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篇第十二」22

【原文】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译文】

樊迟何为仁，孔子说：“爱人。”又问何为智，孔子说：“知人。”樊迟不太明白。孔子说：“举正见弃邪见，能使邪者归正。”樊迟退下，去见子夏说：“刚才我去见老师，问何为智，他说：‘举正见弃邪见，能使邪者归正’，这是什么意思？”子夏说：“此话蕴意丰富呀！舜有天下后，选贤于众，举用皋陶，不仁便远离于世。汤有天下后，选贤于众，举用伊尹，不仁亦远离于世。”

【注释】

“樊迟”，姓樊，名须，字子迟，故亦称“樊迟”。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46岁。七十二贤人之一，有勇略，年轻时曾仕于季氏，后继孔子之志兴办私学。

“问知”，问何为智。“知”在此处音义皆同“智”。

“达”，通晓事理，理解，明白。

“举”，有举起、选用、施行、弘扬等意，可不译。

“直”，正见也。通常是解作“正直”，今不从。

“错”，废弃。类似用法如《尚书·微子序》中的“殷既错天命”。也有解作“放置”者，今不从。

“枉”，邪曲也。与直相对，故译作“邪见”。“诸妄”即各种邪见。

“子夏”，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44岁。才思敏捷，性格勇武，好与贤己者处，长于文学。子夏15岁即入孔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晚年受魏文侯之邀在魏国西河讲学，并由此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西河学派。

“乡”，音义皆同“向”，刚才、不久之意。“乡”正体为“鄉”，“向”正体为“嚮”或“曏”。此为《论语》中省略偏旁通假用法的又一例。

“舜”，即舜帝，上古圣王之一，中华道德文化的鼻祖。《史记》云：“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选”，指选贤。

“皋陶”，音“高尧”，公元前2219年-公元前2113年，是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被后世尊为“中国司法始祖”。

“不仁者”，应指不仁之行。通常解作“不仁之人”，今不从。

“远”，此处用作动词，远离、远去。

“汤”，商朝开国君主，古代圣王之一。

“伊尹”，公元前1649年-公元前1550年，曾辅佐汤灭夏兴商。道家学派创始人之一、中华厨祖。伊尹心怀大公，其道德、学问、事功俱全。

【评析】

仁与智的概念都很抽象，含义极为丰富，表现形式更加多种多样。《论语》中有多处问仁问智的记载，仅樊迟便有三次问仁，两次问智，孔子每次都是根据不同弟子的不同修学状况，选择仁与智的一端予以解答，因此所答各不相同，是典型的因材施教。

本章樊迟又问仁智。孔子答之以仁者“爱人”，智者“知人”。樊迟对“知人”不得要领，孔子便进一步举例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举直错诸枉”曾见于“为政篇”第十九章（参见《善读「论语」2.19》），意为举正见弃邪见。它有很宽泛的内涵，不仅指举用直者，罢黜枉者，还包括其它一切举正祛邪的行为，比如对正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弘扬，对邪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摒弃。

樊迟对“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仍心有不明。从孔子那儿出来后，便去问子夏。子夏悟性颇高，识得其中深意，故曰“富哉言乎”。“举直错诸枉”，需能辨识正邪，是智也；“能使枉者直”，则可去恶迁善，是仁也。故此语不止言智，亦且言仁。而且，“举直错诸枉”也暗含了对春秋之世背弃“选贤与能”之古道的暗讽。樊迟悟性较低，子夏并没有向他说明此中的微言大义，只是引舜举皋陶、汤举伊尹的古例作了一番解释。

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主张五教为主，五刑为辅。所谓“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皋陶主张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以法治辅助德治；皋陶具民本思想，强调重民、爱民、惠民，关注民生，听取民意，开启民智。所谓“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皋陶坚持司法公正，主张“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告诫人们要遵循天道、自然之理。

皋陶的思想显属正见，即便放在现代，其先进性仍无可争议。正是由于舜举皋陶之“直”，才使得社会和谐、天下大治、正见昌盛、邪见消弭，虽不仁之人亦被感化迁善，世间遂难觅不仁之行，故曰“不仁者远矣”。

伊尹辅政五十余年，主张效法尧舜的德治，并用“以鼎调羹”、“调和五味”的理论治理天下，使得经济繁荣，政治清明，《道德经》称之为“治大国若烹小鲜”。其为政之理亦同皋陶之例。

《了凡四训》云：“夫圣人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这正是对“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通俗易懂的诠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是儒家德化思想的体现，也是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子帅以正”的根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