置了家具、炊具，还买了一头仔猪。那时我特别懂事，一到收割季节我就到人家田里捡麦子、稻谷，特别是捡苕，一天捡来可以吃几天。
一九五九年九月，不满9岁的弟弟昌泰，不幸落水身亡。每逢春节，母亲祭拜完祖先后，都专门装一碗饭菜供着给他。想到他出生后没吃过一顿饱饭，母亲总忍不住泪水涟涟。一九五四年大虫灾，家里没有吃的，他饿得实在不行了，吃了喂猪的干苕叶和糠粑，拉不出来，母亲是用手指给他慢慢地掏。五年里他都是一个人睡在稻草洞里......。
一九六一年五月，小叔、幺婶娘先后去世，留下姐妹四人无人照管，母亲在公社干部的安排下回到已离开十多年的暖水街，照看她们。
一九六一年九月父亲回到暖水街。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生离死别，想到小儿子昌泰夭折，弟弟和弟媳接连双双去世，父亲不禁悲从心来，痛哭流涕......。
一九六二年，正兴大伯也回来了。
我们的苦难应该结束了吧！
十三、至暗时刻：文革中想要自杀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狠抓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四旧，立四新的社会风气也刮到了暖水街。
父亲很敏感，要我们把老家具上雕刻的古装戏全铲去，涮过金水的用刀刮下来，青花瓷统统打破摔掉，抽屉里小叔保管的原三兄弟分家时写的合约当着我和昌玉姐念了一遍后给烧了。当红卫兵来抄家时，什么都没找到，但他们还是要父亲游乡、背牌子。经过父亲的据理力争，最后定了三类分子。
“把孙鹏飞带走！”一九六九年十月一天，公社的刘某玉率领十余名红卫兵破门而入。当晚，父亲带至黄溪六队的保管室看管起来，天一亮便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之后又送入公社组织的“五类份子学习班”，白天强制做苦工不记工分，晚上则轮流被捆绑殴打。当时整得最惨的是周远俊，对他又是吊，又是打，整得叫不出声后，就在大桌子上再加一张小桌，红卫兵站在大桌上旁边，周远俊绑好后站在小桌上，麻绳子约几米长，头被迫低至膝盖。批斗时，若有一句答不来，便从高台猛然往前一推，掉到地上摔得半死。待他稍稍苏醒，又会被拖回台上继续批斗。第三天批斗孙干老师，手段如出一辙，持续了大半夜。红卫兵整人很有一套，明天准备整谁，便令其充当配角观摩，孙干老师是周远俊的配角，父亲是孙干老师的配角。亲眼目睹前夜的惨状，当晚父亲几次萌生绝念“遭这样的罪，不如死了干净！”然而红卫兵看守严密，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也是命不该绝！第四日，公社社长孙际尧接到上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通知。次日周远俊、孙干等七人被一台拖拉机押送县公安局去了，其余留下的“五类分子”继续在学习班做苦工，接受教育。
十四、仁义周老板, 知恩胡成才
一九七一年农历八月十三，火连坡镇金山供销社饭店正式开业，特供大面、包面（馄饨）、麻花、油饼、大肉、红烧肉。此举打破了计划经济模式，没有粮票的顾客，每斤可多交两角钱以议价购买，消息一出，轰动了湘鄂边区的群众，活动持续三天。因那天正值国庆，又紧连中秋节，金山公社通知各大队可放假一天。我和父亲也去“开了洋荤”。我们都是买的面条，我持着一块大面牌子多付了四分钱，排会儿队就端到了一碗。可我父亲的大面牌子，那个师傅接过去后，顺手丢在了灶台，接连叫：“下一个，下一个......”连续叫了十余人,就是不给我父亲面。父亲心想“五类份子”吃面也要排在最后吗?心里难免有些郁结，便对我说:“我的面牌子给了他，一直没给我面，你等一会给我带回去，我到林场上班去了。”我等到没有人排队了才问那师傅：“您好！是不是还有一牌子的面没下？”那老师傅说：“是的，我给他下好了，他是你什么人 ？”我说：“是我父亲。”师傅便让将我端回家了，回家一看，这不是一碗寻常的面：上面盖了几根面，底下竟全是肉！父亲即刻让我把碗洗干净了送回去，顺便问个明白。我去问才知道师傅是垱市的周志舫。父亲恍然道：“这就对了，这周师傅是我20年前的老板。你去请他，中秋节晚上到我们家来坐坐，他不吃鸡，独爱牛肉，好喝两杯。”周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中秋节那晚，周伯下班后，自己带了酒菜来到了我家，推杯换盏间，二十年前的往事缓缓浮现……。
时间要回溯至一九五二年四月，父亲由死刑改判为五年有期徒刑。当时司法部门劳改队不足，便将五年以下的刑期对象分发到小渡口、新洲、垱市、城关等地的个体商户帮工。老板与司法部门签约，负责监督劳动改造对象外，每月向公安局缴纳旧币9万元（折合新人民币9元）。父亲便分到垱市周志舫的家，他家经营小吃铺，饭店与铺子合一体，父亲开始每天给他家挑水、劈柴。挑水要到黑鱼垱，来回近一里路，他力气小，加上营养不良，一担水挑到屋就只剩半担，一天到晚没时间歇息。
一日，他在码头挑水时，被一人看见了，他端详良久后才迟疑地开口：“您是孙校长吗？”父亲说“曾经是”，抬起头来看竟是胡成才！父亲就问“成才，你怎么在这里？”成才答：“我到这里落户了，您呢？怎么会在这里挑水？”父亲叹了口气，简单诉说了自己境遇，成才接过扁担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默默帮父亲把一担水挑到了周家铺子。他对周老板说：“志舫伯，这位是我读书时的恩师孙校长，他身体吃不消，干不了挑水的重活，请您行个方便让我把他接到我家，每月该交公安的钱由我来出，您看行吗？”周老板沉吟道：“这怕是不合规矩，我是与司法局签了协议的，既然他是教书先生那更好，从明天起他就给我做账，我这儿好几年的帐都没做清，行吧？”大家都赞成，自此，父亲便开始为周伯管帐了。
那年农历八月十五，周伯赠予父亲几斤月饼、一套衣裳、一条围裙，要他回暖水街探家一趟。周伯说：“你放心回去看看，公安来问，我便说安排你办事去了。”但父亲坚持原则，并未返乡。八月十八，县局来人，将垱市所有帮工劳改人员悉数收回澧县。父亲临走时，周伯恰巧外出，父亲将中秋节所受的衣物、月饼原封不动地整整齐齐放在周家的晒楼上方才离去。
一九五三年农历二月初十，父亲一行人被押往常德。数日后，即四月十七日，从长沙乘货运火车前往宁夏，开发大西北。他们需自带行李与干粮，五十人挤在一个货运车厢里，铁链子一个连着一个，不准随意乱动，每节车厢均有卫兵轮流看守，稍有异动，便是皮鞭对付。
抵达宁夏后，住的是简陋的帆布大棚，每日主食是高梁米粥，每人每天定量分配两公斤水，饮用、洗漱、洗衣都在这个数之内。初期进行政治学习，一周后便天天垦荒，垦荒平田干了一年多，后在石嘴山挖出煤炭来了，这是国家的宝藏，不用深井，刨开草皮就是煤，直接装车运出去就是钱。一干就是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元月三十日，父亲刑期届满。
五年间，父亲不仅承受了高原反应和风沙之苦，更承受着对家乡亲人无尽的思念煎熬。当时规定，刑满人员自愿留队者的可转为国家正式职工。父亲又留队工作四年，享受正式职工待遇，月薪三十六元五角，每周可休息一天。后听闻弟弟、弟媳相继离世，撇下四个年幼的侄女无人照料，父亲毅然放弃工作，返回了湖南老家。
十五、漫漫申诉路：请还事实以真相
父亲放弃了接家属到石嘴山煤矿工作定居的机会，返乡后却仍须“早请示，晚汇报”，动辄得咎，经常挨批斗。这个早年一心革命、信念坚定的人，竟不断遭到“自己人”的批判。实在是忍无可忍，一九七一年底，父亲终于向县政法部门递交了申诉状，其内容如下：
申诉人：孙鹏飞，男，汉族，现年52岁，住金山公社黄溪大队二生产队。
原判情况：1952年4月，因以下“罪名”获刑：1、私卖庙宇，贪污稻谷100担；2、敲诈皮远祥伪币2700元；3、敲诈皮远祥皮花100斤。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事实与理由：一九四九年春，暖市小学亟待维修，我申报当地官员还有族长，经他们共同商议后，同意我拆取武童庙建材去修缮教室。但与五童庙屋相连的住户朱学先提出要购买该庙。我考量后认为，如果拆还拆不到多少材料，卖或许更划算一点，遂与朱学先以10担谷的价格成交。有了谷我就找来瓦匠张德近，他承包全部教室的维修，但最少也要15担谷（包工包料），经协商最终以13担谷成交，还有3担谷的缺口是我自已填了，现还有朱学先，张德近都还健在，可以作证。所谓“贪污百担稻谷”，纯属子虚乌有。
其二是伪币两千七百元，也就是合计人民币两角七分钱，不值一谈。
敲诈皮远祥皮花100斤，此项指控，全然违背事实！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路过，买了皮远祥家一头猪，按当时市价可值100斤皮花。那天我从三元返家，路过皮远祥家看到他老婆在门口痛哭，我便上前询问缘由，为什么这么急，她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诉说：“您看，前天一群红脑壳的兵把我们家的一头肉猪杀了，就给我们一包纸（东北卷），擦屁股都没用啊！”我心想，这解放军纪律严明，断不会如此。便说：“你可不可以拿给我看看”。她拿出来，我一看，这是新出的东北卷，便安慰道：“你不急，这包纸你先给我，我给你100斤皮花”。她当时转悲为喜，皮远祥回家得知后还说：“不要他100斤，给50斤就万事大吉了”。我当即取走了那包东北卷。我深信共产党必将取得天下，就做了件好事。
半年后，新中国成立，澧县县城开始以物资兑换解放前发出来的东北卷，因为刚解放国家底子非常薄，一时还不能全兑，规定每人每天只能兑5元，我听说后，就请皮远祥俩父子，三个人专程到澧县城，一切费用由我负责，三人每天可兑15元，三天可以兑完，兑换不是全给银元，大部分都是给物资。我略通商情，就兑些香烟和在本地可畅销的日用品，第四天我就在城关买了两担新箩筐，皮远祥挑80斤，其子皮修培挑60斤，将兑换的物资挑到暖水街，当时已把他一头猪的价给齐了，还给了他父子8天的工钱，两担新箩筐也一并赠予他们。事后，竟有谣言称孙鹏飞从中赚了一头猪的钱，就为这事诬告，终致我蒙冤入狱五年。恳请上级深入调查，明辨是非，还我清白!
结果回复是：孙鹏飞反攻倒算，严加管制十五年！
即便面对如此不公的答复，父亲依然每年坚持写信给常德区委信访办，他坚信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十六、苦尽甘来：父亲的打油诗
一九七九年春节，父亲从黄溪养猪场值班归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脸上泛出少有的红光，一进门就欣喜对我喊道：“昌春啊！中央有文件了，今后我们的子女也能参军，入党，上大学啦!”
我一把接过报纸，看了又看，自言自语的说：“这是真的吗？”那个大年三十我们家连团圆饭都不想吃，围在火炉旁，你一言，我一语，兴奋谈论直到深夜。是夜，父亲在他的小本本上写道：
我起日未起，日落我犹作，
半生本份守，无辜受折磨，
妻离子散苦，究竟是为何？
改造为借口，腰躬背整驼，
何时尧舜天，才得重见日。
一九八零年四月，父亲戴了三十多年的“帽子”终于摘掉了，彼时他已年届六十，不用再出集体工了，便与母亲在影剧院门口摆了个小摊，售卖瓜子、花生、甜酒等。父亲在小本本上写下一联：
背一身冤假误青春，命也运也，何足道也；卖几包瓜子度晚年，悠哉游哉，不亦乐乎。
一九八二年，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得两亩多水田，一亩多旱地，我与生产队协商不承包土地。原因是我们家在八队境内，田地却分在几公里外的二队湾里，一天只能跑两个来回，工作的时间就不够。开始生产队不同意，我不管它，就把田荒在那里，自己谋生活找出路。我爱人在家养两头母猪，我就养蜂，养蜂是个好出路，不担心伤害人家的庄稼，又不与工商税务打交道，自由自在。第一年我到梦溪买了六箱种蜂，当年发展到24箱，还收了几百斤蜂蜜。母猪也下了两窝猪仔。一九八三年我又自办涂料厂，因为改革开放伊始心中没底，故未雇请劳力。父亲也在家里腌制皮蛋，生意还算红火。
同年五月，区委组织农业生产大检查，发现有几亩田荒着，陈久富书记问：“这是咋回事？这么大的田不耕种？”队长说：“这是分给孙昌春家的，他不种。”“他说不种就不种的，你们找过他没有？今天现场办公，把他找来！”队长答：“他在家里。”“不管他在哪里，务必把他找到！这还了得，严重影响承包责任制推行。”说着就带着区里和公社领导找我，走了一会，区委书记陈久富又问：“还在哪里？”“还在前面！”就这样两级领导检查团走了两公里多路，好不容易找到我家，门口放有二十多群蜜蜂飞得很热闹，我正在小作坊制涂料。陈书记没有烦，只是到我家四处察看，好象对我的举动有了新的看法，他对我说：“你就是孙昌春？”我说是。书记让我先停下了解一下情况。他问我知不知道联产承包的重要性，我说知道。“那你为什么把那么大的田荒在那里？”我说给生产队退过信，这么远种田不方便，我去年种了一季菜籽，快开花的时候人家偷偷割去养猪，天旱要水的时候又要不到，下雨天周围田里的水都朝我们田里放。我挑一担粪，要一个多小时，忙活了几个月，结果都是白忙活。“你说的也是，但你不种田，一家的生活怎么办？”我说：“爱人养猪，我养蜂，制涂料，一家的生活还是没问题的。”“那你的三家关系怎么处理？”我说：“没种田，水费我不出，至于三赤人员（赤脚老师、赤脚医生、赤脚干部）的费用我该出多少就出多少。”“好嘞，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来找你。”
区委书记一走，大家都走了。我想这回闯大祸了，几天都心绪不宁，吃不好饭也睡不着觉。大约十天左右，区里周泽舫副区长同公社秘书戴承国来到我家，把养猪、养蜂、制涂料、做皮蛋、种菜园等一切营生，仔细询问、计算，记录后方才离去。8月份，区里竟组织参观团，敲锣打鼓来到我家，给我送了一面大锦旗奖了一床被单。就这样，我成了金山公社首个“万元户”。生活日渐改善，但父亲心结未解，那年他又写了一副对联：
上联：吃穿用暂时强称满足，
下联：冤假错何日才能澄清。
一九八四年（甲子年）冬月二十八日下午，工作组代表组织正式为父亲平反，上门向父亲赔礼道歉，问父亲有什么要求，父亲沉默片刻，坚定地答道：“我…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求还我一个清白，还我的家人一个干净的名声。”整了这么多年，父亲也不敢再提任何个人要求。当日，父亲心潮澎湃，在小本本上又写了一首打油诗：
卅时年华空白发，
凄风苦雨磨生涯。
残冬喜逢红日照，
铁树顿开满树花。
以前，我一直以为父亲的档案理应存放在文教系统，但查阅后根本就没有他的名字。一九八六年三月，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就只得按农村标准为其办理了一个退职安置。我认为这不属实，遂找到县落实办，那天正好市落实办的程主任来澧县检查工作，我向他反映了情况。他指示我需找到父亲原工作单位的档案作为依据。次日，我请求他们赴档案局查一下，市县两级领导均表同意。我也一同前往，从1949年查到1953年，均未见父亲教书的档案，我一时茫然无措——为什么教了这么多年的书，而且还是个校长，竟无名录？吃午饭时，市里程主任问我：“你父亲蒙冤时候在哪里教书？”我答他是在桥门乡，搞土改时被捕的。“那就对了，很可能在干部档案里面”。下午两点半上班，我们没等到时间便在档案局门口等候。一上班，程主任再进档案室，要求查阅干部档案。首本一九四九年的仅翻十数页，就见一行记录：孙鹏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参加工作。
档案馆随即根据查档结果出具了书面证明。县落实办于一九八七年八月十八日下发澧政人字《1987》37号文件，根据《1986》湘组发5号文件孙鹏飞退职改为退休安置。那年春节父亲写了一副对联：
离份子会 入老干组 岂肯不列席？
甩锅铲把 握门球棒 何乐而不为？
一九九零年七月，澧县组织部澧组干21号文件通知：孙鹏飞同志由退休改为离休。父亲激动万分，提笔再书：
芝麻开花节节高，
大瓜居然结藤梢。
退职退休改离休，
党的恩泽润老苗。
后记
从一九九零年起，父亲才真正感受到何为尊严，逢年过节市县老干局、组织部，地方政府都会派人到家里拜年慰问、嘘寒问暖。父母亲也得以安享天伦。母亲享寿97岁，父亲享寿98岁。
父亲只是不知道他一直念叨的庞坦直处长和李人林政委在建国后都授了上将军衔。（李人林将军就是当年的李政委，也就是父亲口中的李云、李概福）
天国有灵，父亲是否仍会象生前一样端着酒，点上烟，期盼着与过去的老友重逢，一诉衷肠呢。
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小家的荣辱得失也算不上什么。可惜的是暖水街的孙家祠堂屹数百年不倒，却在动乱中毁于一旦。一对守门的明代石狮流落民间杳无踪迹，一块斑驳的乾隆年石碑半截身子埋在土中，荣光不再，百年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