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武汉。
赵富贵站在汉口江汉关大楼的阴影里，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水，眼神空洞而茫然。
一年多了。从陆安逃出来后，他辗转来到武汉，本想找个地方安身立命，重新开始。但现实远比想象中残酷。战乱年代，一个外乡人，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想要立足，谈何容易。
他做过苦力，扛过码头，当过伙计，跑过单帮。每一份工作都干不长，要么是被人欺压，要么是工钱被克扣。最困难的时候，他睡过桥洞，吃过泔水，和野狗抢食。
有时候，他会想起陆安，想起赵家那座大宅，想起那个他亲手杀死的“父亲”。他不后悔。那个老畜生该死。但他偶尔也会想起曹蕾蕾，想起她那双倔强的眼睛，想起她抱着弟弟时泪流满面的样子。
她现在在哪里？还活着吗？
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知道又能怎样？他连自己都顾不了，还能管得了别人？
“赵先生？”
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赵富贵回过头，看到一个穿着中山装、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子，正微笑着看着他。
“您是……”赵富贵警惕地后退一步。
“我姓李，李福昌。”中年男子递过一张名片，“我们是同行，都是做生意的。听说赵先生最近在码头做事，很辛苦啊。”
赵富贵接过名片，上面印着“福昌商行总经理”几个字。他听说过这个商行，在武汉很有名，据说生意做得很大，和日本人也有往来。
“李老板找我什么事？”他问，语气冷淡。
李福昌笑了笑，也不在意他的态度，自顾自地说：“我听说赵先生是陆安人，以前在赵家……嗯，有些经历。赵家那位老爷子，我倒是打过几次交道。可惜啊，听说遭了横祸。”
赵富贵的手微微攥紧，脸上却不动声色：“李老板到底想说什么？”
“很简单。”李福昌收起笑容，目光变得锐利起来，“我这里有份差事，需要像赵先生这样……有胆识、有手腕的人。待遇丰厚，比你在码头扛活强百倍。不知道赵先生有没有兴趣？”
赵富贵盯着他，沉默片刻，问：“什么差事？”
李福昌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帮日本人做事。”
赵富贵脸色一变，转身就走。
“赵先生！”李福昌在身后叫住他，“你听我说完！不是让你去当汉奸，只是帮忙跑跑腿，送送货。都是正当生意，只不过……客户那边有些日本人而已。这年头，做生意嘛，谁给钱就跟谁做，有什么错？”
赵富贵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李福昌继续说：“我知道你恨日本人。但恨能当饭吃吗？你看看你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活得连条狗都不如。跟着我干，至少能活得像个人。将来攒够了钱，想去哪就去哪，谁管得着你？”
赵富贵的肩膀微微颤抖。
李福昌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金条，走到他面前，递给他：“这是定金。拿着。好好考虑考虑。想好了，来福昌商行找我。”
金条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
赵富贵看着那根金条，喉咙发干。他想起了桥洞里的寒冷，想起了泔水的酸臭，想起了那些白眼和欺凌。
他伸出手，缓缓接过金条。
李福昌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聪明人。三天后，来商行找我。”
他转身离开，皮鞋敲击着石板路，发出清脆的声响。
赵富贵站在原地，手里握着那根金条，久久没有动。
江风吹过，带来长江的腥味和远方的炮声。他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抱着他，在院子里看月亮。母亲说：“富贵，做人要有骨气。咱们虽然穷，但不能做亏心事。”
骨气？
他苦笑。骨气能当饭吃吗？骨气能让他活下去吗？
他将金条塞进口袋，转身消失在人群里。
当夜，赵富贵躺在破旧的出租屋里，辗转难眠。
那根金条就放在枕头边，在黑暗中散发着微弱的金光。他盯着它，脑海中反复回响着李福昌的话——“帮日本人做事”、“正当生意”、“将来想去哪就去哪”。
他猛地坐起来，抓起那根金条，想要扔掉。但手举到一半，又停住了。
他想起了码头的监工，那个肥头大耳的汉奸，每天拿着皮鞭，对苦力们吆五喝六。他想起了那些饿死在街头的难民，尸体被野狗撕咬。他想起了自己这几个月受的苦，遭的罪。
凭什么？凭什么那些汉奸就能活得人模狗样，他赵富贵就只能像狗一样活着？
他慢慢放下手，将金条重新放回枕边。
闭上眼，他看到了母亲的脸。母亲在流泪，用那种失望的眼神看着他。
“娘……”他喃喃道，声音哽咽，“对不起……娘……我……我想活下去……”
泪水从眼角滑落，浸湿了破烂的枕头。
三天后，赵富贵走进了福昌商行。
李福昌热情地接待了他，给他安排了住处，发了薪水。他的工作很简单——送货。把一些货物从商行送到指定的地点，再从那些地方把另一些货物带回来。他不需要知道货物是什么，也不需要问收货人是谁。
但他很快就知道了。
那些货物，是西药，是通讯器材，是各种战时管制的物资。而那些收货人，有穿便衣的中国人，有穿军装的伪军，也有……穿和服的日本人。
第一次看到日本人时，他的手在发抖。他想起了陆安城外那些被日军烧毁的村庄，想起了那些惨死的乡亲，想起了赵一虎那张悍野的脸。
但日本人对他很客气，甚至还给他递烟。他接过烟，颤抖着手点燃，深吸一口，呛得直咳嗽。
“赵先生，第一次？”那日本人用流利的中文问，脸上带着微笑。
赵富贵点点头，没有说话。
日本人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习惯就好。大家都是做生意，各取所需。你的货，我们很满意。以后多多合作。”
赵富贵拿着货款，走出那间屋子。外面阳光刺眼，他眯起眼睛，深吸一口气。
他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份工作。他只是送货的，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这不算是汉奸。
可那天晚上，他又梦见了母亲。母亲在哭，哭得很伤心。他想伸手去抱她，却怎么也够不着。
“娘……”他在梦中哭喊，“娘……对不起……”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大片。
日子一天天过去。赵富贵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他有了钱，有了体面的衣服，有了住的地方。他可以吃好的，喝好的，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
他学会了和日本人打交道，学会了在他们面前低头哈腰，学会了昧着良心说那些奉承的话。他越来越像一个汉奸——尽管他从不承认。
有时候，他会想起曹蕾蕾，想起那个倔强的女子。她现在在哪里？如果她知道他成了汉奸，会怎么看他？
也许，她早就死了。死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死在某个他不知道的角落。
这样也好。至少不用面对她的目光。
他这样安慰自己。
直到有一天，李福昌交给他一个新任务。
“这次不是送货。”李福昌说，表情严肃，“是接人。从山里出来的，很重要的人。你带几个人去，务必保证安全。”
“什么人？”赵富贵问。
李福昌看了他一眼，缓缓说出一个名字：“叶梓轩。”
赵富贵愣住了。
叶梓轩。那个曾经在陆安县府大院跪在叶老夫人面前的年轻军官，那个曹蕾蕾心心念念的男人，那个他曾经在赵家空宅里远远瞥过一眼的身影。
他还活着？
“他在哪？”他问，声音有些干涩。
“大别山一带。”李福昌说，“我们得到情报，他最近会护送一个重要人物北上。你带人去，在山里等着，等他经过的时候……嗯，你懂的。”
赵富贵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真正的汉奸行径。这不是送货，这是杀人。杀的还是一个抗日军官。
他张了张嘴，想说“不”。但李福昌已经站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富贵，这是大买卖。干成了，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你好好想想。”
他走了，留下赵富贵一个人呆立原地。
那天晚上，赵富贵又梦见了母亲。母亲这次没有哭，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眼神里满是悲哀。
“富贵，”她轻声说，“你真的要这样吗？”
他在梦中跪下来，痛哭流涕：“娘……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我想活下去……”
母亲叹了口气，转过身，消失在黑暗中。
第二天，赵富贵带着人，出发前往大别山。
他告诉自己，他只是执行命令。他没有选择。
可他知道，他有的。他早就有了选择。从接过那根金条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选择了这条路。
一条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