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腹藏经史万卷的王国维，溺毙于清浅的昆明湖。在列强环伺、军阀割据的乱世，一个读书人的“殉道”算不得大事，但它透露出的信号让人深思：
传统俨然疽痈，老路已被堵死，中国何去何从？
彼时军阀混战、政出多头，让人直叹民国不如大清；思想界新旧对垒，曾经摇旗呐喊的战士，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也只好“荷戟独彷徨”。
无论呐喊还是彷徨，都只是人的情感，造化之手却在崩塌的废墟之中，不动声色孕育着新事物的种子。《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在小说中预言时局：坏即是好，好即是坏；非坏不好，非好不坏。这和托克维尔所说的“石破天惊的革新，往往孕育于旧制度之中”，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王国维沉没湖底，他的江浙老乡们却渐次崛起，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夏瑞芳，蒋介石，颜惠庆，王正廷，宋子文，晏阳初，李政道，孔祥熙，朱友渔，宋氏三姐妹……这些人遍布各行各业，他们是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外交家、金融家、医生、学者、党国领袖、乱世豪臣，还有诺贝尔奖得主，等等。
这是个人。算上各自家族所创建的诸如上海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商务印书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影响之巨，绵延之久，不可估量。
民国时期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背后，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这一切，源自七个华人基督教家庭，肇始于七位华人牧师---黄光彩，颜永京，倪蕴山，王有光，鮑哲才，李子义，许芹。
耐人寻味的是，此七人皆非豪门，要么是衣食无着的底层贫民，要么是家道中落的故家子弟。黄光彩做帮工，倪蕴山开鞋铺，王有光是难民，李子义卖纽扣......搁在阶层日益固化的今天，这些引车卖浆者的逆袭，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在晚清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命运一直是跟着血缘走的，皇亲国戚、世袭门阀可永享富贵，平民百姓想出头，难于登天。再就是留出一条科举考试的羊肠小径，给读书人望梅止渴。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不过是奴才思维，却成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图腾。
有几人能够理解王国维所殉之“道”，到底是什么？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四大导师的陈寅恪在所撰碑文中写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人所共知的这句著名口号，就是在这时候第一次得以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