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刚到后寨的时候，学校没有教师宿舍，只能粗住在老百姓家里。这家平常只有两个老人和一个孙女在家，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有两间房，还是混泥土的砖房，儿子媳妇不在家，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就先让给我们住。我们有三名女教师，挤在一间5平米左右的房间，两张床，有时两个睡一床，有时把床并拢，三人一起睡大床。
床是自制的木床，床沿稍高，中间垫几块木板，上面再铺些稻草，最后铺上一床棉垫，另外一张床是临时搭架子，摆上几块木板铺上一些稻草，两床并拢的时候，睡中间的人常常被床沿隔着后背，第二天腰酸背痛，所以我们经常换位置睡。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去到哪儿，我首要关心的是卫生间在哪里。我可以忍受住宿的简陋，但难以接受没有厕所。也许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现在还有这样的居民：房子建在半山腰上，路坎上，几乎每户没有厕所，或者在房屋背后的山上搭建一个小木屋作厕所，那已经很好了。
我们所住的这户人家还好，自己有厕所，就在我们住的房间窗户下面。一年四季我们都不开窗户，因为窗户外面除了有厕所，还有猪圈，就在我们住的房间下。也就是说，我们住二楼，家畜住一楼。我们住的是砖房，主人家自己住他们的老房子，在我们对面，是木房，宽大通透，只是时不时会散发着奇怪的异味。
每次上厕所都要搭伴，从大门口的菜园经过，绕过菜地，就看到一个木门，还挂着把锁。同事第一次去的时候，蹲在厕所里忽然听到吓人的呼噜声，回到房间都要笑趴了，告诉我说：“我们，我们房间下面居然是猪圈……哈哈哈……”
“这里的人太奇怪了！自己住木房子，建起小平房不住，一层堆着杂物，楼下给畜牲住。实在令人费解。”同事这样说。
老百姓宁愿自己苦点，把畜牲养好的才能赚钱，才能更好的活下去啊！这就是他们的观念。小的时候我们家也养过猪，每天母亲干活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喂猪，哪次吃饭的时候，母亲忽然想起没有喂猪，就会立即放下碗筷去打猪食，看她那么饿还要那样做，我实在忍不住，说：“人先吃不行吗，它饿一会儿会怎么样！”因为每一次母亲都要先喂猪才吃饭。
可母亲自顾自地说，“要多喂它，它才会长肉啊，不长肉哪来的钱啊！”我顿时哑口无言。我明白，只有靠这样赚钱，才能给我们几姊妹交学费。
老百姓没有钱，家畜已经是最贵的东西，他们要守护好这些，给他们吃好的，住好的，将来才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老百姓有他们自己的打算。
我们坚持了一个学期，秋天的时候，老人说他家儿子媳妇要回家了，所以不得已要我们搬走。
我们多想快点搬，最好搬到新房子的人家，可奇怪的是，寨上几户平房人家都是门窗紧锁，俨然没有人常住的痕迹。
最后我们找到一户平房，房主的女主人是我们学校的食堂员工柳大姐，谈好租金后几个风风火火搬东西去了。屋外正面贴着光亮的瓷砖，侧面刷了一层水泥，把屋子包裹得严严实实，以为里面也会装修得光鲜亮丽，没想到屋里不仅没装修，连腻子粉都没刷，墙面尽是裸露的砖头。
晚上一关灯，就会听到不知从哪个墙缝里发出的蟋蟀的叫声，像音乐单曲循环似的不停哼叫。打开灯，它就忽然止住，关上，又哼起来，好像在跟我们作对。同事被这不痛不痒的单曲循环扰乱睡眠，突然从床上爬起来，拿起电筒去找蟋蟀的藏身之处，终于在一块砖缝里发现了一只小蟋蟀，她立即找一根小木棍去扎蟋蟀，我立刻把头埋进被窝里，实在不忍直视这惨烈的血腥场面。那只蟋蟀最终被同事消灭。
隔天晚上，又听到另外一只蟋蟀在哀鸣，大概在为它死去的兄弟哀伤吧！也或许它终于有机会翻身农奴把歌唱。总之，就算屋里没有蟋蟀的叫声，屋外的虫类也像在斗歌一样，时而此起彼伏，时而同台演出，你灭也灭不完，只好逆来顺受，任其嚎叫。花鸟草虫都带着清晰的泥土气息，有家乡的味道，我甚是喜欢。但同事是城里人，不太能接受，不过习惯了，就接受了，然后慢慢喜欢了。
清晨，小鸟成了我们的闹钟，在外面的树林里唧唧喳喳地叫，等我们起床，柳大姐一家都出门上山干活快回来了。他们总是天没亮就起床，简单吃完早饭后到地里干活，八九点回来，然后孩子们去上学，柳大姐去学校食堂工作。我们几乎比他们还晚点去学校。
别看我们是正式员工，人家柳大姐还不一定稀罕我们的工作，常常奚落我们，说我们还不是和她们一样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他们以前去打工一年赚的都比我们工资还高，她家那平房就是他们打工两年赚来的，她还劝我们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又何尝不是打工的呢，工作类别不同而已。外出打工的人何其多，丢下孩子的大有人在，他们为了去赚钱回来修建新房，建完房子又继续去打工，赚家里的生活费，只留下老人变成空巢老人，孩子变成留守儿童。没有美满的家庭，崭新的房子就只是个空房。有的回家过年，匆匆忙忙把房子建好又去打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房子是遮风避雨的地方，但家才是避风港。没有家人的房子，怎能算是一个完整的家。要知道，有房要有人，有人才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