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年轻人对努力工作并不感冒，而好的工作岗位却总是找不到人。当一个年轻人丢掉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他还认为自己是收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全镇1/3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包括一半的孩子，处方药物成瘾在镇上泛滥，公立学校不久前被肯塔基政府接管，可见其糟糕程度。然而家长还得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因为他们没有多余的钱。当地的高中已经很久没有学生考进大学了。当地人的健康状况也很差，到没有政府的援助，他们连最基本疾病的治疗都得不到。更可怕的是，他们对现状的害臊仅仅因为不愿意受到他人的评断。
多年以前我就意识到，我是一个乡下人，美国许多白人工人阶级也是如此，现在，我们这些乡下人过得不好。
正如阿公在年少时就曾想到的那样，乡下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出走。
虽然我家附近和社区当时给我带来了那么多环境上的压力，但是我从家里接收到了一种不同的讯息？而拯救我的可能正是这种不一样的讯息。
那时的我，喜欢阅读，喜欢和阿公一起做数学题。也喜欢看到我做的每件事后母亲都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母亲想让我们接触到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而且她这种愿望比我们家其他所有人都要强烈。她对教育能带来的前途深信不疑。
小学生面临压力的迹象往往体现在身体的疼痛上，比如说肚子疼、头痛和其他的地方疼。当我尚年幼时，我一心想的就是逃离——从这样的争吵中隐身逃走。
当我得知琳赛的生父和我不同，因此她就像那些我从没见过的同父异母姐姐一样时，那仍是我人生当中最灰暗的时刻之一。
“阿媽，上帝爱我们么？”这个问题伤了她的心，这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处在我们生活的中心位置，尤其是她的。她教给我们的宗教信仰虽然质朴无华，但却向我传达了一种应该听到的信息。浑浑噩噩的度过一生就是在浪费上帝所赐予的才华，所以我就不得不努力。我不得不照料自己的家庭，因为这也是基督徒的责任。
在我人生的前十一年里，我曾在快乐的时光里见过他们，但是在那最近的两年里我见到他们时大多是在葬礼上。这时候阿公的意外死亡，永远的改变了我们家的轨道。
我见惯了混乱和争吵、暴力、毒品以及大量的不稳定性，但我从未感到自己没有出路。
和外婆住在一起的三年时间拯救了我，她对我有很高的要求，我们家没有移动电话，也没有上档次的衣服，但外婆还是给我买了一部先进的图形计算器。
我们努力工作，憧憬着更美好的生活，但有很大一部分的少数群体，他们甘愿靠着失业救济金生活。我穷得买不起牛排，但在山姆大叔强制下，我的钱最终被别人拿去买了。
一些人离开自己的故乡但工厂工作，社区因人的聚集行成，一旦工厂关门，那些留下的人就被困在这里，再也没有可以满足如此多人口的优质工作。那些离开的人，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钱人以及有关系的人——离开了，剩下的只有穷人，房产价值降低，无法出售。
这是我所处的世界:一个充满了真正非理性行为的世界。我们无度的消费，最后不得不住进救济院。我们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花钱，有时候我们因此深深自责，但我们还是继续这样大手大脚。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习惯简直就是特意为早早进入坟墓而制定的，而且还特别想有效。
我的外祖父母们老派、默默地忠诚、自力更生、勤奋努力。我的母亲和我们社区越来越多的人消费主义、与世隔绝、愤怒、不信任他人。我经常穿梭在这两个世界之中，感谢外婆，我所看到的并不是我们社区最坏的一面，而我相信这是这救了我。她不仅对我提出了要求，还向我展示了希望，给我指示出通往希望的道路。
有从十年里到十二年级我一直住在外婆家里，那种安定给了我自己做作业的安全空间。没有大人争吵的那种不安全感，我可以专注于学业和自己的工作。把自己全部的时间用在同一间房子里。用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帮助我与同学们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因为有了工作，我能清楚的看到自己做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高中毕业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像那些优秀的朋友们一样去读大学，只是高昂的学费让我觉得自己负担不起，而且大学里需要的自律让我不太确信自己可以完成学业。
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第一次与自己的家乡和家庭隔离开来，这也让我对我自己，以及我所来来自的文化体会良多。
“他以前也给我理过发。而我在长达18年当中几乎每天都从他的理发店前经过。但那是他第一次与我握手，也是他第一次把我当成成年人来看待。”短短几个月，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米德尔顿了，海军陆战队已经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眼光。
我们都喜欢《终结者2》，在外婆眼里，阿诺德.施瓦辛格就代表了美国梦，一位出人头地的强大又有能力的移民，但我把这部电影看作是我自己生活的比喻。在服役期间，我用自己的收入给外婆付医疗保险让我在人生当中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保护者，而不是被保护者。它让我感受到了自己从未想象过的满足。
海军陆战队的后两年去了伊拉克，有次分给一个伊拉克小男孩一块橡皮檫时，见到小孩子脸上如此般的兴奋的那一刻，对我来说是非常接近一个转变性的时刻。在那之前，我在一生当中都是充满了对世界的怨恨。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成为那种当别人送他一块橡皮时都会笑的人。
海军陆战队教给了我如何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去生活。
在海军陆战队里我认识到领导力更多地要靠赢得下属的尊重，并学会了如何去赢得尊重，在哪里，我意识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的男男女女可以紧紧地凝聚成一个团队，像家人一样亲密。
在军队里随机安排任务的机制，让我去做媒体联络官，快速的学习，很好的完成任务，让我被授予了一枚嘉奖奖章。这段经历使我觉得:我能做到。我能在一群将官的房间里，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使曾经我认为我做不到。
以前我在米德尔顿我四周都是这样一种信息:那就是我和像我这样的人都不够好，没能考进名校因为我们基因或者性格上的缺陷。这种心态的破坏力，在我逃离它之前一直没有发现。而海军陆战队却用另外的东西替代了这种心态。在海军陆战队全力以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当我从海军陆战队回来时，我已经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以及如何去实现这样的人生。回来之后不到三个星期我就开始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上课了。
我当上大学时，最好的朋友都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但大部分毕业后选择留在哥伦布。无意中我正在见证一种现象，有能力离开生活艰难的地方的人通常都会选择离开，当他们能够找到能够提供教育和工作机会的新地方时就留在那里成家立业。
海军陆战队教给我的信念已经深深地植根在我心中，曾经害怕的大学，现在我自己为自己的学费买单，全州最好的大学里门门课都得A。我感觉自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完全掌控了命运。
上大学期间我不得不做两份工作，这样才能艰难的保持收支平衡。每天睡三四个小时，虽然我有极强的时间管理能力，但是仍然会因此病倒。
花了23个月完成了大学的双学士，拿到毕业证，我觉得自己挺过了十几年混乱不堪、痛苦心碎的生活，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我对人生非常乐观的态度与我很多邻居的悲观心态行成鲜明对比。
我们这个群体的文化里没有英雄这个概念，当前的国家里没有值得我们赞扬的人。也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和美国社会的核心层联系起来；赢不了的两场战争；如今的经济也无法满足美国梦的最基本前提——稳定的收入。
外婆说她一直信仰两个神:耶稣基督，美国。而我们群体里很多人却在失去某种信仰。把他们和邻里维系起来、像我的爱国情怀激励我一样激励他们的纽带好像消失了。
白人工人阶级中形成了一场把责任推给政府或社会的文化运动，一些保守分子非但不鼓励人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反而越来越助长文化隔阂，而这种隔阂耗尽了我们许多同仁的志气。区分成功与失败的恰恰是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期待高低，而那些人煽风点火:你失败了不怪你，都怪政府。
后来我去了耶鲁法学院不仅因为它是我梦想的学校，还因为性价比最高。作为全校最穷的学生之一，耶鲁给了我好几万助学金。
我离开米德尔顿的那天感觉和此前离开的任何一天都不同，因为我知道我可能真的不会回来了，这里对我已经没有家的感觉。
耶鲁法学院是读书人的好莱坞，经常就会出现一些名人。这里的评分体系相对轻松一些，不用拼命的做题和竞争。在耶鲁的第一年令人震撼，但这种震撼是积极的。课程很难，有时候好几天都要在图书馆熬夜学习。
在耶鲁也会有归属何处的困惑，因为既不是中产阶级，也不富有。
当我意识到和耶鲁的同学有多么不一样，我和老家的人有多么相似，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近来取得的成绩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矛盾。
在耶鲁学习了一年，我去参加了秋季面试计划，为自己毕业后能够加入自己理想的公司而努力。而最后一轮面试在高级餐厅里，各种刁难让我有点尴尬。后来我明白这只是一种社会测试，是否很好的融入集体，如何在公司会议中保持主见，如何与未来潜在的客户打交道。
成功的面试让我知道了，每个墨守游戏规则的人都失败了。成功的人会去搭建网络，找亲戚朋友介绍，学校会提前几个月就为你们举行面试。父母会教你穿着和会谈。面试和简历当然重要，社会资产才是核心力量。
在耶鲁的第二年，我不知道做什么，也没有个长期计划。教授建议我可以去试一试，因此我拿到了一个法学杂志编辑的机会。而教授帮我打的电话，确保了我可以去参加面试。运用合适的社会资源最终我还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工作。
虽然有很好的女友，她的家庭接近完美，但是从小的悲伤经历，在我身上有重复出现了。不稳定的童年家庭生活，让我在遇到问题时首要选择是逃跑。
后来我明白语言并不能成为武器，特别是与亲人的接触中，不要有过分的语气。在女朋友的帮助下，我学会了控制自己，她也学会了控制我。而我也逐渐的学会去原谅我的母亲。我也不再是逃避她，而是选择要重新帮她克服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