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把学习作为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将“敬德修业”当做自己进步的基础。在他看来，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就必须要积极进取，没有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难以成就大事。
一方面，曾国藩继承了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人”“君子”以至“圣人”。另一方面，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读书。但他又不拘泥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谈，而继承宋朝陈亮“经世致用”之说，认为读书大则可以报国为民，小则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
因此，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国藩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他明白表示自己读书不计较荣辱得失，而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卫身谋生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国藩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因此，他认为读书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
如今，生活中有以读书为混文凭的人，以读书为混官的人，以读书为时髦、装饰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杜绝的，而应懂得：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