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困于关系之中：忽视与虐待的代价
“夜海之旅”，是在我们分裂的、否认的、未知的、不想要的、去除的、放逐到众多潜意识的世界中自我碎片的旅行……这一旅行的目标是连接自我。这种回归有可能非常痛苦甚至残忍。为了进行这个旅程，我们必须首先接受一切。
——斯蒂芬·寇培，《你生命中的大事》
玛丽琳是一个高个子、看起来十分健美的30岁女人，她在附近的一个手术室里当护士。她告诉我，几个月之前，当她开始在她的运动俱乐部里打网球时，她认识了一个波士顿消防员迈克尔。她说，她通常都会避开男人，但她在和迈克尔的交往中，她逐渐建立起舒适的感觉，可以一起去跟他吃比萨。他们谈论网球、电影、他们的侄子侄女，但并不是非常的个人化。迈克尔显然享受她的陪伴，但她心想，他并没有真正理解他。
8月的一个周六晚上，在打完网球、吃完晚饭之后，她邀请他来到她的公寓。她形容，当她单独和他待在一起时，她感觉“拘谨不安，极不真实”。她想起自己叫他慢一点，但她几乎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喝了几杯红酒，看了几集《法律与秩序》电视剧，之后几乎在床上睡着了。在大约深夜两点，迈克尔睡着的时候翻了个身。当玛丽琳感到他的身体碰到了自己，她爆发了——她拳打手抓牙咬，尖叫着：“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迈克尔惊醒了，立刻抓住他的东西逃走。她感到深深的羞愧感，憎恨自己的所作所为。现在她来向我求助，希望我能在她恐惧对于男人的恐惧以及无法理解的愤怒攻击上有所帮助。
我以往与退伍士兵的工作经验让我能够先聆听玛丽琳痛苦的故事、而不是直接着手解决问题。治疗通常会以一些无法解释的行为开始：在半夜攻击男友，当被双眼注视时感到惊吓，用玻璃把自己割得血淋淋，或者在每餐之后刻意催吐。这些症状背后的真正问题，需要花时间和耐心才能逐渐浮现。
8.1恐怖和麻木
我们在谈论中发现，迈克尔是玛丽琳5年来第一个带回家的男人，但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在与男人过夜时失控。她在和男人单独相处时，她总是感到拘谨不安和魂不守舍。有时候，她会在自己的公寓里醒过来，蜷缩在角落里，想不起发生了什么。
玛丽琳也告诉我，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在“走过场”。除了在打网球或在手术室工作的时候，她都没有任何感觉。几年前，她发现用刀片割伤自己可以缓解她的麻木感。然而，她发现为了让自己平复下来，她需要把自己割得越来越深，越来越频繁。她吓坏了。她也试过用酒精麻木自己，但这会让她想起自己父亲酒后的失态，让她讨厌自己。所以，她只要有时间，就疯狂地打网球。这让她感觉自己活着。
当我问她过去的经历时，玛丽琳说她“必然有过”幸福的童年，但她几乎不记得12岁之前发生的事情。她告诉我，她曾经是一个腼腆的少女，直到她在16岁时，与酗酒的父亲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之后她离家出走。她最后在没有任何父母帮助的情况下，在社区大学获得了一个护士学位。她对她当时滥交的经历感到羞愧，她把自己描述为“在所有错误的地方寻找爱”。
就像我通常会让新病人做的那样，我让她画一幅家族肖像。当我看到这幅画时（见图8-1），我决定放慢治疗的脚步。显然，玛丽琳曾经有一些可怕的记忆，但她没有承认这幅画呈现的内容。她画了一个狂乱又受惊吓的孩子，被关在一个笼子里，受到三个噩梦般的、没有眼睛的人的威胁，而且她的空间还被一只巨大的阴茎突破。但这位女士说，她“必然有过”幸福的童年。
图 8-1
正如奥顿写道：
真实，正如爱和睡眠，讨厌太强烈的接近。1
我把这叫作“奥顿原理”。因此，我特地没有迫使玛丽琳向我揭露她的回忆。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了解病人创伤的所有细节。重点是让病人学会与他们的感受与经历共存。这可能会花费数周甚至数年的时间。我决定在治疗的开始邀请她参加一个小组，在那里她可以得到支持和接纳，而无须面对怀疑、羞耻和愤怒。
正如我预想的那样，玛丽琳第一次参加小组治疗时，她与家庭自画像中的她很相似，看起来吓坏了；她很畏缩，没有与任何人主动交谈。我选择这个小组让玛丽琳参加，原因是这个小组总是接受，而且帮助那些不敢说话的新成员。他们都能从自己的经历中明白，打开秘密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让我惊讶的是，这次他们问了许多入侵性问题，特别是有关玛丽琳情史的问题，让我想起图画中那个被侵犯的小姑娘。让玛丽琳不知情地参加这个小组几乎复制了她在图画中表现的创伤。我介入了，帮助她在一些问题中建立安全距离，她慢慢开始能适应小组治疗。
3个月之后，玛丽琳在小组治疗中说道，她在从地铁站到我办公室的人行道上走得东倒西歪，摔倒了好几次。她担心她开始失明：她最近在打网球时也经常无法击中球。我想起在她的画中，那个双眼圆睁、惊惧的小孩。这是通过身体机能问题而表达内在冲突，即所谓的“转化反应”（conversion reaction）吗？很多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士兵都承受着无明确原因的瘫痪，我在墨西哥和印度也见过很多“癔症盲”的病例。
然而，作为一个医生，我不会不经过检测就断定这“都是她脑子的问题”。我把她介绍给我在马萨诸塞州眼科耳科医院（Massachusetts Eye and Ear Infirmary）的同事们，让他们给玛丽琳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几周之后，她带着检查结果回来了。玛丽琳的视网膜出现红斑狼疮，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侵蚀了她的视力。她需要立即接受治疗。我感到惊骇：玛丽琳是我这一年里见到的第三个怀疑有乱伦问题，而且有自体免疫性疾病的人——这种疾病是身体对自身的攻击。
当我确定玛丽琳可以得到恰当的医学治疗后，我咨询了我两个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两名同事，精神科医生斯科特·威尔逊（Scott Wilson）和理查德·卡拉丁（Richard Kradin），他们也负责那里的免疫学实验室。我把玛丽琳的故事告诉他们，给他们看了她画的图，还问他们是否参与合作研究。他们慷慨地献出了时间和昂贵费用，进行了全面的免疫学检查。我们招募了12名有过乱伦历史但没有服用任何药物的女性，以及12名没有任何创伤史而且也没有服用任何药物的女性（招募这个控制组惊人的困难）。玛丽琳不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一般不让任何正在被治疗的病人成为我们实验研究的一部分。
当我们的研究数据完整分析完成之后，理查德发现，比起没有受过创伤的女性，有乱伦史的女性的CD45RA/RO比值异常。CD45是免疫系统的“记忆细胞”。这些细胞中的一些叫作RA细胞，会在遇到以往经历过的毒性物质时激活；它们对于外界环境中的威胁十分敏感。相反，RO细胞负责记录新的挑战，它们负责对付来自身体内部从未见过的威胁。CD45RA/RO细胞比意味着识别旧有毒性物质和识别新的激活信息之间的平衡。在有乱伦史的患者中，准备激活的RA细胞的数量高于正常值。这让免疫系统过分敏感，免疫系统会在没有危险的时候开始进行抵抗，甚至攻击身体自身的细胞。
我们的研究在更深的层次表明，乱伦受害者的身体不能很好地识别危险与安全。这意味着创伤性经历的残留不仅仅扭曲我们识别外界信息的方式；机体本身也很难识别安危。过去不仅仅残留在思维上，残留在对无害情景的错误解读上（因为当迈克尔无意中碰到玛丽琳的身体时，玛丽琳攻击了迈克尔），更残留在他们的核心：他们的人身安全。
8.2破碎的世界地图
人们是如何分辨安全与危险、内在与外在、何时应抵抗而何时可以接纳？了解儿童虐待和忽视造成的影响，最好的方式是聆听类似玛丽琳这样的人告诉我们的事情。我越了解玛丽琳，我就越发现，她有自己的一套理解世界的方式。
在儿童时期，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从自我中心的角度理解世界的一切。如果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都不断告诉我们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事物，我们完全不会怀疑——我们必然是最可爱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无论我们如何更多地了解到自我，我们都有一种最基本的感觉：我们是可爱的。结果，如果我们在后来碰到那些对我们很糟糕的人，我们会很生气。我们会感到不对：这不是我们熟悉的、被对待的方式，这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然而，如果我们在童年时被长期虐待，或成长在一个厌恶性的家庭，我们的内在地图可能就包含了截然不同的信息。我们的自我就被打上了轻视和羞辱的烙印，更容易感到“他在知道我打什么主意”而且让我们更难在被虐待时保护自己。
玛丽琳的过去改变了她对所有人际关系的看法。她确信，男人只会掠夺自己想要的东西，完全不在乎他人的感觉。女人也无法相信，因为女人太软弱，无法为自己挺身而出，所以她们向男人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取保护。如果你陷入困境，没有人愿意尽举手之劳出力帮忙。这种世界观在玛丽琳与同事的交往中显得特别突出：她怀疑一切对她怀有善意的人的目的，她会因为他们轻微地违反了护理规则就告发他们。对于她自己，她觉得她是一颗坏种子，一个从里到外都是有毒的人，对周围所有的人都有害。
当我第一次见到类似玛丽琳那样的病人时，我会质疑他们的思维方式，试图让他们形成一个更积极、更灵活的观点。直到有一天，一位叫凯瑟的病人纠正了我。那天，一个小组成员来晚了，因为她的车在半路坏了，凯瑟立刻开始责备自己：“我上周就见到你的车有多破了。我就知道我该载你过来。”她的自我责备一直升级——仅仅过了几分钟，她开始为她以往的性侵犯承担责任：“我是自作自受：我7岁，我爱我的爸爸。我也希望他爱我，所以我做一切他希望我做的事情。这都是我自己的错。”我试着干涉并使她安静下来：“拜托，你只是一个小女孩——你父亲才应该承担责任而且维持关系的界线。”凯瑟转向我。“你知道，巴塞尔，”她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的治疗师，所以当你像这样愚蠢地进行评论时，我依然衷心感谢你。然而，我是一个乱伦幸存者——我从小就被训练得很好，去照顾那些成年的、不安的男子。但现在，已经两年了，我相信你，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些评论让我感到恶心。是的，只要我周围的人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都会本能地责备我自己。我知道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愚蠢，但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试着说服我，让我更理性，我只能感到更孤独、更无助，这确认了我的一种感觉：这个世界没有谁能理解我的感受。”我由衷地感谢她给我的这些反馈。从此之后，我尽力和病人说“你不该感觉到这样”。凯瑟让我明白，我的责任在更深处：我应该帮助他们重新建立内心的世界地图。
我在前一章讨论了，依恋研究者表明，我们最早的养育者不仅仅喂养我们、帮我们穿衣服、当我们不安时安慰我们，他们还塑造了我们快速发展的大脑接受世界的方式。我们与养育者的交流表明了安全和危险：谁是我们可以依靠的，谁是会让我们失望的，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这些信息保存在我们的大脑回路中，构成了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和对周围世界的认知。这些内在地图可能历经多年都保持稳定。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内在地图不能通过我们的经历发生改变。一个充满爱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在青少年之间的人际关系，当大脑再一次经历指数级的改变，会极大地改变我们。一个小孩的出生，正如我们的孩子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在童年时被虐待或忽视的成年人仍然可以明白亲密以及互相信任的美好，或者拥有帮他们打开更宽广的世界的灵性体验；相反，在儿童时期未受污染的世界地图，仍然可以因为成年时遭受强暴或攻击，或其他导致恐怖或绝望的体验而扭曲。这些反应并非是合理的，因此不能仅仅靠改变他们的不合理信念来改变他们。我们的世界地图深深地刻在我们的情绪脑中，因此改变他们，意味着重组这部分的神经系统，这也是本书治疗部分的重心。
总之，学会了解非理性思绪和行为可以是有效的第一步。像玛丽琳这样的人常常发现他们与朋友之间的假设并不总是一样的。他们的不信任和自我厌恶让他们很难与他人合作——如果他们幸运的话，他们的朋友和同事会用语言、而不是行动告诉他们这一点；但这基本不可能。玛丽琳的经历非常典型：她攻击了迈克尔之后，他绝对不会再有兴趣解决这个问题，她也就失去了他的友谊。这时，玛丽琳，这个聪明又有勇气的女人，她开始寻求帮助，在反复面对挫折时仍然保持着好奇心和决心。
只要我们的恐惧不再绑架我们，理性脑就可以慢慢地控制情绪脑（例如，你本来因为被警察拦下来充满恐惧，但警察告诉你，他拦你下来是因为你前面出现了事故，之后，你的恐惧就立刻平静下来）。但当我们感到走投无路、愤怒，或被拒绝时，我们就很容易激活我们以往的大脑地图并做出和以往相同的决定。改变始于我们学会“拥有”我们的情绪脑。这意味着学会观察和忍受那些与悲惨或羞耻有关的心碎以及揪心的感觉。只有学会聆听我们身体内部的状态，我们才能开始与那些使我们心灵地图僵化的情绪做朋友，而不是抹杀它们。
8.3学会记住
在大约一年以前，玛丽琳的小组中的另一个成员玛丽，在小组治疗时询问小组是否能听她说她13岁时发生的事情。玛丽是一名监狱看守，她和另一个女性保持着虐恋关系。她希望小组明白她的背景，这样就更能容忍和理解她的反应，例如她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关闭情感或者发怒。
玛丽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们，在她13岁的一个夜晚，她被她的哥哥和他的一帮朋友轮暴。而且这次强暴导致了怀孕，她母亲在家里厨房的桌子上帮她堕了胎。小组敏感地觉察到玛丽在向大家倾诉什么，而且在她抽泣的时候安慰她。我深深地被他们的同情所打动了——她们安慰玛丽的方式一定是通过他们自己第一次面对创伤时其他人对他们的安慰中学到的。
时间快结束时，玛丽琳问她是否可以用一点时间来谈她的经历。小组同意了，她告诉我：“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我想知道我是否曾经被性侵犯过。”我的下颚一定都快要掉到地上了。从她的家庭画像来看，我一直都觉得她应该知道，至少在一定程度感觉到这个问题。她对迈克尔的反应就像一个乱伦受害者，她长期的行为就好像她生活在一个可怕的世界中。
尽管她画了一个被性侵犯的小孩，她——或者她的认知里、语言上的她——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一无所知。她的免疫系统、她的肌肉、她的恐惧系统都记录了这件事，但她意识上的思维缺乏对这个经历的表达。她通过绘画重演了她的创伤，但她的叙述完全没有提及这件事。我们会在第12章看到，创伤性记忆与日常的记忆非常不同，这些差异存在于各个层面的思维和大脑中。
受到玛丽故事以及接踵而至的噩梦的刺激，玛丽琳很快开始与我进行个人治疗，来处理过去的问题。一开始，她体验到一波波强烈的、无法逃离的恐惧。她停止治疗了几周，但当她失眠到必须请假时，她继续前来治疗。正如她后来告诉我：“我唯一判断情景安全与否的方式就是感觉，如果我不逃出来的话，我会被杀。”
我开始教玛丽琳冷静下来的技巧，例如注意呼吸——吸气，呼气，每分钟循环6次——在呼吸的同时注意身体的感觉。同时配合指压，帮助她不至于太难以忍受。我们也试了正念治疗：在专注于身体感觉的同时保持心灵活跃，这逐渐让玛丽琳可以在观察自己的经历时保持一定距离，不至于立刻被自己的感觉攫取。她过去尝试用酒精和运动来减弱或去除这些感觉，如今她能够在感到安全的情况下，体会她在小女孩时发生过什么。她在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感觉时，她也开始能够区分过去与现在：现在，如果她感觉到她的腿在晚上碰到什么东西时，她能够感觉到那是迈克尔的腿，是她邀请这个帅气的球友到她的公寓来的。这条腿不属于其他什么别的人，而与它的接触并不意味着有人要试图侵犯她。她依然能感受到——彻底地、真切地——她是一个34岁的女人，而不是一个小女孩。
玛丽琳最终开始触及她的记忆，它们以她童年时的卧室墙纸的片段出现。她意识到，这是当父亲在她8岁时强暴她时，她的视线聚焦的地方。被父亲性侵犯远远超出了她的承受极限，她必须把这件事从自己的记忆里挤出去。因为无论如何，她必须要继续和这个侵犯她的男人，即她的父亲一起继续生活。玛丽琳记得她曾经向她的母亲寻求帮助，但当她跑向她、试图把脸埋在她母亲的裙子里躲起来时，她只得到一个虚假的拥抱。有时候，母亲会保持沉默；有时候，母亲会哭叫着，或者愤怒地责骂玛丽琳“让父亲生气”。玛丽琳，这个受惊的孩子发现没有人可以保护她、给予她力量或庇护。
正如罗兰·萨米特（Roland Summit）在他的经典研究“儿童性侵害顺应症候群”（The Child Sexual Abuse Accommodation Syndrome，CSAAS）中提出：“儿童性侵犯，这个秘密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恐吓、侮辱、隔绝、无助和自责——它的存在取决于一个可怕的事实：任何试图向成年人透露这个秘密的儿童，都会遇到成年人不约而同的沉默和不信任。‘别担心这种事，这永远不会发生在我们家。’‘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可怕的事情？’‘别再让我听见你说这种事！’然而，正常的孩子从不问，也从不说。”
在我从事我现在这份工作40年之后，我仍然时常在听到病人描述他们的童年时表示“这简直难以置信”。他们跟我一样怀疑——父母怎么可能用这么残酷又恐怖地对待自己的孩子呢？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一直强调，他们有可能夸大了事实，或者这些经历不是真的。他们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全都非常羞愧，他们责备自己——某种程度上，他们坚信，这些可怕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自己是糟糕透顶的人。
玛丽琳现在开始探索一个无助的孩子是如何封闭自己的情绪，同时服从一切对她的要求的。她让自己消失：她一听到父亲在她房间外的脚步声，她就会“把脑子埋在云上”。我的另一个类似的病人用图画来表现这个过程。当她的父亲开始摸她时，她让自己消失：她飘浮在天花板上，看着承受着创伤的小女孩4。她很高兴，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她，而是另一个小女孩在被性侵犯。
看着这些思维被一道坚不可摧的迷雾从身体里区隔开来，让我真正体会到解离状态——这种症状常常在乱伦受害者身上的发生。玛丽琳后来明白，作为一个成年人，她仍然会在和性有关的情景中漂浮在天花板上。当她更积极地进行性行为时，她的伴侣有时会告诉她在床上是如何棒——他几乎不能认出她来，而且她说话的方式也完全改变了。她常常不能想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时候她会变得很生气，很有攻击性。在性这方面，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她逐渐不再与任何人约会——直到遇见了迈克尔。
8.4憎恨你的家庭
儿童无法选择他们的父母，也无法理解他们父母的情绪变化（例如忧郁、愤怒、心不在焉等）和行为与他们无关。儿童只能让自己适应他们所在的家庭，这样他们才能活下去。不像成年人，他们不可能寻求其他权力部门的帮助，他们的父母就是“权力部门”。他们不能出去租一个房子自己住，也不能搬去和别人一起住：他们只能依赖他们的养育者。
尽管他们不曾直接地受到过威胁，但儿童能感觉到，如果他们向老师们谈起他们被打、被性侵犯，他们会受到惩罚。所以，他们反而努力不去想发生过的事情、不去感觉恐慌在他们身体上留下的痕迹。他们无法忍受思考这些经历的细节，他们因此也无法理解他们的愤怒、恐惧，或崩溃其实与他们的经历有关。他们不说话；他们通过发怒、冷漠、抱怨和挑衅去表达和抵抗他们的感觉。
孩子们也会全心全意忠诚于他们的养育者，即使养育者会虐待他们。恐惧增加依恋的需要，即使依恋的对象也是恐惧的来源。我从未见过一个不到10岁、全身骨折和烫伤、饱受家人虐待的孩子会选择离开他的原生家庭；如果让他自己选择，他一定不会选择被安置到寄养家庭。当然，对施虐者的依恋不仅限于儿童时期。被绑架的人会愿意付钱给绑架者，表明想要嫁给他们，或表明想要与他们产生性关系的意愿；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也通常掩护他们的虐待者。法官们常常告诉我：他们好多次为了保护家暴受害者签署了禁制令，但他们总是发现受害者让他们的伴侣偷偷回来。这让他们觉得脸上无光。
玛丽琳过了很久才准备好跟我提及她受过创伤的经历。她还没准备好违背她家庭的忠诚——在她内心深处，她仍然需要家人来保护她免于恐惧。但她这份忠诚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孤独和绝望，以及无法避免的因无助而愤怒。这份无处可去的愤怒最终指向了她自己，在她的绝望、自责、自我伤害的行为中。我的一个病人告诉我：“这就好像憎恨你自己的家、你的厨房、你的锅子、你的床、你的椅子、你的桌子、你的毯子。”没有什么是安全的，尤其是你自己的身体。
学会信任是最大的挑战。我的另一个病人是一个小学老师，她的祖父在她6岁之前反复强暴她，她发给我这样一封邮件：“我在结束治疗、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在考虑向你暴露我自己的危险；当我驶入124号公路时，我发现我破坏了一个我自己的原则：我不应该依恋你，或者是我的学生。”
在我们的下一次会面中，她告诉我，她也被她大学的实验室老师强暴过。我问她是否寻求过帮助或控告过他。“我当时不敢让自己到马路另一边的医院，”她回答。“我渴望帮助，但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到我可能只会被伤害得更深。这很可能是真的。当然，我必须隐藏一切，不让我父母，不让任何人知道。”
当我告诉他，我很关心她发生过的事情，她写给我另一封邮件：“我在试着提醒自己，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我并不值得受到这种待遇。我甚至想不起来有任何人用同样的眼光看着我，同样地跟我说他们担心我。我很珍视这种‘我是值得被我尊敬的人关心’的感觉，以及那些深深地理解我的挣扎的人。”
为了了解我们自己，拥有一个身份认同，我们必须能够意识到（至少有一种“意识到”的感觉）现在的“真实”与过去的“真实”。我们必须仔细观察周围的事物并进行正确的分类；我们也必须相信我们的记忆，而且能够将这些记忆与我们的想象加以区分。失去区分现实与想象的能力，正如精神分析师威廉·尼德兰（William Niederland）所说的那样，是“灵魂的谋杀”。抹除知觉、培育否认常常是生存必需的手段，但这样做的代价，是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不知道你的感受、也不知道你能相信谁。
8.5重演创伤
在玛丽琳有关她童年创伤的噩梦里，有一部分和窒息有关：一条白色的茶巾绕着她的脖子，有人把她用这条茶巾提起来，让她的双脚无法沾地。她在惊恐中醒来，以为她刚刚肯定死了。她的梦境让我想起那些退伍士兵的战场噩梦：他们清晰无误地看见那些在战场中见过的脸和残肢。这些梦如此可怕，以至于他们不敢睡着；只有在白天，这个与夜间埋伏无关的时刻，他们才感到片刻的安全，得以午睡休息。
在玛丽琳接受治疗的时候，她不断地感觉到与窒息梦有关的图像和感觉。她记得她4岁时，她坐在厨房里，眼睛肿着，喉咙沙哑，鼻子流血，而她的父亲和哥哥都嘲笑她，说她蠢，是个蠢女孩。有一天，玛丽琳告诉我：“我昨晚在刷牙时，我被一阵窒息感袭来——我就像一条离了水的鱼，痛苦地扭动着身体，试图获得一点氧气。因为我在刷牙，我被呛得眼泪直流。惊恐在我的胸中升起，我感到被殴打。我站在洗脸槽前，必须用尽全力才能抑制自己的尖叫：‘不不不不不！’”之后，她上床睡觉，就像要上发条一样，她每隔两小时就会自己醒来。
创伤并非以叙述的方式，依照开头、中间、结尾这样的顺序储存起来。我会在第11章和第12章详细叙述记忆一开始恢复的状态，就像玛丽琳这样：伴随着经历的碎片、互相孤立的图像、声音、以及身体感觉的闪回，伴随着恐惧和惊恐。当玛丽琳还是一个孩子时，她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那些经历，而且说与不说也没有区别——没人在听。
像很多儿童虐待幸存者一样，玛丽琳的经历展现了生命的力量和生存意志如何抵抗创伤毁灭性力量。我逐渐发现，唯一能让治愈创伤成为可能的，是对病人求生意志的敬畏——正是他们的意志让他们忍受虐待，进而承受着疗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灵魂黑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