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祖父母与我的童年
在我的记忆深处，祖父母的身影总是带着一种温暖而又模糊的光晕。他们生活在汉正街，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方，靠着一家铁鞋铺，养育了一双孪生兄弟，也就是我的伯父和父亲。
祖父年轻时，凭借着铁鞋铺的生意，撑起了整个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能让两个孩子在私塾安稳读书六年，是件不容易的事。家里还收养了两个童养媳，一个成了我的伯姆，另一个，便是我的娘。她们从幼儿时期就来到邹家，童年便开始做童工挣钱，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1926年，北伐军在汉口抗战，伯父和父亲满怀热血，加入了北伐军部队，转战大江南北长达七八年。在这漫长的征战岁月里，他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中途，伯父和父亲先后回到家中，在祖父母的主持下成家。那时，父亲26岁，娘18岁，本以为生活会就此安稳下来，然而命运却总是充满波折。
伯父在后来的战争中不幸战死，伯母也离开了邹家。父亲则加入了新四军，担任文化教员。在这几年的军旅生活中，祖父母相继去世，由于战乱和通讯的不便，父亲无法得到家中的音讯。家中只剩下娘母子三人，孤苦伶仃，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多亏了相亲邻居的帮助，才得以将祖父母安葬。为了生存，娘带着不到三岁的我和襁褓中的妹妹到汉阳投靠四爷祖父家。
在四爷祖父家，暂时有了安身之所，过上了舒心快乐的日子，一年后，父亲终于找到了我们，一家人得以团聚。四爷祖父是当地的财主，他唯一的女儿出嫁后，便把家产全部留给了父亲。可父亲却心怀大义，将大部分财富分配给了家族中的贫困户，剩余部分变卖成钞，带着我们一家老小回到武昌定居，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一家人过着平静安详的生活，妹妹春枝聪明伶俐，可爱又机智，记得小时候，爸爸坐在一旁，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手中拿着那本让我望而生畏的古诗词集。“今天必须把这几首诗背下来！”爸爸的声音不容置疑。我硬着头皮，结结巴巴地读着诗句，可那些文字就像调皮的小精灵，在我脑袋里乱蹦，怎么也串不起来。就在我抓耳挠腮，急得满脸通红的时候，在一旁玩着拼图的妹妹突然跑过来。她歪着头，眼睛亮晶晶的，听我磕磕绊绊读了几遍后，竟然大声地背诵起来，一字不差。“你看你妹妹，听几遍就会了，你呢？这么长时间都记不住！”爸爸的脸瞬间拉了下来，语气中满是失望。紧接着，那熟悉的板子落在我身上，疼痛和委屈让我恼羞成怒，眼眶里蓄满了泪水，心里对妹妹又气又妒。
我们兄妹俩也常常去帮守摊位，记得有一天。正当我们忙得不亦乐乎时，两个警察走了过来，说我们的摊位摆放不符合规定，要我们立刻收摊。我一听，心猛地一沉，手忙脚乱地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利索。
这时，妹妹却镇定自若地迎了上去。她仰着小脸，露出甜甜的笑容，清脆地说道：“警察叔叔，我们知道要遵守规定，可是我妈妈正在医院生宝宝。而且我们才刚刚摆好没多久，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我们马上调整一下摊位位置，保证不违反规定。”妹妹的声音软糯却坚定，眼神里满是诚恳。警察叔叔听了，脸上的严肃渐渐褪去，互相交流了几句后，只是叮嘱我们要注意秩序，便离开了。
看着妹妹轻松化解难题，我心里满是佩服。原来，妹妹的聪明不仅仅是记忆力好，更是在关键时刻有着冷静的头脑和出色的表达能力…唉，可惜，天不如人意，妹妹七岁的那年得了天花，母亲信佛，求菩萨延误了治疗，妹妹最终离开了人间。这让母亲悲痛欲绝，她责怪父亲没有尽到父责。本就没有感情基础的父母，因为妹妹的死，关系彻底破裂。两个月后，身性倔强的母亲怀着另一个妹妹桂芝，离开了邹家。
1948年，国共两党决战在武汉前期，国民党政府抓捕异己分子，父亲认为自己是被逮捕的对象，匆匆逃走，把我交给了邻居照顾。从此，我成了无爹娘的孤儿。在邻居家的日子，我寝食难安，内心充满恐惧，常常躲着哭泣。后来得到同学妈妈的照顾，在她家与同学同吃同睡。我还跟着邻居的大孩子卖馒头包子油条，穿街走巷做起了小贩，试图自食其力，一个月后父亲回来，把我交给姨婆，安排上学，放学后就去帮人放牛、挖野菜、因为与牧童们性格不合，我常常骑在牛背上独自伤心流泪。姨婆很爱我，把我当成亲孙子养。我从小体弱多病，姨婆就用姜汤给我治疗。但姨婆靠侄儿生活也是寄人篱下，敏感的我总觉得不自在，有病也时常忍着，
一天夜里，我独自仰头望着星空想着自己的身世不知不觉的流泪，被姨婆发现了，把我拥有怀中流着泪，安抚我可怜的孩子别哭了，待你学校放假了，姨婆代你带你去看娘吧，终于，学校放假，姨婆带我找到了娘的住处，娘已另组家庭，家里很贫困，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帮着娘到码头提行李挣小费。临走时，娘把我挣的钱和买的食品给了我和姨婆，从那以后，我成熟起来了，不再整天忧伤，也知道妈妈的处境，我要快快长大为娘分担。
二、岁月的磨砺与坚守
1949年7月，武汉解放，11岁的我被父亲从汉阳接回家，见到了继母。因为自己的逃亡的政治原因不敢把我送入学堂。只好带我一起做生意，并辅导我功课。1951年2月，我到基督教办的夜校读书，后来父亲被政审，家庭失去收入，继母的冷言冷语更让我倍感煎熬。为了能继续学业，我没日没夜地在外做生意、打零工，白天做生意，行走于大街小巷，夜晚还要挑灯读书、生活没有规律，胃疼时常难受，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勤工俭学成了我生活的常态，两年后，老师将我和其他成绩优秀的贫困学生送入正规全日制学校。1955年，被政审整整四年之久的父亲终于得到平反，四年里，老师和同学的关心成让我段黑暗日子里的温暖阳光
平反昭雪，对父亲来说是人生重大的转折点。此前，父亲蒙冤受屈，生活满是阴霾，好在真相终被揭开，他得到了平反昭雪。组织上为他重新分配了工作，这份工作不仅是-一 份生计，更是对他多年委屈的补偿，让他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父亲在新岗位上兢兢业业，努力工作，试图弥补那些被荒废的时光。然而，命运似乎总爱给人出难题。1960年，全国陷入自然灾害的困境。物资匮乏，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即使有工作，微薄的收入也难以支撑家庭的基本开，父亲做出了选择—-离职回家做生意，
起初，创业之路充满荆棘。没有资金，没有人脉，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父亲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从最基础的小买卖做起。他走街串巷，贩卖一些生活用品，风里来兩里去，不辞辛劳。为了降低成本，他常常徒步去很远的地方进货，肩上扛着沉重的货物，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父亲的生意逐渐有了起色，他的诚信经营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客源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红火。终于，父亲用自己的双手，为我们一家人换来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那是一座温馨的小房子，虽然不大，但却充满了家的感觉。
然而，当我享受着这份平静与幸福时，亲娘的身影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我的亲娘，她大半辈子操劳，如今岁月在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她依旧住在那间泥土搭起的破旧的老屋里，为生活琐事奔波忙碌。每次回去看她，她总强撑着笑容，可我分明能看到她眼中的疲惫与无奈。还有一大家子异性弟妹，他们经常去捡破烂捡煤炭补贴家用，或者为学费发愁，稚嫩的脸上满是与年龄不符的沧桑，
于是我决定去帮助他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初中尚未读完，为了能尽快帮妈妈多分担一点，我选择进入武汉某企业做学徒。在学徒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机械理论知识，跟师傅认真实习。三个月车工实习后，我通过考核，晋升为初级技工。凭借着不懈的努力，我能独挡一面了，把挣来的钱大部分补贴给亲娘，看到他们脸上重新绽放出笑容，
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生活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在自己有余力的时候，拉一把身边深陷困境的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血浓于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帮助弟妹走出困境，成为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工作后的我，承担起帮助母亲养育弟弟妹妹的责任。在社会闯荡的日子里，因好高骛远，我经历了无数坎坷。但我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助人为乐，真诚待人，生活简朴。对弟妹，我既严格又关爱，以身作则。
三：童年的生死攸关
在童年的悠悠长河中，多数人的回忆或许满是五彩斑斓的欢乐与纯真。可我的童年，却有着几段与死神近距离对视的惊悚经历，那些时刻如同锋利的刻刀，在我心底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我三岁的时候。那时的我，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在家里上蹿下跳。有一天，我在楼梯扶手上玩耍，一个不小心，脚下一滑，整个人便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当时只觉得一阵剧痛袭来，脚关节软绵绵地垂着，脱臼了。幸运的是，邻居听到我的哭声赶来，迅速找来了村里懂医术的人，帮我把脱臼的关节复位，这才免去了更大的痛苦。
而被老外吉普车撞伤那次，是我六岁那一年，同样让我心有余悸。那天，我在路边玩耍，一辆吉普车突然疾驰而来，为了躲避车子，一下摔到路边，脚和肚子都受伤了，又怕家人责备躲在房角不敢吭声，后来老外和警察找上门寻出躲避在房角的我，把我送到了诊所检查伤势，见只是皮外伤，又把我送回来了并给我娘一笔钱。
印象最深的，是九岁的我，一次放牛归家途中。那天，夕阳的余晖洒在大地上，勾勒出一幅宁静祥和的画面。我像往常一样骑在牛背上，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慢悠悠地往家走。路过一条水渠时，下来赶着牛儿蹚水过渠，以为拉着牛尾巴可以蹚水，结果被带进了深深的渠水中，我拼命挣扎，慌乱中，我大口地呛着水，窒息感如潮水般将我淹没。求生的本能让我胡乱地挥舞着双手，指尖突然触碰到了岸边的芦苇，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紧紧抓住了它，在这救命稻草的拉扯下，终于艰难地爬上了岸。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望着那还在荡漾的水面心中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那一刻，我觉得冥冥之中仿佛真有老天爷在庇佑着我，回家之后告诉姨婆发生了事情，姨婆吓得不轻，抱着我瑟瑟发抖。
其中最神奇的，当属八岁那年冬天
的经历。那天北风呼啸，刮在脸上如刀割一般。放学后，。其中最神奇的，当属八岁那年夏天的经历。放学后，我如往常一样在家门口的围墙下耍陀螺，玩得正起劲时，一个白胡子老头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神色焦急，语气急促地对我说：孩子，快回家去，别在这儿玩了！”我被他严肃的样子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就往家跑，刚迈进家门，就听到身后传来 “轰隆” 一声巨响。我惊恐地回头望去，只见那堵围墙竟轰然倒塌，刚才我玩耍的地方瞬间被砖块掩埋，倒塌的围墙边殃及我们住房，屋内当奶娘的妈妈护着摇蓝里的婴儿，脸上满是惊恐，手被落下的砖块砸伤了，我缓过神来，跑出门去找那个白胡子老头子，可邻居都说从未见过白胡子大爷。我心中充满了疑惑与感激，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圣灵保佑了，这份无法言说的神秘，至今仍在我心中萦绕。
这些童年的经历，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冒险电影，印在我脑海中⋯
四、回首半生弯路与成长
年轻时的我，走过许多弯路，每一段经历都如同在岁月长河中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足迹，串联起我跌宕起伏的人生。
1956年5月. 当年17岁初中没毕业的我入场就职，成了一名学徒工，跟着师傅学车工技术，我一边工作一边专研，凭借着不懈的努力，一年后晋升为初级技工。本以为人生会就此步入正轨，却没想到身体亮起了红灯。繁重的工作任务，胃病频繁发作，三班倒的工作实在让我难以支撑，无奈之下，我多次申请离职。后离职在家休息两个月后，我再次踏入社会闯荡。1958年10月，幸运地在省委招待所做服务生。这里生活条件优越，工作也轻松，还有闲暇时间学习。可那时年轻气盛的我，总觉得做服务生低人一等，又得知要26岁之后才能调岗，满心觉得这是在浪费青春，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谁能想到，这一离开，就踏入了更大的困境，1958年，20岁不到的我和上千名知青学生被省农业局哄骗到湖北省边界荒无人烟的农场。不到三个月，大家几乎都逃离了，还到省人民政府告状，可最终败诉。无奈之下，我甚至冒出出国的念头，寄出给我父亲最后一封信，敏锐的父亲觉察到我的异样，一封母亲病危将我召回。后来我和好友用非正规手续迁回户口，却无法入户籍。还是同学母亲托人上报家境情况才获批，条件是要到京广铁路做三个半月义务工，才能分配工作。在工地的日子，每天披星戴月，高强度的劳务持续了三个多月，好不容易盼到1959年元月返回武汉即将分配新工作，入职前一天我却胃痛大吐血，被送往医院抢救，开刀住院四个多月才捡回半条命，幸亏有我父亲单位的结算单，医疗费整整花了四百多出院后身体还未康复，七月我参加中考未录取。1960年2月，当年我22岁，经好友介绍进入汉口机械厂。凭借当年留下的技工证和努力工作，我得到了年轻厂长的重视和关怀。我还把好朋友以及他的师傅推荐进机械厂，他们为厂里拓展了不少业务。
然而，好景不长。1961年自然灾害蔓延，单位工资低，年轻厂长组织小组私下接活，收入不错，但1962年春节后被人告发，罚款、降级，三个月后我自动离职，为了生存再就业单位給予了技术证明，之后，我们九人组团在郊区公社承包水电安装工程，夏季的工作又热又累，好在能吃上三顿大米饭，我还把挣来的大米都送给了娘。得知李老头想离职修鞋却没钱买装备，我卖掉唯一的手表帮他。
1962年，同年10月，为了生存，我们到咸宁山区转运木材。山里道路崎岖，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作业，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住在农户家，睡在地上，以红薯为食。1963年元月回家后，又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失业、打零工生活，那时的我，25岁，青春正好，却前途渺茫，满心后悔当初的轻率
️五、命运交织处，爱与梦同行
1963年9月，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幸运的曙光终于洒落在我身上。在劳动局的牵线搭桥下，我踏入了省建一公司，就此开启了我的打工生涯。此前积累的技术能力，成了我在工地上的底气，面对诸多机器难题，我总能如定海神针般，让问题迎刃而解。也正是这份能力，让我在公司里逐渐崭露头角。
而在1963年上半年，我的妻子永英和她的同学们从武汉建筑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了同一家公司，从事建筑管理工程。那时的我们，还未曾相识，却在同一片工作的天空下，各自忙碌着。
1964年2月，是我们缘分的起点。永英从一公司调研到工地，我也从做作业区调入工地。记得在活动室里，我和九个工友正在打乒乓球，永英在室外见到我们这群第一次来活动室的陌生人。那不经意的一眼，在我们各自心中留下了印象，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段美好故事的开端。
不久后，为配合央企461和471大型轮船厂房顶层工字房梁检测质量审核评估，我被分配到以永英为首的全方位质量审核小组，负责机械方面的检查。每日整理机械数据上报给永英，频繁的接触让我们渐渐熟悉起来。工作中的默契配合，闲暇时的交流畅谈，好感在我们心间悄然滋生。
可现实却给我们的感情泼了冷水。那时我还只是一个临时工，她的母亲并不认可我们的关系，团支部领导也提醒永英在婚姻大事上要慎重抉择。但永英却看好我，认定我是一只潜力股。
命运的转折总是突如其来。没几天，我就转成了正式职员，又过了几天，省国防部到单位挑选技术人员，我经审查符合条件，即将调往军工企业。现场填表时需填写女朋友信息，也正是这一填，永英收到了军工单位的调令。先得知通知的二个男同学相约邀请她吃饭送行，永英这才知道自己要离开省建一公司了。爱神仿佛在冥冥之中相助，就这样，她跟随着我，开启了我们人生新的篇章。
回顾过往，那些看似偶然的相遇、转折，其实都是命运精心的安排。在岁月的长河里，我们的爱情与梦想交织在一起，相互成就，共同成长。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有她在身边，无论遇到什么，我都充满勇气去面对。
同年六月，我被派往重庆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军工工艺培训，之后投身松滋山三线建设大军。初入山区，宣传里的青山绿水，远没有想象中那般美好，脚下被雨水浸湿而滑腻不堪的泥土倒是真切。这里与永英的老家沙市相隔两地，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涌上心头，永英后悔莫及很想返回，无奈军令如山，一纸调令定前程！山民们看着我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人，眼神里满是好奇，如同看外星人一般，失落感难以言表，可世上没有后悔药，我们只能默默认命。
1966年，我与永英喜结连理，组建了属于我们的小家庭。那时的生活虽然简单质朴，却充满了温馨与希望。婚后不到一年，我们迎来了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女儿红梅。新生命的降临，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欢乐，那一声声清脆的啼哭，仿佛是世间最动人的乐章。记得永英是回到沙市娘家生产的，她在娘家悉心调养，而我在这边满心牵挂，时刻盼望着能早日见到她们母女。
然而，命运的齿轮却在不经意间开始转动，当时正处在文革时期，我不幸被迫卷入派系立场斗争。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黑白颠倒，是非难辨，我莫名成了造反头目，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为了避免被抓捕，我只能匆忙逃回武汉，躲在父亲与继母的家中。永英得知我的情况后，心急如焚，她不顾路途遥远和艰辛，带着半睡的女儿，一路奔波逃到了武汉，与我相聚。在父亲家的那40多天，虽然生活充满了不安与担忧，但一家人能在一起，相互依偎，彼此慰藉，那也是一种难得的温暖。
可谁能想到，这40天，竟成了父亲与我们最后的团聚时光。1968年春节，本应是阖家欢乐、团圆喜庆的日子，可命运却对我们一家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父亲在去继母侄儿家的途中，遭遇了车祸，不幸离世，享年57岁。这个噩耗如晴天霹雳，瞬间击垮了我。我悲痛欲绝，心中满是自责与悔恨。父亲一生经历坎坷，他含辛茹苦地将我养大，还没来得及享受我的孝顺，没过上一天安稳的好日子，就这么突然地离开了我。我甚至都没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好好陪伴在他身边，尽一尽为人子女的孝道，这份愧疚与痛苦，如同沉重的枷锁，紧紧地束缚着我的心，让我在无数个夜晚难以入眠。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面对父亲留下的抚恤金以及家中的积蓄三千多巨资，还有那承载着无数回忆的老房子，我没有丝毫犹豫，将全部遗产交给了继母。在我心中，继母也是这个家的一员，她陪伴父亲走过了许多岁月，这些遗产她理应拥有。然而，永英当时对我的行为很不理解，她觉得我们本就生活艰难，这些遗产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况且我们还有年幼的女儿需要抚养，将来的日子还长，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但我始终认为，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善良和本性驱使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后来，继母在两年后再婚，将房产处理，可即便如此，我也从未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
在这动荡的岁月里，我们迎来了第二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看着他们从咿呀学语到能说会道，从蹒跚学步到奔跑嬉戏。生活或许并不总是-帆风顺，但有了孩子们的陪伴，那些平淡的日子也变得闪闪发光。我们在这平凡的生活中，静静感受着亲情的温暖，见证着孩子们每一个成长的瞬间，满心都是对未来的期许，盼着他们能在我们的呵护
下，健康快乐地长大…
在这期间，大妹贵芝远在云南工作，身体不适应那边的气候环境，而妹夫北京工作，夫妻异地，又难调去北京，于是，我将大贵妹从云南调到身边，以期获得调往大城市的转机，调来时已经身怀有孕，也让军工企业领导很是无奈，好在大妹财务能力特强，改变了领导最初的顾虑。而家里，因为贵芝的的到来，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姑嫂同住一个屋檐下，相处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经常产生摩擦，搞得家庭气氛紧张，为此，永英找领导帮妹妹申请了住房，后来，妹妹到夫家北京生产，一人无法带回孩子抚养，只好把孩子留在北京婆家，返回工作岗位…就这样几年后调往军工企业武汉办事处工作，可松滋武汉两地往返，将孩子郝崴也安排在武汉我娘家读书，算是看到了夫妻团聚的希望。人生就像一盘棋，要早点布局。
而我们一家，生活在军工大企业的大家庭，供给制，也让我们生活无忧无虑，只是，山区的水源含有重金属，严重影响家人和孩子的健康。为了孩子们健康，我们夫妻默默努力工作，寻求突破.；1976年7月机会终于降临，荆州危水要建一个纺织厂，永英的专业技术正是他们所急需的。于是，她顺利调往危水，随后我也调去从事设备管理工作，考虑到孩子们的学业。当时只把三岁的小儿俊平随在身边，安置房建成后，我们把留在贵芝妹子那儿的两个孩子红梅和宏波接了过来。
在松滋危水，我们一家五口过上了三年如田园诗般的生活。这里青山绿水，鱼儿成群，野鸡野鸭随处可见，日日山珍野味从未间断，只可惜农村的学校教育水平有限，语言不通也影响学业，孩子们很难适应，上课时间和我们夫妻工作时间也不能吻合，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学业，在棉织厂建成后的第三年，我们辗转回到了沙市，安稳就职于省纺织局下属单位轻建公司。回首半生，从城市到山区，再回到城市，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与无奈，却也饱含着希望与坚守。我们的故事，是时代浪潮下无数普通人的缩影，在岁月长河中留下了独属于自己的深刻印记。
六、迁居之痛：回望1979
1979年，在时代浪潮的微微涌动下，我们一家怀揣着对新生活的期许，从松滋迁往沙市。那是一场充满希望又略显仓促的迁徙，搬家的队伍里，不仅有承载着家庭记忆的旧家具，还有我们精心饲养的20只鸡。这些鸡，是家中的宝贝，它们下的蛋，是日常饮食里珍贵的营养品，一家人对它们悉心照料，如今也想着将这份生活的底气一同带到新的城市。
一路上，车水马龙，尘土飞扬，一车家具，和那装满鸡的鸡笼，随着我们一家人抵达沙市后，新家虽然简陋，但收拾一番后，也渐渐有了家的模样。我们满心欢喜地将鸡笼安置在院子角落，想着日子会这样安稳地开启新篇。
然而，命运却给了我们沉重一击。第二天清晨，当我像往常一样跑去看鸡时，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鸡笼门大开，里面空空如也，20只鸡竟不翼而飞。我慌了神，大声呼喊着父母，一家人迅速围拢过来，看着那被破坏的鸡笼，父亲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母亲则忍不住红了眼眶。
我们四处打听，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可那20只鸡却仿佛人间蒸发。后来，从邻里的闲聊中，我们才渐渐明白，原来这里粮食、肉豆紧张的局面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贫寒。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只鸡，是一顿难得的荤腥，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美味。也许是饥饿让某些人失去了底线，偷走了我们的鸡。
这件事如同一道阴影，笼罩在我们一家人的心头许久。它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更是对我们初来乍到满心憧憬的沉重打击。但日子还得继续，在沙市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我们带着这份伤痛，慢慢适应着新的生活，努力在贫寒中寻找希望的曙光 ，在岁月的磨砺中，逐渐懂得生活的不易与坚韧。
七、性格的抉择与时代的沉思
命运的轨迹总是充满了意外与波折。棉织厂建成后的第三年，我和永英辗转回到了沙市，安稳地在省纺织局下属单位轻建公司落脚。永英负责甲方厂房基础建设项目，而我则在机械队担任管理工作。这本该是一段平静而充实的工作时光，然而，新环境里的人际关系却如暗流涌动，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前任技术队长顺利调往技校当校长，这一变动让我肩负起更多责任。可副队长不懂技术，与我气场不合，处处作对。更糟糕的是，合同支部书记也对我百般刁难、肆意诬蔑。在那个40%工资加级的关键时期，身为调资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我，竟因为曝光了支部书记老婆工龄有问题，成为了他的眼中钉。他凭借权势对我进行疯狂打压，不仅在工作上处处设障，逮着机会就处分我、横加指责，还在全队职工会上批斗我。
面对如此不公与屈辱，我内心的愤怒如火山爆发。终于，在一次激烈冲突中，我忍无可忍，拿起凳子要打他，所幸被旁人及时阻拦。但这一冲动行为，让局面变得更加糟糕。他不仅要处分我，还妄图阻碍永英晋升工资待遇，在公司里一手遮天、为所欲为。
性格耿直要强的我，绝不甘心就这样被欺压。情急之下，我毅然选择了举报之路。那些曾经同样遭受这位领导欺压的职工，纷纷站出来给我提供了许多他行贿受贿的罪证。我将这些材料整理成报告，递交给了省纺织局。或许是天理昭彰，不久之后，这位领导又因走私假冒商品被他人告发，最终被撤职查办。我也因此逃过一劫，得以重新上岗就职。
回顾这段经历，我深知自己的性格让我吃了不少亏。但我从不后悔自己的坚持，因为在我看来，正直与善良是做人的根本。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对于改革开放，我也有着自己深刻的见解。“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似乎偏离了初衷，给一些投机倒把的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多数人更加贫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社会道德也出现了滑坡现象。坑蒙拐骗、贪官污吏横行，让做好人变得艰难，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理想社会似乎在某些方面走了弯路。
我只希望我的子孙，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坚守道德底线，做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中国人。我始终相信，好人一生平安，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八、我的胞妹以及异性弟妹妹们
人生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如璀璨星辰，照亮我们的生命，又在不经意间陨落，徒留无尽的思念与哀伤。小妹，便是这样一颗过早消逝的星。
当年，母亲身怀大妹离开了邹家，与李老头组建家庭后，生下了五个异姓弟妹。大妹与这些异姓兄妹一同生活了几十年，彼此感情深厚，她总是在经济和物质上无私地帮助他们，即便各自成家立业后也未曾改变。在处理老娘遗产时，为了满足老娘的遗愿，我和大妹按照老娘的遗愿让其妹子们放弃了房产权利，给了两个弟弟。这本是遵循母亲心愿的善举，却不想引起了小妹夫的不满。他长期在中间挑拨离间，使得大妹与小妹之间产生了隔阂，关系从此不再和睦。如今想来，那些因为琐事和误解而生出的间隙，是多么令人痛心和惋惜。
2020年7月，那个如噩梦般的日子，小妹因肺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噩耗如晴天霹雳，叫人心痛不已。小贵妹的一生，是饱经苦难却又无比坚韧的一生。她从小生长在极度贫困的家庭，尝尽了人间的辛酸。但她聪明能干，在文革那样动荡的时期，依然坚持读书学习，完成了中学学业。参加工作后，她凭借自己的努力被保送到湖北财经大学学习，毕业后回到单位担任财务科领导，工作能力之强有目共睹。曾经，小妹在松滋帮我们带孩子，和妻子永英相处得十分和睦，她的为人处世之道让周围的人都对她称赞有加。后来她从工农兵大学毕业，成为了时代的宠儿，退休之前还当选为人大代表。退休后，她又被外资企业返聘为骨干，为了让儿子尽早成家，想尽办法，把儿子从北京调到自己的身边，为了儿子可谓是呕心沥血，或许真的是上辈子“欠”了老公和儿子，她玩命地工作，却也因此染上了肺癌。
在患病的几年里，小妹又喜得孙子，即便身体每况愈下，她依然不顾自己，任劳任怨地为孙子付出，她的丈夫特爱抽烟，儿子又不体贴，这些都与她的肺癌病情息息相关。病重期间，竟然被儿子完全隔离，说是为了延续生命，亲人都无法接近她，直到离世，她都没有机会和我们这些亲人告别，就这样带着抑郁和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小妹的儿子，自私自利、心眼儿多，他的所作所为让我无比失望。他的冷漠和无情，让小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没能感受到亲人的温暖。
如今，小妹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她的音容笑貌、她的善良和坚韧，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在我们这个家，小弟的存在，就像一场挥之不去的阴霾。母亲在世时，为他操碎了心，他是母亲最头疼的孩子，也是让整个家庭五味杂陈的存在。
打小，小弟就与诚实、勤奋这些品质绝缘。他总爱编造各种谎言，骗老师、骗家人，只为逃避责任或换取一点小利。课堂上，他心不在焉，放学后，更是对家务和学业避之不及，整天和一群狐朋狗友四处游荡，惹是生非，品行上的瑕疵让邻里摇头叹息。哥哥姐姐们虽对他的行为感到失望，但念及亲情，始终没有放弃他。
成长的道路上，小弟的每一步都走得歪歪斜斜。早早结婚，却因自身的不靠谱，婚姻很快破裂。人到中年，又遭遇失业，生活陷入了困境。就在他最落魄的时候，大弟四处奔走，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努力，帮他在武钢集团公司谋得一份工作。为了让他能安心工作，大弟还主动承担起照顾他女儿读书的重任，从生活费用到学习辅导，无一遗漏。
日子逐渐好转，小弟迎来了退休，每月有4000多元的养老金，生活本应步入安稳。命运似乎格外眷顾他，房子拆迁又让他获得了一笔丰厚的拆迁费。至此，他的生活可谓衣食无忧，各方面都十分优越。
然而，优越的生活并未唤醒他的感恩之心。他从未想过，若不是哥哥姐姐多年来的扶持，自己哪能有这般顺遂的人生。大弟三次中风，与病魔顽强抗争；小妹肺炎重症，在生死边缘挣扎。面对亲人的苦难，他冷漠得如同路人，从未踏入医院一步。在父母面前，他也未尽过一丝孝道，仿佛亲情于他只是可以随意索取的资源。
物质的富足让他迷失了自我，整天风花雪月，沉醉在纸醉金迷的生活里，肆意挥霍着自己的身体和人生。他像一只贪婪的吸血虫，不断从家庭汲取养分，却从不回报；又似披着羊皮的狼，表面上是家庭的一员，内心却冷酷无情。
可命运不会永远纵容他的恶行。过度的放纵和无节制的生活，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退休没多久，他就因身体极度消耗，倒在了自己一手造就的荒唐生活里，一命呜呼。
小弟的一生，是被惯坏的一生，也是自我毁灭的一生。他的离去，让家人在悲痛之余，也陷入了沉思：毫无底线的帮扶与溺爱，是否真的是对亲人的爱？而忘恩负义、肆意挥霍人生的人，最终也只能自食恶果 ，成为他人眼中的反面教材。
当我放下笔，这段回忆之旅也暂时画上了句号。但人生的谜题，却永远没有标准答案。未来的日子里，又会有怎样的故事等待着我？而我，又将书写怎样的篇章？带着这份末知，我踏上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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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我写作
来点音乐
因 AI 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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