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三国演义》和玩过《三国志》游戏的朋友，相信都会对辽东的公孙家族有印象——当然，那不是什么好印象。在《三国演义》里面，公孙氏是无足轻重的配角，最后沦为衬托司马懿神机妙算的铺垫；在《三国志》游戏中，公孙家族长年累月盘踞着地图最东北的襄平那座小城，各代君主的属性值都低的可怜，以致用公孙氏统一全国成了标榜玩家水平高的标志。近日《三国志13》推出，笔者又对公孙家族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而不停的翻阅故纸堆和参考文献后，却越来越觉得事实并非如此：公孙氏并非如大家传统观念中的那样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弱小军阀，而是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将原来中原王朝不重视开发的辽东建设成了安定繁荣之区，成为中原难民的避风港，可以称得上是汉民族开发东北的先驱之一。

一、公孙氏之前中原政权对辽东的经营

辽东地区僻处东北一隅，与中原的交通除了从山东半岛渡海外，只能通过险要的辽西走廊，以致中原文明对该地区的渗透非常缓慢，在春秋之前，辽东都是属于东北蛮族的区域，汉人基本没有影响力。从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看到，春秋时最东北的诸侯国燕国的北端也仅是到孤竹（今河北省卢龙县）附近。而中原政权第一次在辽东设立地方政权，则要数到战国时期，燕国击败东胡等蛮族后设立的辽东郡，而辽东郡在秦汉两朝都沿袭燕制保留了下来。《汉书.地理志》中这样记载：“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渔盐枣栗之饶。”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几点：汉代的辽东作为国家边陲，居住人口并不多，而且经常面临异族的入侵，可见发展程度显然不如中原地区；但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又相当丰富，经济发展并不缺乏基础，如果碰到用心开发的管理者，这片土地一定会发出璀璨的光芒。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西汉时期辽东的图册。汉武帝公元前108年攻灭卫满朝鲜后，朝鲜半岛北部也被列入中原政权管辖范围。

二、公孙度乱世占据辽东

                                                        《三国志》游戏公孙度画像

辽东公孙政权的创始人公孙度，是土生土长的辽东襄平人，幼年时跟随父亲迁居到邻近的玄莵郡，得到当时玄莵郡太守的赏识，不但安排读书，还帮他定下亲事。在伯乐的提擢下，公孙度仕途一开始是平步青云，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十九岁时便被朝廷“诏举有道之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成为“中组部后备干部”，不久先后担任尚书郎和冀州刺史等要职。不过冀州刺史任上，公孙度在官场栽了个跟头，《三国志》说他“以谣言免”，到底是什么谣言被免职，现在已不可考。不过变幻的时局很快又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之乱爆发，东汉帝国顿时陷入混乱，而镇压黄巾军之后，国舅何进和十常侍宦官集团的斗争让大军阀董卓渔翁得利，把持了朝政。而董卓的亲信将领徐荣恰好是公孙度的老乡，在他的运作下，189年，公孙度被董卓任命为辽东太守，从而正式开始了公孙氏对辽东五十年的统治。

三、公孙度、公孙康父子两代对辽东的治理

公孙度虽然依靠关系成为辽东最高地方长官，但在汉末那个乱世，如同陈胜造反时所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人人都想过一把称王称霸的瘾，地方豪强占山为王，军阀混战层出不穷；在辽东当地，就有许多人不服他的管治，《三国志》这样描述，“度起玄菟小吏，为辽东郡所轻”。在这种情势下，安定辖区的环境就成为公孙度巩固政权的首要目标。如何树立自己的权威？公孙度选择了对地方豪强势力开刀。其属下的襄平令公孙昭，由于之前与公孙度儿子公孙康有嫌隙，公孙度新官上任后，马上将其逮捕笞杀；还有横行乡里的田韶家族，也被公孙度以为非作歹的罪名处决，而且对其亲属也进行株连，“所夷灭百余家，郡中震慄”。属境中曾担任河内太守的李敏，也属一方豪强，对公孙度的作为又气又怕，带家人坐船跑路；公孙度对于逃跑的人也不过放过，采取了野蛮的行为进行处置，“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诛其宗族”。《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公孙度的这些行为评论为“残暴而无节”。而有趣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学者从马列主义阶级史观出发，却赞扬公孙度“敢于逆时代的潮流，不畏强暴，抑制豪强，是当时其他统治者所不敢干的”。（张云樵《论辽东公孙氏政权》）但不管怎么说，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公孙度有效的树立了自己在辽东的统治权威，稳定了社会氛围，为他之后推行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打下了基础。

说到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呢？经济学上的索罗模型Y=A*F(K，L)告诉我们，这取决于资本、劳动、技术三大要素。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原来繁荣的中原地区处处沦为战场，正如曹操诗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而此时辽东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就给了中原居民相当大的吸引力。这些逃难的民众既带来了金钱作为资本，本身又是发展急需的人力资源，还掌握着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如果招揽的难民越多，辽东地区的经济也就发展的越快。公孙度确有这方面的远见卓识，对待难民的态度，他一反对本土豪强的严厉残暴，而是给予了极大的礼遇。如有名的知识分子管宁、邴原、王烈抵达辽东时，公孙度“虚馆以候之”，诚恳的招揽他们为自己服务。而如此态度也获得了外地知识分子集团的回报：当时流落辽东的难民一开始都居住在辽东郡南，准备有机会就回家乡；而管宁则把自己的房子建在郡北，表达了扎根辽东服务当地建设的深刻愿望。在管宁等人的带动下，许多原来没有长居打算的难民也对辽东这片土地产生了认同感，“后渐来从之”。在良好的口碑宣传下，投靠辽东的难民越来越多，《三国志》记载道，“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大意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来投奔的难民已经可以组成一个城市了，可见速度之快。

而如同公孙度所希望的，外来的中原人对于辽东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发展都起到了重大作用。管宁在辽东，“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由是度安其贤，民化其德”，有效提高了当地人的文化水平和道德素养；而王烈在辽东期间，“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东域之人，奉之若君”，则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当地。

至于外交政策方面，对于汉朝内部的混战，公孙度与公孙康父子都明智的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确实，和曹操袁绍等强势诸侯相比，僻处辽东一隅的公孙氏的实力实在微不足道，一旦得罪了中原政权，覆灭是可想而知的结局。采取卑微态度最明显的一次事件就是，曹操击败河北袁家后，袁绍的儿子袁尚逃跑前来投奔公孙康，公孙康立即将袁尚斩首送给曹操。而对于实力不如自己的高句丽、乌桓等势力，则发动了多次战争以扩充地盘，最大时将疆域扩充到朝鲜西部（见下图），夺回了汉武帝时设立的乐浪郡，并在其基础上新设带方郡，使得“东夷九种皆服事焉”。通过“媚强凌弱”的政策，既延续了家族统治，另一方面也为辽东居民换来了稳定的生存环境。可惜这种韬光养晦的政策在他们后人身上未能延续，直接导致了公孙政权的覆灭，下文也马上将会谈到。

各方面都取得成功的同时，公孙氏也加快了自立的步伐，公孙度在自己管治的辽东区域内成立了一个新的州“平州”，脱下了东汉任命的辽东太守的外衣，自封为平州牧。公元204年，公孙度去世，其子公孙康继位。如上所述，他基本沿袭了他父亲招揽流民、远离争霸、发展经济的策略，可以说，辽东在东汉末年的安定繁荣，该父子的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样说说可能令人难以信服，让我们用人口数据说话。根据《后汉书》记载，在公元140年，公孙氏政权管辖的辽东地区辽东、玄菟、乐浪等三郡人口有三十多万；而魏明帝时司马懿攻灭公孙政权后，盘点人口也依然是三十多万。表面上似乎辽东人口近百年间并未增加；但大家必须留意，同时期中原地区的人口是急剧减少的，根据《中国通史·食货篇》所载，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数有1607万户，人口约5000万人；而在三国末年，魏蜀吴三国合计只有149万户，人口仅剩约500万人，仅为原来的十分之一。从同期比较数据就可以看出，公孙家族在保境安民上还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

四、公孙渊的执政与公孙氏的覆灭

公孙康死后，由于儿子年幼，政权由其弟公孙恭执掌。而此时东汉为曹魏所灭，新成立的曹魏政权由于在南线面对蜀吴的威胁，对公孙氏政权的割据也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封公孙恭为车骑将军。而公孙恭事实上却“病阴消为阉人，劣弱不能治国”，大概是存在性功能障碍而身体虚弱，公孙康的儿子公孙渊长大后，便将辽东统治者的位置从叔父手上夺回。以他的上台为标志，公孙政权开始走上了衰落之路。

                                                     《三国志》游戏中公孙渊画像

公孙渊上台之后，一反祖父和父亲的低调，而是与江南的东吴政权眉来眼去，意图联盟反对曹魏。而主动发起联络的还是公孙渊一方，“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遗”，而孙权也很高兴公孙渊能配合自己对曹魏进行南北夹击，便封公孙渊为燕王，还派遣了一万人的庞大使节团远赴辽东对公孙渊进行册封。但这时，公孙渊又顾虑起了曹魏的强大实力，于是将孙权派来的使节首领杀了送给曹魏；这样子当然得罪了孙权，而曹魏看到公孙渊背着自己与孙权有如此大规模的往来，肯定疑忌之心越来越强。公孙渊如此目光短浅的行为只能为自己自掘坟墓。在234年诸葛亮病死，曹魏西南前线心腹大患去除后，曹魏中央政府的目光也越来越盯紧辽东这块土地。但这时公孙渊还不知死活，在曹魏使臣到来后，邀请中央政府的使臣参观自己的军队以炫耀武力，还对使者口出恶言。这彻底激怒了曹魏，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曹魏派遣幽州刺史毋丘俭讨伐公孙渊，结果被公孙渊击败。这次胜利可能激发了公孙渊的信心，他取胜后便自称燕王，公开任命各部门官员，还派遣使者到东吴寻求帮助。而对中央政府，公孙渊还授意下属联名上书，向魏明帝陈述自己自立的合法性。上书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臣等闻仕于家者，二世则主之，三世则君之。臣等生于荒裔之土，出于圭窦之中，无大援于魏，世隶于公孙氏，报生与赐，在于死力。”大意是，我们辽东人民受了公孙家族三代人治理，已经将公孙家族视作君主了，而且我们的生存发展，和魏国中央政府实在没啥关系，我们效忠的只有公孙家族。这在曹魏中央政府看来，简直是一份彻头彻尾的“辽独”宣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景初二年，曹魏派出了威名赫赫的军事统帅司马懿征讨辽东。以下的情节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一定都有印象，尽管战争时辽东连日大雨，司马懿却力排众议坚持进攻，围城多日后终于将襄平攻克，公孙渊城破身死，公孙政权也彻底覆灭。

五、公孙氏覆亡后的辽东

公孙氏政权覆灭后，司马懿对其采取了血腥手段进行报复，《晋书》记载，襄平城内“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所谓“京观”，就是用人尸体堆成的高冢，可见当时杀戮情状之惨烈。采取如此残酷手段，大概也是曹魏政府对辽东这个不听话谋求独立的政权的回应，以达到震慑服从的效果。而为了防止辽东人民继续反叛，曹魏政府之后还分别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迁徙，将辽东人迁居内地：在破城后的第二年，景初三年（公元240年），“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县为新沓县以居徙民。”正始元年（同样是240年），“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淄、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这样的后果，直接导致了辽东人口的锐减和经济的下滑。根据陶元珍先生在《公孙氏灭后辽东诸郡人口之锐减》中的考证，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的人口统计中，原公孙政权辖区四个郡，“辽东国仅五千四百户，玄菟郡仅三千三百户，乐浪郡仅三千七百户，带方郡仅四千九百户”，拿每户十人计算，总共也就十来万人，而上文提到的，司马懿灭亡公孙政权后的统计，人口有三十多万，最乐观估计也是减少了三分之二，公孙政权管辖时繁荣的辽东是一去不复返了。而公元313年，高句丽趁中原纷乱的机会，占领了乐浪、带方两郡，公孙政权在朝鲜半岛开拓的疆土也化为乌有，更悲痛的是，之后辽东一段时期还沦为高句丽所占据。中央政府当然必须打击地区的独立倾向，但曹魏这种不顾当地经济和民生的处置政策，实则严重削弱了中原文化在辽东的影响，笔者是非常难以苟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