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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维特根斯坦在火线之后度过整个战争，那么《逻辑哲学论》就将仍是1915年首次动笔时的那个我们几乎能断定的样子：一篇论逻辑本质的论文。《逻辑哲学论》里对伦理、美、灵魂和生活意义的论述，其源头正是叔本华描述的「哲学反思的冲动」，刺激这种冲动的是对死亡、苦难和悲苦的认识。

无论是否在1916年重读了叔本华，无论是否记起了那些少时印象深刻的段落，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在1916年写下的论述带有明显的叔本华味。他甚至采用了叔本华的术语Wille（「意志」）和Vorstd-lung（「表象」、有时是「观念」），比如：我的观念是世界，同样我的意志是世界-意志。

在许多方面，维特根斯坦对意志和自我的论述只是重述了叔本华的「先验观念论」，重述是用叔本华的这一两分进行的：「作为观念的世界」，时空的世界；「作为意志的世界」，实体的、无时间的自我世界。可把这一学说看作尼采所嘲弄的宗教心态的哲学对等物：对痛苦的病态敏感——从现实逃进「一个只是『内部的世界』、一个『真正的』世界、一个『永恒的』世界」。把这一心态用作某种哲学的基础时，就成了唯我论，即认为这世界和我的世界是同一回事。于是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说：这是真的：人是小宇宙：我是我的世界。维特根斯坦和叔本华对这一学说的表述的区别在于，维特根斯坦对之加了一个限制，即诉诸言辞时这一学说严格讲是无意义的：「唯我论者的意思是很正确的；只是它不能被说出，而是显露自身。」他认为自己走到了一个交汇点上——在这里叔本华的唯我论和弗雷格的实在论结合在同一观点里：这是我走过的路：观念论把人作为唯独之物从世界里挑出来，唯我论单把我挑出来；最后我看到，我也归属于世界的其他东西；于是一方面没有什么剩下来，另一方面，唯独的是世界。这样，若是严格地遵循观念论，观念论就走向了实在论。

伊格尔曼几乎没有意识到， 1916 年他和维特根斯坦的相遇与 1911 年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相遇并不一样。 1916 年和 1911 年，维特根斯坦写《逻辑哲学论》的意图也不一样。当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从逻辑基础拓展到世界的本质」时，罗素和他并无接触；就罗素所知，他写这书的意图是为了阐明逻辑的本质。可以说，伊格尔曼对 1911 年维特根斯坦之为哲学家的发展不会有什么用处，那时维特根斯坦的注意力集中在罗素悖论引起的问题上。

要理解逻辑的类型论之为多余，要认识伦理真理的不可表达，这一区分都是关键。类型论试图要说的，只能由一种正确的符号系统来显示；人们在伦理上想说的，只能通过在永恒的形式下沉思世界来显示。从而：「确实有不可表述的东西。它显示自身；它就是神秘之物。」

和古往今来的许多战争退伍兵一样，维特根斯坦发觉适应和平环境的困难几乎无法克服。他已当了五年兵，这一经历在他个性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战后许多年他仍穿着制服，仿佛制服已成了他身份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根本的部分，若不穿就会迷失。制服可能也象征了他的一种感觉——一种伴随他终生的感觉——他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这是一支不再存在的军队的制服。奥匈帝国不再存在了，而且，那个他 1919 年夏天回到的国家自身也正经受着痛苦的调整。维也纳曾是一个王朝的皇权中心，那个王朝曾控制着五千万各民族臣民的生活；如今，维也纳是一个微小、穷困和无足轻重的阿尔卑斯山区共和国的首都，居民人口六百万多一点，多数是日耳曼人。

维特根斯坦曾身处其中、为保卫自己当时的祖国而战的那些帝国区域，如今已成了外国。伦贝格和克拉科夫现在属于新的波兰；意大利获得了特伦蒂诺山区一带的地方；奥匈文化的最后前哨地奥尔姆茨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这国家本身是一个「民族自决」的混种产物——保尔 · 伊格尔曼不情愿地当了其公民。（申请捷克斯洛伐克护照时伊格尔曼遇到了点问题，因此好几个月无法到维也纳看维特根斯坦。）对许多奥地利人来说，奥地利之为独立一体的存在根据整个被摧毁了； 1919 年多数人投票赞成与德国合并。他们觉得，如果他们不过是一个日耳曼国家，那么当然最好是祖国的一部分。协约国否决了他们的选择；而且，由于凡尔赛条约和圣日尔曼条约要求的战争赔偿，协约国注定要令这两个日耳曼国家的日耳曼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处于贫穷、愤恨和一心复仇的状态中。

维特根斯坦参战时希望战争能改变自己，战争确实改变了他。经受了四年的战时服役和一年的监禁；面临过死亡，经历了宗教觉醒，为别人的生命担负过责任，忍受过长期的封闭监禁——狱友是一些他从前不会与之共坐一个火车车厢的人。这一切令他成了一个不同的人——给了他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 1919 年他没有返回任何地方：一切都改变了，他再也不能悄悄回到自己 1914 年放下的生活，正如不能回去做那个约勒斯认识的柏林的「小维特根斯坦」。他面临的事情是重新打造自己——为过去五年的经验造就的这个人找到新的角色。看到他身上的变化，他的家人感到灰心。他们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受训当小学教师。伯特兰 · 罗素本人不是已经认可他的哲学天才了吗？不是说哲学里的下一大步将由他跨出吗？为什么现在要把那份天才浪费在无知的穷人身上？他姐姐赫尔米勒说，这就像用精密仪器开板条箱。维特根斯坦觉得这是必须的：他不仅不应利用自己继承到的财富特权，而且还得想利用也利用不了。战后回到家时他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这一点要归功于父亲在财务上的机敏——战前把家庭财富转换成美国债券。但回家后的一个月之内他已遣散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出于对家人的考虑，他坚持把他全部的继承财产转让给姐姐海伦娜和赫尔米勒，以及哥哥保尔（他认定，格蕾特已经太富有了，不必列入）；他家的会计师为这事大吃一惊。家庭的其他成员——如他叔叔保尔 · 维特根斯坦——不能理解他们怎么可能接受这钱。他们会不会起码偷偷存一部分，以备他以后反悔？

最终维特根斯坦说服公证人不折不扣地照他的意愿执行。「那么，」公证人叹气，「你想在金钱上自杀！」 1919 年 9 月，剥夺了自己的财产，注册了库尔曼街的师范学校后，维特根斯坦进一步从自己的特权背景里独立出来；他搬出了新森林犁地人街的家门，在维也纳第三区的下维亚杜克特街租了个寓所，这里走路去学校很近 。

在师范学校，维特根斯坦该受到按「学校改革运动」的原则进行的训练；这一运动由教育部长奥托 · 格洛克尔领导，试图重塑战后新奥地利共和国的教育。运动是用世俗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滋养的，引起了大量著名奥地利知识分子的好感甚至参与。但维特根斯坦自己并不欣然认同这一运动。触发他去当教师的并非是「使学生适应民主国家的生活」的观念；这样的社会和政治动机，与他和伊格尔曼共有的根本上的宗教道德，是陌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