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日本的村上春树说：“小说家就是讲故事的人，这是最基本的定义”。两位大家的话表明小说与故事联系甚紧。但是，故事并不等于小说，小说也不一定全都是讲故事，讲怎样的故事和怎样讲故事才是小说家用心探究的。朱山坡的小说《天色已晚》讲述的本是一个很平常的故事，却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至于诸多中学都将其纳入试题中。那么，朱山坡是如何经营这个故事，才使得故事变得不平常呢？

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双重匮乏的社会背景下，区区六元人民币既能让全家人肠胃沾点荤腥，又能让自己享受一次精神旅行，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天色已晚》却兼顾到了。在兼顾两难的同时，故事自然讲得比较奇崛。

故事的起因是我携带六元钱奉严厉的母亲之命去买三斤肉。到镇上后，我并没有立即购肉，而是去听电影，读者会觉得不可思议。按理性逻辑推演，立马买肉回家大饱口腹才是明智之举，毕竟全家人三个月零十七天没吃肉了，包括卧病在床的老奶奶。

为了让故事有奇崛之感，作者有意地将叙述转向，引向了另一种可能——我必须想办法耗时间，等到肉铺打烊时去买便宜货。届时，六元人民币就能买到不不于三斤肉。如果朱山坡不这样转移读者注意力——从买肉这个中心事件转向听电影、看电影，故事很难出新。譬如按套路出牌，就会出现这样的格局：我买了肉回家，全家人一边欢实地吃着，一边高声地夸奖我……。如此运笔，很难道出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冲突。

文学是情学，理所当然注重情感逻辑。我酷爱听电影，这次来镇上买肉自然不放过机会。当我像往常一样去听电影时，薰子诱人的声音让我下意识地走进电影院，结果被卢大耳抓了现行，一句“我早料到你是一个小偷，今天偷到电影院来了！”，让我的人格尊严在众人面前荡然无存，何况卢大耳是当着心爱的薰子的面侮辱我。彼刻，深爱着电影的我沉浸到电影中去，已分不清现实与电影。也只有在这样的处境下，我才愤然掏出两元钱来买电影票。当时，我压根儿没想到花了两元钱之后怎么办，怎么买肉，怎么向全家人交待。原来人格尊严以及我对薰子的爱等情感因素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审美或文学创造说到底是“务虚”即“无用之用”，是对人类心灵的调剂、滋润或充盈，它让那些被“权力政治”湮没了的心理机能——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得以补偿性复苏、舒卷和挥洒，使每一个体的人格构成趋向健全。（吴子林《“重回叙拉古”——论文学“超轶政治”之可能》，2013年第3期《小说评论》）由此可见，是卢大耳唤醒了我的自尊，我才毫不吝啬地掏钱买票。电影结束，薰子消失，现实的物质问题又罢在我面前。“我惘然不知所措，一屁股坐在临街的长椅上，对着电影院嚎啕大哭。”当然，结尾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卢大耳转卖给我三斤肉，帮我解了围。此前，我非常讨厌他。卢大耳是如何与肉贩们商量给我留下三斤肉的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给读者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卢大耳及肉贩们之类的成年人是不是有意要成全一个小孩子的梦想呢？是不是还可以说精神与物质的较量中，精神战胜的物质？抑或精神与物质双丰收？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答案。

小说中为什么反复提及日本电影《伊豆的舞女》中的薰子？我经常听这部电影，薰子这个人物耳熟能详，其声音听起来觉得亲切、自然。这个薰子不仅仅是线索人物，还是我的老朋友，甚至是我的梦中情人。到底她长得啥样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在异性的吸引下，我必须去会会她。机会来了我就不会放过，购肉之事自然置之脑后。继而文本通过“直”“伸”“睁”“整理”“搓”等一系列动作描写，真实地描绘出了“我”即将与熏子见面时的那份激动、渴望和真诚，真挚且感人。

如果说小说前部分还是在依赖经验写作，那么后来我要见薰子就是凭着感觉走，作者想拉我也拉不住，这是作者跟着人物（形象）走的又一佐证。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并不是托翁的主意，巴金也有言：“我的人物自己在生活”。的确，如果作家笔下的人物有生命力，人物活动及命运的描写也合乎情理，其文学意义也就充分彰显了。（注：朱山坡《天色已晚》，《朔方》2014年第2期）

作者张友文自诩“双十一张友文”（参评“副教授”和“攻博”各十一次）、自名“公安文学言说者”、自号“功不唐捐斋主”；出版《回望公安文学》《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盘点公安文学》等专著四部，受邀至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等院校及公安实战部门讲授“公安文学”45场次，并在部分高级中学和高校进行（公益）励志讲座数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