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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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现代人普遍的现象，如书中所说:就生理和心理健康而言，生命的存续内在地服从于风险。人类行为受传递性经验的影响如此之深，加之人类行动者自身所拥有的计算能的每个成员（原则上）都可能会被焦虑压垮，令他们焦虑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所暗含的各类风险。

而＂信任危机＂在现实中无处不在，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中为什么信任显得那么的脆弱。

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开始遭遇到更多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社会问题，当我们走向西方社会学、哲学的经典作品时开始更真切地看清我们现在的社会镜像。现代社会在高度物质化的同时让我们倍感压抑与焦虑，欲望化的社会导向使我们感觉到精神上的自我迷失，如何完成自我认同，在物欲化的激流中保持自我的本真成为我们极大的困惑，跟随课程探索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生存与生活环境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自我：个体安全与存在性焦虑】

@自我认同的论述，必须从个体的心理构造的整体画面来展开，采取分层模型

@两个维度的评估：个体安全的评估和存在性焦虑的评估

实践性意识：

@是个体安全感的认知

@是情感的依托

焦虑症不指向客体的，本体的安全感处在很原始的状态，不跟人链接，只跟物体链接，不倾向于跟情感链接，需要足够的时间来现实的检验，完成主体的建构。

现代性焦虑的生成，吉登斯在著作的开篇首先探讨了现代性发展中社会个体焦虑的生成。

面对现实世界，我们会怀疑自己的真实性、他人的真实性，怀疑区别的确定性──对身份和意志自由的怀疑，怀疑自己是有价值的、美好的；发现世界的不安全性，感到持续的、致命的威胁；展望和发展与他人的联系变成痛苦的事。

继续发展下去，他们的安全感阈限就会降低──一些对常人无特别意义的东西普通事件对于他们也变得重要，产生了一种非在的威胁。个体开始“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之中”，然而外部事件对于他的影响并非变小了而是变大了，他们的经验世界与“正常人”的经验世界出现了裂痕。

他们通常因存在性不安产生焦虑。一般来说，有三种基本的存在性焦虑：吞没焦虑、爆聚焦虑、僵化和非人化焦虑。

1．吞没焦虑──因为感觉生活中任何的人际联系都会使其面临丧失身份及自主性的而产生的焦虑。他们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自己。他们选择孤独，而不是正常的在以独立性为基础的独立和联系之间寻找自己与他人的平衡。他们害怕被正确理解，他人之爱比他人之恨更令其害怕──因为被爱意味着置身于强制性的承诺之下。

2．爆聚焦虑──现实必然是爆聚的（指向内部的爆炸），与现实的任何接触都会使其所能设想的所有身份消失。个体感到自己像虚空一样，他们渴望虚空被填充，但最终又仍是害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命中注定只能是无人无物。

3．僵化和非人化──个体恐惧被他人变成“石头”，同时他们感到自己或多或少的已经被非人化，他们又对他人进行非人化进行自我保护。“他人之血”虽然是自己生存的前提，但也是自身存在的威胁。

“健全”与“疯狂”的界线

健全与疯狂的判定是由两方面决定的：判断者与被判断者。而人与人总是存在普遍性、绝对性的冲突和误会的。所以当对于某个人的身份认可存在的分裂过于显著且无法调和时，某一方就会注定被解释为：精神错乱。

具有存在性不安的人在绝望的孤独中体验自己，并且他所体验的自己并非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以不同方式“分裂”了的人。这时他们就成为了精神分裂性个体。

分裂的方式有两种：与环境的系统关系出现分裂，自身之间的系统关系出现分裂。他们没有能力把自己与他人“一同”体验，也无法将自己“置身于”环境中加以体验。结果也许是只有脆弱联系的心与身，也许是两个或多个自我等等。

精神分裂性个体在他人面前会觉得比我们更暴露，比我们更脆弱，比我们更孤独。他们认为自己透明而空虚，苍白而脆弱。他们无力承受别人的眼光，好似会将他们看穿，将他们粉碎。这种极度的脆弱使他们变得越来越满足于自我隐瞒。他们是绝望的──彻底的绝望。他们常认为自己从未得到过其他人的爱──所以他们要么是上帝，要么是魔鬼，要么是冤魂──远离被爱。他们不需要我们以自身世界之内的经验所做的理解，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彻底承认他的独特、差异、独立、孤独以及绝望。

二、【情感依托的高维表现】

创造性

@即在涉及先定的行为模式所具备的能够在行动及思考上有所突破的能力，与基本信任有关

@信任本身在特定意义上便是创造性的，因为它需要一种敢于：“跃入未知领域”的执着精神，或是一种随时准备接受新鲜体验将自己托付于命运的状态。

存在性的问题

本体意义上的安全是一种在无意识和实践性意识层面回答根本的存在性问题的过程

@自由，并非人类个体之天赋的特征，而是源自人类对外在实现与个人身份认同之本体伦理解的获得（克尔凯廓尔）

本体论是：尊重，链接，对自我完善的愿望，而不是自我否定与自我贬低。

@人类所获得的自主性源自其对传递性经验之范围的拓展能力，即洞悉那些感官带来的直接经验以外的其他物体与事件之性质。

自主性是传递性范围的拓展能力，你必须要有自主性，才会有拓展性，足够的主体性，高品质的关系（缺乏自主性）

【情感依托】

@基本信任的建立与原初的链接——主我和宾语我的分化程度【分化的能力与信任的深度】

@核心客体（情感与本体安全的基础）

第一个核心客体：是乳汁

@环境母亲（连结性与防御性支架）

你的焦虑会引发被那头焦虑的怪兽吃掉

@过渡空间与过渡客体（现实性检验的能力）

过渡空间与过渡客体越充分的人，他的现实性检验能力就越足够。

情感的一般化状态

@焦虑（忽视对象的存在—弗洛伊德）

@心智的活动品质的参数（能量的转化与整合的程度）

有的孩子非常闹腾，不是打压，而是提醒，不要让他肆意妄为，父母不侵犯，不强行冒犯孩子。

@焦虑与分离的源头性格式

分离性焦虑：路径式依赖

分离性焦虑：

共倾性的合作

共倾性链接

从本质上讲，基本信任与时空在人际的组织上状态相联结，对养育者不同身份的觉知源自情感上对＂缺席＂的接受，即婴儿对那些今后不再出现在其生活中的看护者之回归抱有信念。基本信任的形成通过温尼科特所说的“潜在空间”（事实上也是一种时空现象）而得以实现，这种空间在距离上把婴儿和主要看护者区隔开，事实上却把握

他们联系在一起，潜在空间的出现，使婴儿得以实现从无所不能状态向掌握现实原则的过渡。然而，此处的“现实”不应仅仅理解为一个给定的他物而应该被视为一组通过要儿与看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形城的经验。

基本信任的建立是自我身份认同的精致化，同样也是与他人和客观世界身份认同的精致化之条件。婴儿与看护者之间的潜在空间提供了否定其他客体作为“非我”的手段。从婴儿与主要看护者相结合的阶段起，婴儿就把自身与看护者区分开来，而与此同时，看护者也降低了满足婴儿需要的持续的关心程度。这种分离为早期的非我（not－me）提供了自我呈现的潜在空间，在某些方面正与成年人心理治疗中所达到的分离阶段遥相呼应。在婴儿早期的依恋中，如果信任和可靠性没有出现种完整断裂，那么就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在婴儿和成人患者中，信任是一种模式，它应对的是隐含在潜在空间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时空缺失。当然，有些时候，时空缺失也是被有意识造成的。例如，有的婴儿患者被心理医生允许可以与其看护者分开，这是因为心理医生认为要培养这些要儿的自主性。

焦虑被理解为一种与他人反应以及自尊的出现有关的＂宇宙经验＂，一旦基本安全体系建立起来，焦虑便会影响自我的内核，这也是为何个体难以使焦虑具体化之原因。由于与客观世界之建构性特征相关的自我认知变得模糊不清，逐渐增加的焦虑感便会威胁到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认知。只有依据基本安全体系———本体安全感之源泉———这唯一途径，个体方能体验到与包含着他人和他物的那个世界相关的自我，而这一世界经由基本信任在认知上被组织起来。

焦虑与恐惧（或是对外在建构客体之忧虑）之间的区隔，常常伴随着人们对神经性焦虑与正常焦虑之间所作的进一步区分。然而，如果我们承认焦虑在根本上取决于无意识的活动，那么后一种区分似无必要。实际上，所有焦虑既是正常的也是神经性的：其正常性在于基本安全体系的机制总是囊括催生焦虑之因素；其神经性则在于焦虑“并无客体”，这是弗洛伊德常用的一个短语。焦虑对人的性格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程度，或是在诸如强迫及病态恐惧行为中的表现程度，随每个个体的心理社会发展程度之变化而变化，但这些特质却不随焦虑种类之变化而变化，相反，它们与焦虑之程度及与之相关联的压抑之性质有关。焦虑实际上根植于一种婴儿害怕与原初看护者（常常是母亲）相分离之恐惧中，这一现象对要儿来说，既会威胁正在形成的自我的内核，也会在更为普遍意义上威胁本体安全感的内核。对失去的恐惧—通过抚养者的时空缺席而形成的信任的消极面一——是早期安全体系之弥漫性特征。它进而与一种由被抛弃感而促发的敌意相联系，这种抛弃感是爱的对立面，而爱则与信任相联系催生出希望和勇气。婴儿由焦虑所引起之敌意可被简单理解为对无助的痛苦反应。除非得到控制或引导，否则这种敌意会导致循环式的焦虑，尤其是当婴儿的发怒激起抚养者反弹式的敌意时更是如此。

  辨识（　identification）与投射（　projecton）构成了克服潜在的循环式焦虑和敌意的主要手段。辨识是具有偏爱性和情境性的一一对他者行为的特质或形式的承接，与焦虑生成形式的缓解或降低相关，辨识总是伴随着紧张与不安，既因为它具有偏爱性特征且含有投射机制，还因为它基本上是对潜在焦虑的防御性反应。看护者缺席———基本信任赖以形成的时空关系一一——所导致的焦虑，是辨识得以形成的第一推动力，同时也是以把握客观世界特征为目的的认知学习过程之开始。成为“他者之部分＂，意味着逐渐理解缺席以及“他者”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义。鉴于焦虑、信任与社会互动的日常惯例之间存在如此紧密之联系，我们可以恰当地把日常生活的诸多仪式理解为应对机制。这一论断并非意味着这些仪式可以用功能性术语来解释，即不把它们理解为降低焦虑之手段（以及社会互动之手段），而是指这些仪式与人们如何从社会层面管理焦虑密切相连。戈夫曼对路人之间“公民冷漠”现象的观察与卓越分析，有助于维持人们对普遍化信任的态度，而有赖于这种普遍化信任，公共场合中的互动方能顺利进行。这是日常互动中现代性“如何得以体现”的基本构成要素，通过将其与前现代情境中的典型态度相比较，我们便能理解此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