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和曹晋波这两个四川人在香港红棉路喝着咖啡，摆了一下午的“龙门阵”。
钱，是别人的；不过事业，是他的；路，是他从零到一走出来的。
曹晋波戴着黑色方框眼镜，眼镜上方立着一对浓郁的眉毛。他说话四平八稳，波澜不惊——不管我们聊的是成都、纽约、火锅毛肚，还是他几亿美元的生意。
这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两年前从投行毅然辞职。在大家都还不太敢“吃螃蟹”的时候，曹晋波和小伙伴在香港成立了“多家族财富管理办公室”（MFO），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曹晋波从自己红棉路的办公室走到我们碰头的咖啡馆，只要两分钟。咖啡馆的另一角，某TVB剧组在拍肥皂剧。摄像机周围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但也许是因为我瞄到了主角不是霆锋，也许是因为我跟曹晋波的聊天太精彩，我几乎忘了旁边有人在拍戏。
当然，我们也聊了很多八卦。比如曹晋波和我都曾就读的成都九中。这所知名的重点中学旁边曾经安放着成都的市大监。无数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每天和犯人们隔着一堵高墙朝夕相处，直到地产热浪袭来，犯人们和校门口卖蛋烘糕的帅哥一起被赶走。市大监的原址修起了购物中心，驻进了哈根达斯和肯德基——那是年幼的我们第一次集体见识“资本的力量”。
曹晋波高中就幸运地逃离了严酷的应试教育和阴冷的成都冬日，去到阳光灿烂的美国加州学习。在美国，他喜欢上了爵士乐、户外运动，以及厨艺真人秀节目“铁人料理”（Iron Chef）。现在已经当爹的他，经常在香港的家里一边看Youtube视频，一边“现炒现卖”做菜给太太吃。
“其实投资跟做菜是一样的，就是把不同构造的原料、佐料，用一个食谱结合起来。”他大口大口地喝着他的黑咖啡，告诉我。当然，投资多了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把风险管理好”。
曹晋波对投资的爱就像对四川火锅的红汤锅底一样热烈而浓郁。创业两年，他的公司从无到有，稳中求进，目前帮客户管理的资产达三亿美元。平均每年的收益率达到15%左右。
虽然今年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和监管政策变化影响，公司增长速度没有想象中的快，但曹晋波并不着急。
他说“规模”并不是自己追求的目标，他最开心的是“自己两三年前看到一个模式，去做了，还真的走出来了”。
数钱数到手抽筋
像许多理工宅男一样，曹晋波从小迷恋军工企业和电脑游戏，喜欢玩“战地风云”（Battlefield）和“使命召唤”（Call of Duty）。他笃爱游戏产业，2012年以12美元的价格买入美国电子游戏开发商Activation（NASDAQ: ATVI）的股票，一直持有到几个月前，以30美元左右的价格卖出。
但比电脑游戏还让他感兴趣的是数学。曹晋波本科在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取得了数学和经济学双学位。他喜欢纯数学，在校园里亲自膜拜过华裔数学家、拿过菲尔兹奖的陶哲轩（Terry Tao）。“一看就是天才，脑壳转得飞快。”他回忆起陶哲轩时说。
大学毕业后，曹晋波虽然拿到了洛杉矶几个大咨询公司的工作，却按捺不住对大苹果——纽约的憧憬。他申请了一堆美国东海岸名校的研究生项目，一心要去纽约看看。
“洛杉矶就是大农村，纽约当时对我的吸引力很大。”他回忆说。
曹晋波如愿以偿，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工程专业的录取。那时，随着华尔街复杂衍生产品的出现和需求的快速增长，金融工程专业在美国开始火起来。他班上的同学大部分是中国人和印度人。不少同学都已经在美国拿到了理工科的博士学位，希望通过读金融工程，取得进华尔街的敲门砖。
代表美国东海岸精英文化的纽约，无论是节奏还是气质上都跟加州迥异。同时，进了所谓的“藤校”（常青藤大学），曹晋波明显感觉氛围和UCLA很不一样。他身边的同学更具攻击性，也更有主见。曹晋波也变得愈发自信、笃定。
2005年，曹晋波从哥大毕业。遇上花旗集团招人，工作地点在香港。“我其实也没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觉得这个机会不错，香港离家也近点。”
那时曹晋波面临在花旗的投行（IBD）和交易（sales & trading）两个方向之间选择，但IBD可预见的职业轨道对他吸引力不大，他对金融市场更感兴趣。他选择了花旗交易部门。半年之后，曹晋波进入交易部门的衍生品团队，成为衍生产品的销售。
金融衍生产品在亚洲经历了包装上的演变。最开始，衍生品被包装在基金和保险里卖，买的人也不了解里面是什么。从2005开始到2007年，越来越多投行私人银行的客户开始买衍生品，并利用其高杠杆去炒股票。曹晋波的客户大多数是金融机构、私人银行、个人银行和保险公司。
“我运气好，之前有个销售做得很烂，所以我进去就捡到个很大的客户。”曹晋波说。
2006年，衍生品市场火爆，曹晋波全年做了二三十亿美元的生意，帮银行赚了一千多万美元。紧接着他在2007年把交易额做到四五十亿美元，帮银行赚了两三千万美元。
生意好到什么程度？
“老板坐到那儿数钱，电话都没空接。”他说。
手里的钞票和心中的道德律
曹晋波刚进花旗不久，就认识了一位香港同事，文艺青年“无谓君”（“无谓君”在36氪等媒体上有自己的同名专栏）。两人越聊越投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一起打扑克的好朋友。
无谓君回我电话时，正在开车从香港到深圳的路上。他的普通话极佳，且带着淡淡北方腔。无谓君告诉我，2006年，他和曹晋波在花旗的洗手间里碰到，一拍即合，一见如故。从认识曹晋波的第一天起，无谓君就发现曹晋波是个很有主见，很博学的人。跟很多摸不着头脑的新人不同，无谓君说曹晋波“一进投行就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当他后来听说曹晋波要离职单干时，并不吃惊。
“如果我们发生争论，一定是他赢，因为没有彻底思考过的问题，他是不会参与争论的。”无谓君说。
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我为什么离开高盛》中，前高盛交易员Greg Smith讲述了投行和客户之间越来越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这导致Greg Smith最终离职。
曹晋波的故事多少让我想到这本书，因为他也不止一次感受到了类似的困惑和挣扎。
曹晋波第一次感觉到这种冲突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顶峰。
“说得不好听点，银行就是一个中介，只要有交易他就有钱赚。所以2008到2009年，客户亏得最惨的时候，每家银行都赚了很多钱。”他说，“很多银行帮客户unwind（强行平仓），那个平仓的利润率比最初的利润率还要高。”
从2008年开始，曹晋波开始做衍生品设计，变成了交易员和销售之间的角色。大部分投行的产品设计团队里，学工程的人多，数理化强。曹晋波认为自己的优势是懂市场，理解投资。完成产品设计工作，他需要先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设计产品，同时从交易员那里拿到定价。这些都是让他感觉得心应手的事。
曹晋波的客户主要是亚太地区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有渠道拿到便宜的资金。在确保给客户承诺保本的部分后，他们往往希望能通过金融衍生品来博取高收益。曹晋波的挑战在于满足保险公司的费用要求之余，又能设计出收益不错的产品。
他告诉我，这段工作经历让他充分地了解投行各种复杂金融衍生品的构造和费用。这很快会成为他将来事业的助力。
2011年，曹晋波被调到了花旗集团的私人银行部门。这是曹晋波第二次明显地感觉到内心的冲突。
“我以为私人银行是应该站在客户的角度，去审视这个东西好不好。但我发现，私人银行只是投行推销自己东西的一个销售渠道。”他说。他发现在这种销售驱动的模式下，很多时候哪怕产品非常烂，老板还是要强行推给客户。大部分情况下，他也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压力。
曹晋波拿iPhone为例，跟我解释为什么投行这么想去卖自己的产品。
“比如你看到iPhone是一个整机，但其实里面的芯片，相机，屏幕，所有小部件，都有自己的利润。”投行之所以愿意去推自己设计的产品，是因为这些产品每一个螺丝钉都是自己的，利润率非常高。
而作为曾经的衍生产品设计者，曹晋波对每个产品的构造和费用有了清晰的理解。“很多费用是隐形的，一般的客户根本看不出来。”他说。
到了2013年曹晋波正式决定辞职创业时，他已经深深地厌倦了这种“卖得越多赚得越多”的模式。
他决定用行动，扭转这种利益的冲突，走一条自己的路。
我不要你的返佣还不行吗
离职时，曹晋波做了一件很炫酷的事情。他在最后写给大家的告别信里，除了感谢“甲乙丙丁”外，还附上了自己跟无谓君共同署名发表在香港《信报》上的一篇专栏。文章阐述了投行私人银行业务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自己对香港金融创新前景的观感。洋洋洒洒几千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曹晋波版的“我为什么离开高盛”。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从舒服的大投行出来自己做事，从找办公室、买家具，到修电脑、换灯泡，一切都需要曹晋波亲力亲为。
他提醒自己，再也不能摔电话了。
“以前在投行，发脾气的时候就摔电话，反正坏了公司换，现在摔坏了要自己花钱了的嘛！”他说。
我问曹晋波在投行一共摔坏了几部电话。他说：“其实也就摔坏了一部，主要是交易部门的电话都非常结实。”
从离职的那一刻起，曹晋波就非常清楚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和客户的利益放在一条线上。
“其实我们做的就很像美国的‘fee-only advisor’（指从客户那里收服务费，不从产品销售端收返佣的投资顾问），就是我代表客户去找好的产品。”他说。
2008年以前，美国的财富管理机构、证券中介、私人银行等主要靠佣金赚钱，产品卖得越多赚钱越多。2008年以后，曹晋波提到的这种“fee-only advisor”模式在美国越来越流行。财富管理机构变成从买产品的客户那里收钱，不再收取作为销售中介的返佣，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利益冲突的问题。这些“fee-only advisor”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册，并受到严格的监管。
曹晋波走得更远。他不但不从产品端销售端收钱，还跟客户一起投资。“我们的利益和客户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不买的东西，我不会让客人去买。”
作为最早一批开始在香港做这种模式的人，曹晋波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自己的模式需要一段时间让大家去理解和适应。
“一般中国客户不习惯付钱给提供服务的人。”他说。曹晋波甚至记得自己去接触大投行的私人银行平台，企图建立关系，对方一开始就主动要给他50%的返佣。
“80%的人都会接受投行的返佣。”他说。像他这种直接拒掉返佣的人，投行一开始也表示很不适应。即使是现在，许多打着“fee-only”招牌的管理公司，也还是会接受投行的返佣。
曹晋波坚持自己的打法，跟所有大投行的私人银行平台都建立了全新的合作关系：曹晋波的客户把钱存在各个私人银行账户里，他再把这些账户都管起来。他会研究各投行卖的产品，觉得不错的会推荐给客户，但他一分钱的返佣都不拿。
“真正了解这种没有利益冲突业务模式的比较少。所以刚开始我们客户不多，但幸运的是他们资产规模比较大。”曹晋波说。
老板，你的飞机该还款了
曹晋波的客户大部分在境外拥有一两千万美元资产，不少人有在境外上市的公司。目前，曹晋波帮客户管理的资产（用他的话说，“投出去的钱”）大概在两三亿美元。他每年的收益率大概是15-16%。哪怕是今年遇到夏季亚洲市场的跌宕，他也拿到了15%左右的收益。
曹晋波说自己的职责有点像帮客户统筹管理海外资产的外包CIO（首席投资官）。
除了帮客户管理资产外，曹晋波也负责帮他们买飞机，看移民项目，或者，搞世界杯的球票。他告诉我，有客户曾经买了昂贵的包厢票去看球赛，结果发现没气氛。客户找到曹晋波，要求他帮忙买跟大众球迷一起坐的“普通票”，并且要求坐在“最中间”。
“你的客户就是传说中的土豪吗？”我问。
“其实也不是。”曹晋波不喜欢给自己的客户贴标签，但他告诉我，的确有很多客户很喜欢“赌”。有时他帮客户在境外赚了几千万，客户在境内炒股直接输个几千万。
在多年的投行生涯里，曹晋波最大的感受是国内投资者对衍生品本质认识不足，以及风险意识的薄弱。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时候是2007-2008年，许多人把衍生品当杠杆去炒股。
“很多蓝筹股PE（市盈率）倍数已经40、50倍。如果用衍生产品打个8折，也是30、40倍的PE，对传统投资来说，已经是很坏的事情了。再加上这些杠杆，很吓人。”他说。
曹晋波认为，很多公司其实跟“散户”的行为模式没有不同，他们也不懂风险管理。所以曹晋波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对客户进行风险管理的教育。
“以前国内经济线性增长，大家的钱来得很快。现在到这个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客户实现资产的稳定保值。”曹晋波告诉我，他们帮客户在海外赚出来的钱，客户多数情况会直接消费掉，有的用来还飞机贷款，有的用来购买海外的房产。
为了给客户稳定的收益，曹晋波要求自己的策略波动性要非常低。“我们的投资策略是以债券为主，股票和衍生品只做我们懂的。我们不懂的，就让懂的人去做。”
作为公司的投资总监，曹晋波现在会花时间去看投行“机关重重”的产品，阅读各种研报和宏观信息，去“拷问”投行的销售。曾经在投行摸爬滚打多年，把所有产品的底细都摸得一清二楚的他，只需要问一两个问题，就让对方的销售知道他是“内行”了。
曹晋波说，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从“曾经跟渠道商狼狈为奸”的人，变成了“真正的买方、跟客户一起投资的人”。
“你现在压力大吗？”我问。
“有压力，但我的压力并不是再找几百上千个客户，而是把投资风险管理好。”他答。
曹晋波没有赌瘾，从不去澳门，但偶尔喜欢跟朋友聚会打德州扑克。他认为打扑克和投资的核心是一样的——算筹码，做好风险控制，“偶尔也要演下戏，让了解我脾气的人不能预测我怎么出牌”。
他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永远不会想往上最多赚多少，而是想最多会亏多少。”
现在，曹晋波每天都睡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