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即过的芳华，终将逝去的生命，总有些相遇是命中注定；总有些记忆是初心敢勇

四岁，他跟随祖父居家就读。

从古老的文字里，他懵懂地知道了忧国忧民的风范。

从传奇的故事里，他隐约地懂得了舍生取义的品格。

十二岁，他少年登第。

父亲期盼着他能学优登仕，光耀门楣。

此时的他也并不知晓，于帖括外，浩瀚的天地间还有什么其它学问。

 他， 整日将自己埋首于八股文的故纸堆里。

十六岁，他参加广州乡试，一举中榜。

主考官看着眼前的这位少年，着实欣赏，愿以亲妹相许。

一条人生大道在他面前铺开，只要他点头，便可青云直上。

可是，这幻变的生命里总有些相逢是猝不及防的。

这漫漫的人生旅途中总有些相遇却又是命中注定的。

总有那么一个人、总有那么一些事会让你去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

就像周文王相遇姜子牙，从此潺潺的渭水便诉说这样一个传奇：姜太公保周朝808年江山太平。

又如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的高山流水：当子期离去，伯牙便破琴绝弦，终生不复鼓。

十七岁那一年，意气风发的他遇见了康有为。

他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

从此，他的一生便同旧中国的改造紧紧相连在了一起。

 他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

 “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就是梁启超先生。

当梁先生的生命和着历史的脚步，时针不经意间走到了1895年2月10日。

这一天，平静的威海湾内外忽然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这一天，定远舰缓缓沉入大海，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这一年，李鸿章奉慈禧太后之命和伊藤博文坐到了谈判桌上。

二十二岁的梁启超联名一千二百位举人上书清廷。

他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地阐释着维新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只是操权的西太后哪会想起家，怎会想到国，她的心里只想稳妥地当着她的皇太后。

一个行将没落的王朝，一个病入膏肓的垂死帝国，也许所能做的就只有奋力的反扑了。

在清廷的合力绞杀下，这场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仅存活了短短的一百零八天。

悲愤欲绝的他东渡日本，激昂的青春终化为流亡漂泊的岁月。

这一年是1901年，它是旧世纪的结点，它又是新世纪的起点。

这一年春天，山东、天津、北京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清廷内部政见分歧、矛盾重重；不久，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大肆劫掠。

义和团运动失败，辛丑条约签订；中国为这场灾难赔付了本息约九万两白银。

这一年，他发表了少年中国说。

以慷慨昂扬的姿态宣告着与老大帝国的决裂，呼唤着少年中国的兴起。

充沛的感情，磅礴的气势，每每当少年中国说在耳畔响起。

我总能感受到那个当年只有27岁的年轻人抑制不住的激情。

那一年，作为第一批刚刚学成归来的庚款留学生，他也只有26岁。

此时，已42岁的梁启超正在清华园里做着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君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台上的梁启超勉励着清华的学子们崇德修学，异日出膺大任，挽既倒之狂澜。

台下26岁的他也是一腔热血、踌躇满志。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就像台上的梁启超17岁那年遇到康有为一样。

这位年轻人或许也不会想到，此后的他会用自己的一生来诠释这次讲演。

他就是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

1931年，这位少年已年过四旬，当年台下的梅贻琦就任清华校长。

在就职演说上，他没有激昂的口号，有的只是对教育的真知灼见：

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那样一个烽火战乱的年代，他依然坚守着学术的独立。

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他寡言而真诚。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这是当时学生编的打油诗，可是事后多年再次回看。

我们才发现他每一次斟酌犹豫的背后，是对良知的坚定。

从不鼓励学生在学习阶段参与政治活动的他，在学生参与学潮后又全力地保护。

他不是个领袖，却让多少人心生敬佩。

 “教育是要教会学生辨别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他作为校长一以贯之的坚守。

逝者已矣，生者当如斯！

在时代的大潮下，我们都被簇拥着向前。

你会一点命理，却参不透时代的脉搏。我懂一些句读，仍悟不明此生的福祸。

只是幸好记忆里的他们听从己心、行己所行。

命中注定的相遇，初心敢勇的记忆。

愿致珍贵的你们：无问西东，不为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