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为什么会开？”有一天，幼儿园的老师这样问她面前的小朋友。第一位小朋友说：“她睡醒了，她想看看太阳。”第二位小朋友说：“她一伸懒腰，就把花骨朵顶开了！”第三位小朋友说：“她想和小朋友比一比，看谁穿得最漂亮。”第四位小朋友说：“她想看看，小朋友会不会把它摘走。”第五位小朋友说：“她也长耳朵，她想听小朋友唱歌。”突然，第六位小朋友问了老师一句：“老师，您说呢？”老师想了想说：“花特别懂事，她知道小朋友们都喜欢她，就仰起她的小脸，笑了！”听到这儿，孩子们全看着老师笑了。那笑脸比花更好看。只有老师知道，她原来的答案是：“花开了，是因为春天来了。”
这个真实的教学片段给人的启迪是深远的。孩子们那些极富想象力、创造力且带感情色彩的句子，与老师原先准备的那个沉闷单调、一成不变的答案，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课堂教学，就是要保护这种积极的求异性，让学生多方面、多角度、多起点、多层次、多原则、多结果地思考问题；就是要培养这种洞察的敏锐性，让学生不断地将观察到的事物与已有知识或假设关系，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殊性、重复现象联系起来，进行比较，获得发现；就是要珍惜这种想象的丰富性，让学生带着主观臆测，哪怕是虚假和错误将感性认识暴露出来；就是要激发这种灵感的活跃性，让学生学习兴奋的选择性得到泛化，神经联系的突发性得到加强。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然而这一点，我们的课堂还做得不够！
一位初中语文老师执教《皇帝的新装》，老师问：如何评价文中的皇帝？学生答，知错不改！老师说，不对！又答，坚持错误。不对！错误到底。不对！顽固到底？不对！顽固不化？这下对了！教师来了个大大的板书：顽固不化。我在下面听课，听得急死了：这个老师顽固不化！
又有一堂小学四年级数学课，教学内容是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计算。教师让学生每人拿出一个课前准备的平行四边形纸板，然后从纸板上端最左边的一个端点开始，向下作垂直线，沿着这条垂直线把纸板裁开，裁开后看看能否拼接成一个长方形。学生饶有兴致地做了，教师踌躇满志地等待学生的结果。可偏偏有一位学生没有按照教师的规定，而是从平行四边形上端的中点开始作垂直线，裁下后拼接。教师对这位学生的做法在惊讶之余不予肯定，更不用说是鼓励，而是觉得他“不听话”，皱着眉头说了句：“胡闹！”一堂本可以激起层层浪花的好课，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1+1=2”。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平行四边形上端任何一个点往下作垂直线，裁开后都能拼成一个长方形。
后读阿城的《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读到这么一段：“我向来烦‘中学生作文选’。记得高一时老师问全班若写一座楼当如何下笔，两三个之后叫我起来，我说从楼顶写起吧。哪料老师闻言大怒，说其他同学都从一楼开始写，先打好基础，是正确的写法，你从楼顶开始，岂不是空中楼阁！我那时还不懂得领异标新，只是觉得无可无不可。后来在香港看一座楼从顶建起，很高兴地瞧了一个钟头。”读罢哑然。
美国一位教师给高中学生出了一道试题，问“诗是什么”。题目也许算不上新鲜，但答题的要求却极为有趣——必须先把一张白纸剪裁或折叠成某一特定样式后再发表看法。学生的答案五花八门：有的将纸剪成两个“心”形，并解释说，诗必须由作者的心通往读者的心；有的将纸叠成螺旋形，并解释说，诗是心情的螺旋形上升；有的索性将白纸剪碎，然后说，诗是从破碎的心中流出来的；更有的将白纸原封不动地送回，说，什么是诗只能由写在上面的东西自己来解释……我依葫芦画瓢，也让学生做这道题目，不过回答问题的要求有变：画一幅画来说明，并找一首诗来佐证。有学生画了一张五线谱，说，诗是美妙的音乐；有学生画了一座灯塔，说，诗是昏黄夜色中的导航灯；有学生画了个呈利剑状的“诗”字，说，诗是一把无形的剑；有学生画了装着酸甜苦辣四味的调料瓶，说，诗是人生况味的写真；有学生画了一个信封，说，诗是维系你我友谊的纽带；有学生画了个头顶书本的学子，说，诗是人们苦恼、痛苦时发泄的工具；有学生画了一座草房子，说，诗是人类朴素的精神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