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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将无同》
司马迁与班固对籍贯的理解显然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由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造成的。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虽已是西汉中期，但实际上战国遗风犹存。
县早在春秋初期就已出现。战国时，县的设置已很普遍，凡有城市的地方都已置之。郡是春秋末年才出现的。战国时代，各国的郡设在边境地区，目的在于巩固国防，郡的长官称“守”，都由武将担任。可见郡的军事意义大于行政意义。上述事实反映，战国时代的县已趋稳定，而郡仍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因此，当时人重视县，以县为籍贯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郡为单位的察举制度的建立、郡国学的出现、主要针对郡守的刺史制度的设置，这些都是人所尽知的历史事实。
郡级政区变得日益重要了。全国政局的稳定主要取决于郡级政区的稳定，因此，宣帝曾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郡已经不单纯是一级行政区划，而同时也具有了某种文化区域的含义一种有别于战国以至西汉前期的新的区域观念终于确立了。
东汉人对较大的区域，通常是以州相称，而较少用齐、楚、燕、赵等战国国名。这说明大范围的区域观念的转变也已经完成。
就大的区域而论，青、徐就是齐、鲁，荆、扬就是楚、越，幽、冀就是燕、赵。区域的界限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真正变化的是人们对区域的认识。当齐、鲁后裔不再被看作齐、鲁之人而仅仅看作青、徐之士时，人们在观念中已经不自觉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观念上结束战国却是在汉代。只是政治的演变往往有明确的界标，而观念的变迁却没有清晰的标志。这是一条没有里程碑的漫长道路。
《后汉书 · 儒林传》中有关家学的记载，多数并非东汉之事，而应归入西汉或两汉之际。第二，一直到东汉后期，在偏远地区，家学仍然存在。
广泛的学习兴趣不仅会突破家学的限制，甚至也突破了地域的界限。东汉游学之风日盛。在偏远地区，家学之所以能维持下去，就在于这里缺乏广泛学习的条件，游学又不容易，学习只能局限于家族内。
在学术荒芜的时代，家学或许有助于学术的保存，但在正常的时代，家学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学术的发达。
党锢之祸以后，汝颍名士在政治上仍不容忽视。中平六年（ 189 ），操纵政局并将宦官一网打尽的是汝南袁绍，其后率先打出讨伐董卓旗帜，开启军阀割据局面的也是袁绍。而帮助曹操打败袁绍、统一北方的主要谋臣则是颍川荀彧。
《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颍川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这些风俗在东汉也可以看到。钟皓之嫂为李膺的姑母，李膺的妹妹又嫁给了钟皓的侄儿。陈群之妻为荀彧之女。钟繇为荀勖的从外祖。荀、陈、钟、李四家为东汉颍川第一流高门，他们也是“相与为婚姻”，只是西汉“相与为婚姻”的是豪杰大姓，东汉则是名士。人物虽已变换，但风俗依旧。东汉颍川士好为朋党，也有史为证。
安帝、顺帝两朝，为镇压西部羌人的反抗，支出军费达三百多亿钱。内地的动乱也此起彼伏。到桓、灵之际，“主荒政缪”，亡国之兆已经显露。险恶的政治形势使士人群体不可能再把注意力集中到学术上。
东汉顺帝以后儒风不竞，士人兴趣由学术转向政治，各个地区普遍活跃起来。这对于缺乏儒雅之风而热衷于政治的汝颍名士是天赐良机。在这种条件下，汝颍地区的特殊优势由隐而显，汝颍名士遂乘时而起，雄居士林之首。
士人群体政治策略的转变至关重要。对汝颍名士来说，如果没有李膺、陈蕃之辈向腐朽政治激烈抗争，汝颍名士就不成其为汝颍名士；同样，如果没有荀爽、陈寔、袁隗向宦官妥协、退让，汝颍名士也很难保存下来，并在以后的历史中发挥作用。
党锢之祸后，著名的汝颍人士中只有汝南袁氏在朝廷中保存下来。汝颍名士的复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的。
在何进与袁绍的关系中，袁绍具有何进故吏的身份。汉代习俗，府主与故吏恩同父子，故吏对府主的隶属性极强。但是，何、袁关系不具有这种性质。何进在政治上骤起，缺乏基础，袁绍四世三公，潜在的政治势力极大。因此，何、袁联盟是以袁绍为主，何进为辅。
毫无军事才能的一批大小名士突然以军阀的面目在地方出现，而缺乏政治头脑的正牌地方军阀董卓却入主朝政，控制着岌岌可危的洛阳城。位置的互换使政治失去重心。一连串的宫廷政变终于不可逆转地演化为全国范围的大动乱。在这富于戏剧性的变化过程中，汝颍名士再次走到历史的前台。党锢之祸以后的沉寂局面从此结束。
因地理便捷，不少汝南士逃亡江东，这势必影响袁绍召汝南士大夫计划的实施。
尽管曹操预先作准备，但官渡之战爆发后，汝南地区还是出了问题。当时，汝南黄巾刘辟部突然发动叛乱响应袁绍，袁绍随即派刘备率军赴汝南，配合刘辟进攻许下。
刘辟的叛乱很快被曹操大将曹仁平息。但袁绍并没有放弃在汝南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不久，他再次派刘备至汝南，与当地龚都部汇合，有众数千人。这次行动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官渡战场上袁绍大败后，曹操南击刘备，将其驱至荆州，龚都势力亦随之瓦解。
与汝南士的衰落相反。颍川士随着曹操的胜利，迎来了政治上更为繁荣的时期。继戏志才、郭嘉之后，又有一批颍川士如荀攸、荀悦、钟繇、陈群、杜袭、辛毗，赵俨等由荀彧推荐而入曹操幕府。
魏晋以后，士林中玄风大作，而汝颍名士在这方面并无特殊优势可言，因而不能继续维持其显赫地位，“旧风不振”也在情理之中。
在士族政治下，士族关心的不是地区，而是家族。他们标榜郡望，并非出自对故土的眷恋，而是为了说明血统。
汉代政治文化中心曾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致说来，西汉的政治中心是在关中地区，也就是秦之故地，而文化中心是在东部的故齐境内。东汉以后，不论是政治中心还是文化中心都在中原地区。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意味着战国历史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到来。
研究者多强调“汉承秦制”，就制度而论，大体如此。若就思想文化来说，汉承齐更多，齐地为文化中心当属无疑。
在汉初的和平环境中，齐地的优势终于显露出来。秦、楚、齐三地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表明战国历史并没有随着战国的结束而突然结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容忽视的惯性。西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正是这一特殊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楚地分为“东楚”、“西楚”、“南楚”三个区域，东楚是指彭城以东的东海、吴、广陵。西楚是指沛、陈、汝南、南郡。南楚是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三楚之中没有南阳。
南阳虽属荆州，但文化上却属于中州系统，由南阳士参预其间的荆州学派并非突然而来，它是中州学术在荆州的延续。荆州作为学术中心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真正的学术中心在汉晋时期始终不离中州。
东汉以后，战国痕迹基本消失，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与齐地的文化中心地位统统让位于中州地区。因此，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从一个侧面宣告了战国文化的最终结束。
一些武将在江东立足未稳，尚未来得及发展家族的经济力量就已战死或病故，而此时世袭领兵制又受到严格限制，所以孙氏政权有必要对其遗属给予特别照顾，即复客、赐田。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一将吕蒙子吕霸所得“复田五十顷”改称“助田五十顷”不无道理。助者，扶助之意也。黄武元年以后，江北将领如前述徐盛、韩当、周泰等人的后代按制度得以世袭领兵，所以无须再给予复客优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