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抄文言文的风格
风格是很难捉摸的东西，然而向来所谓揣摩古文，却多半是希望得到他的风格，古人所谓气韵在我们看来，也就是风格的一种，气韵虽难捉摸，而多数谈古文的人都觉得实在有这样的东西，例如说韩愈的文章是钢的美，柳宗元的文章是柔的美，多读韩柳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自然和修辞学有关，然而修辞学也不能和时代完全没有关系。
古人所谓谋篇布局之类，大致也是属于风格方面的事，不过咱们现在研究古文，不应该在用批评的眼光去看古人的谋篇布局，应该拿历史的眼光去观察他们。
我们说风格是不容易捉摸的，然而也不能不举出若干实例来使读者得出一些具体的观念，在句子的形式上，咱们也大概看得出古今风格中的异同。例如，关于假设的问题，上古的人喜欢用所处的观念来表示，如《论语》中：“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孟子梁惠王》中“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可见，于斯，于此是一种表示假设的，现在的文章在这种地方应该是假使子有一块美玉，假使王有一璞玉 意思是一样的，但风格完全不同了。
文章的繁简也和文章的风格有关，今人以为应该简的地方，古人不一定以为应该简，反过来说，现在的人认为应该繁的地方，古人也不一定以为应该繁。韩愈《原道》里说，“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无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若依现代的风格，可省为，其所谓道德，非吾所谓道德也。古代文章里的主语尽量省略 现在的文章，几乎没有一句缺少主语的话，这又是语法和风格两方面不同。
风格和思想也有关系，现在的人经过了逻辑的训练，说话总希望有分寸，没有漏洞，比如要提防人家找出少数的例外来批驳我的理论，我就先加上一句，就一般情形而论，但中国古代的人未必有这样的思想，自然说话也用不着这样的方式，但是这也并不足以证明古人比今人糊涂，古文里有许多话在明眼人看来自暗藏着就一般情形而论的意思，所以古人教咱们“不以辞害意”。
明白了这些道理就知道了，把文言文翻译过来，其实除了词汇和语法之外，风格也应该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