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早在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中就提出“印刷意味着民主”，也就是说，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会带来信息共享和公众参与；但在1970年代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蒂奇诺等人却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换言之，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信息的不平等分配，从而有碍社会公平和民主参与。你对这两种观点怎样理解？
无论是“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会带来信息共享和公众参与”还是“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信息的不平等分配，从而有碍社会公平和民主参与”，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库利对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一直基于乐观主义期待的肯定态度。他认为印刷意味着民主。民主只有在舆论获得某种组织性之际才能够成为现实，而报刊实现了这种社会组织性。与库利观点相同的还有布莱士，他认为舆论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报刊的三种重要功能使它成为合理的、理性的舆论姓曾的最重要推动力。这三种功能即：作为事件的报道者和讲解员功能；作为政治主张的代言人的功能；反映社会上读者一般意见的测风标功能。报刊通过发挥这三种功能，就使得舆论超越个人意见的简单相加——成为组织化的有机整体。唯有这种舆论，才能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塔尔德则是从公众的造就角度肯定大众媒介技术带来的积极影响。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才为民主发展与公众参与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种高度概括：媒介即讯息。即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报纸的出现，造就了现代舆论的主体——公众。公众由有理性、有知识、有教养的个人组成，他们各自坐在自己家中，阅读着同一份报纸，关注着同一个公共事件，并能够公正、冷静地进行思考。报刊就是这个可以将分散的公众联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纽带。
然而帝奇诺等人的“知识沟”理论，则认为大众媒介的发展带来了无法逾越的知识鸿沟。知识沟假说产生于美国社会对于平等教育机会的呼吁之中。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提出通过大众传播手段改变贫困儿童受教育的条件，《芝麻街》节目是其中一项重要的项目。后来发现该节目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但是对节目接触和利用最多，产生最好效果的仍然是富裕家庭的儿童，因此它不但没有缩小不平等，反而扩大了差异。
“知识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除了接触媒介和学习知识的经济条件外，蒂奇纳认为，还有五个因素是造成“知识沟”扩大的原因：第一，传播技能上的差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较大的阅读量，这有助于他们对公共事务或科学知识的获取。第二，知识信息储备上的差异。从先前的大众传媒和正规教育渠道得来的知识越多，这些见多识广的人，对新事物、新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也就越快。第三，社会交往方面的差异。“教育通常意味着日常行动圈子较大，参与更多的社会团体，人际交往更多，由此扩大了与他人讨论公共事务话题的机会。”社交活动越活跃，交往的范围越广，获得知识信息就越快、越多。第四，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接受、理解和记忆方面的差异。对信息的选择性接受和记忆，可能是态度与受教育程度综合作用的结果。大众媒介的研究始终发现，人们往往以符号（既有信仰又有价值观）的方式解释记忆信息。也就是说，个人生活的水准、层次与大众传媒的内容越接近，对媒介的接触和利用程度就越高。第五，发布信息的大众媒介系统性质上的差异。迄今为止，传播有一定深度的关于公共事务和科学知识的媒介主要是印刷媒介，其受众主要集中于高学历阶层。这与当今的广告不同，科学知识、公共事务和新闻一般重复较少，而重复有利于社会地位低的人群对话题的学习与熟悉。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从报纸广播电视再到如今的互联网，其影响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同时，也不存在绝对的利或弊。综上所述，以上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现实依据，都是一定时期里对于媒介技术发展的正确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