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红薯干的年景
一九七〇年腊月，赵家沟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地里已经没什么可收的了，秋粮交了公，剩下的那点红薯干分了，每家每户分到的还不够糊一冬的口。赵大奎蹲在自家院门口，看着手里那袋红薯干，看了有小半个时辰。袋子是粗麻布的，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破的地方用麻绳扎着，像一件穿了八辈子的衣裳。红薯干本身也不成样子了，黑的白的都有，有些上面长了霉斑，灰绿色的一层绒毛，用手一捻就碎成粉末，沾在手指上怎么擦也擦不干净。赵大奎把那几片长霉的挑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了。挑出来就不够秤了。
他站起身来，膝盖骨嘎嘣响了一声，像折了根干柴。他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把那袋红薯干揣进怀里，又去屋里把床上那团破棉被掀开一角。他女人正侧着身子给刚满月的孩子喂奶，孩子含着她干瘪的乳头，吮吸的动作很慢，有一下没一下的，像一台快断了气的老式手摇机。女人闭着眼睛，眼窝深得像两个坑。她这月子坐得不算坐——生产完第三天就下地了，冷水也沾了，重活也干了，整个人瘦得像一把刀。孩子从娘肚子里带来的那点肉，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少下去，胳膊细得赵大奎一只手就能攥住。
“我出去一会儿。”赵大奎说。
女人没睁眼，也没应声。他知道她是醒着的，只是没力气说话。这半个月她话越来越少，有时候一整天才说一句“孩子哭”，或者“没奶了”。
赵大奎把孩子抱起来。孩子轻得像一捆稻草。他揭开襁褓一角看了看，是个带把的，小东西缩成一团，脸上的皮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闭着眼，嘴微微张着，气息细得像一根游丝，你贴上去才能感觉到那一点点微弱的热。赵大奎端详了半晌，忽然咧嘴笑了一下。那笑在他脸上出现得很突兀，不像是他自己能控制的东西，倒像是谁从他身体里拽出来的。他脸上皱纹太多，这一笑把皱纹全挤在一起，反而看不清是笑还是哭。
他抱着孩子走出院子，沿着村道朝村东头走。这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北风贴着地皮刮过来，刮得路两旁的枯草伏下去又站起来，站起来又伏下去。他缩着脖子，把孩子往怀里紧了紧。地上的土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硌脚。路边的粪堆上也结了一层薄冰，在傍晚的光里泛着冷白色的光。他走过的时候，隔壁院里窜出一条瘦狗，肋骨一根一根支棱着，肚皮贴着脊梁骨。狗看了他一眼，没叫，又把脑袋缩回去了。它也没力气叫。
赵家沟是个穷村，穷到连名字都透露着一股认命的劲儿。沟，就是个沟，人在沟里住着，像雨水冲出来的泥浆沉淀在沟底。村子不大，拢共不到六十户，从东头走到西头，抽一根烟的工夫都用不上。但赵大奎走了很久，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丈量什么东西。他怀里揣着的红薯干随着脚步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像一个活物在动。
他要去的是识字先生赵广文的家。
赵广文是赵家沟唯一认字的人。说是识字先生，其实也就是念过两年高小，认得千把个字。但在赵家沟，这已经了不得了。谁家要写封信，谁家要看个告示，谁家孩子要起名字，都得找他。他平时也不下地，靠替人写写算算挣几个零钱，日子比一般的庄稼人松快些，但也松快不到哪里去。他家院子比别人家大一点，院墙是用土坯砌的，角落里垛着一堆玉米秆，窗户纸上糊着旧报纸，风吹得报纸鼓起来又瘪下去，发出啪啪的声响。
赵大奎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敢直接进去。他先是伸着脖子往里瞅了瞅，听见里头有说话声，又缩回来了。他不是第一次来，上个月他女人肚子疼得厉害，他来找赵广文写过一个条子，让他帮着看看是请哪个赤脚医生。那次他带的是五个鸡蛋，赵广文收下了，给他写了个条，那五个鸡蛋至今还是他心里头的一笔债。
他在院门口又站了一阵，直到里头的说话声停了，才伸手拍了拍门板上那块当门铃用的破铁皮。
“谁？”赵广文的声音从里头传出来。
“广文叔，是我，大奎。”
门开了，赵广文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里头冒着热气。他看了一眼赵大奎，又看了一眼他怀里的孩子，最后目光落在他胸口鼓出来的那块。
“进来吧。”
赵大奎跟着他进了屋。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灯芯拧得很低，火苗只有黄豆大，照得满屋子都是影影绰绰的。炕上铺着一张破席子，席子上摊着一本翻开的书，纸页已经黄得发脆了。靠墙的架子上还码着十几本书，有薄有厚，有几本像被耗子啃过。赵大奎的目光在那儿停了一瞬，然后迅速移开了。那是他看不懂的世界。那世界里没有他。
“坐。”赵广文指了指炕沿。
赵大奎坐了，把孩子放在自己膝盖上。孩子动了动，发出一声细细的哼唧，又安静下来。他从怀里掏出那袋红薯干，搁在炕桌上。麻袋落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听起来比它的实际重量要重得多。
“广文叔，”赵大奎搓了搓手，他的手掌上全是老趼，两个手掌搓在一起像两块砂纸在打磨，“我想请您给孩子起个名字。”
赵广文没说话，把搪瓷缸子放在一边，打开那袋红薯干看了看。灯太暗，他凑到灯跟前端详了一会儿。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和红薯干的甜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说不上好闻还是不好闻。赵大奎看着他的脸色，心里头那根弦绷得紧紧的。他刚才挑出来的那几片长了毛的红薯干还是太显眼了，白毛在灯光底下看着格外扎眼。
赵广文是个瘦高个，五十来岁，脸上的肉都被岁月刮干净了，颧骨高高地突出着，眼睛躲在深深的眼窝里，看人的时候总像在打量什么东西值多少钱。他看完了红薯干，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把那袋口重新扎上，放到一边。
“起名字。”他说，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情绪。
“嗯。”
“什么时辰生的？”
“立冬那天，早上。”赵大奎说。那块石头一直悬在嗓子眼，他咽了口唾沫，想把它咽下去。
赵广文嗯了一声，从炕上摸出一本字典。那字典封面已经没有了，里面的纸页边缘卷曲发黑，有些页码已经模糊不清。他翻了几页，手指在纸面上点着，嘴里念念有词。他的手指很长，指甲缝里也有泥，但比赵大奎的干净多了。赵大奎看着那根手指在纸上游走，觉得那是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动作，跟他这辈子做过所有的动作都不一样。
“你姓赵。”赵广文说。
“是。”
“赵是大姓。”他继续翻，“孩子这一辈，按说是没排字了。你们家往上几辈都是单名还是双名？”
赵大奎愣了一下。他不知道自己往上几辈叫什么名字。他只知道他爹叫赵老三，他爷叫赵老憨，再往上就不知道了。这些名字严格来说都不是名字，只是些记号，像主人给牲口做的标记。
“我不知道。”他老实说。
赵广文也没追问。他合上字典，闭了一会儿眼，又睁开。他的瞳仁在煤油灯的光里闪烁了一下，像两颗被风吹动的火星。实际上，他识字不算多，起名字也就是挑几个好听的、意思吉利的字往一块儿凑。但他是赵家沟唯一翻过字典的人，这就够了。对于赵大奎来说，他此刻做的不是翻字典，是在做一件更接近老天爷做的事。
“赵……”赵广文拿手指在炕桌上虚画了几笔，“赵家到了你这辈，日子不易。”
“不易。”赵大奎跟着说。
“孩子将来，总不能跟你一样。”赵广文又翻开字典，凑到灯下看。灯焰被他的呼吸吹得左右摇晃，满墙的影子也跟着颤动起来，人、桌子、柜子，一切都暂时失去了固定的轮廓。
赵大奎不说话。他低下头看了看膝盖上的孩子。孩子睡得很沉，小胸脯一上一下地起伏着，脸上还是皱着，像一只没长开的小猫。他忽然想，这个小人，长大了会是啥样呢？是不是也跟他一样，天不亮下地，天黑了上炕，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刨到刨不动了，往土里一埋，就算完了？
不会的。他给自己说。不会的。他给儿子起了名字了。
赵广文的手指在字典上停住了。他用指甲在那行字下面画了一道印子，然后抬起头来。
“有个字，你听听。”
“您说。”
“福。”
赵大奎听着那个字，嘴唇动了动，跟着念了一遍：“福。”
“福气的福，福分的福。”赵广文用指关节敲了敲桌面，那声音在安静的小屋里显得格外响亮，像判了什么事，“好字。人这一辈子，有田种，有饭吃，就是福。”
赵大奎不太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但他觉得这个字念在嘴里好像有点甜，像含了一点点糖精。他这辈子吃过糖的次数两只手数得过来，但他记得那种甜味——甜得发苦，但那确实是甜的。
“那叫——赵福？”赵大奎试探着问。
赵广文摇了摇头，嘴唇抿了抿，似乎心里还有话。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说话之前总是有些多余的动作，像是在掂量每个字的分量，掂完了才往外拿。他又翻了翻字典。
“一个人，一个福，单是福还不够。”
他翻到另一个字。
“幸。”
“什么幸？”
“幸福的幸。合起来——赵幸福。”
赵广文把这个名字念出来的那一刻，煤油灯的灯焰忽然跳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惊动了。屋子里一下子亮了一瞬，随即又暗下去。他的声音不高，但在这个逼仄的屋子里，显得很响。
“幸福。这两个字放在一块儿，是最好最好的意思。”赵广文难得露出了一点认真的表情，“比吃饱穿暖还要好。你听懂了吗？”
赵大奎没听懂。他不知道自己听没听懂。但他把这三个字放在嘴里翻来覆去地嚼：“赵——幸——福。赵幸福。”
他觉得好听。这三个字凑在一起，有一种他从来没听过的韵律，像远处飘来的一句歌，听不真切词儿，但你知道那是在唱好事情。他这辈子还没听过比这更好听的三个字。
“就叫这个。”赵大奎说，声音忽然有点发颤，但这发颤他自己没有察觉。
他把这三个字在嘴里又念了一遍，然后低头对怀里的孩子说：“听见了吗？你有名字了。你叫赵幸福。”
孩子还在睡，没听见。
但赵大奎听见了。他听见自己说出这个名字，觉得这件小事似乎在这个破旧的房间里产生了一点什么变化，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打开了一条缝，有一线光从那条缝里漏进来，很细很细，但他看见了。
赵广文把靠在墙边的一个破本子拿过来，用手指在舌头上蘸了点唾沫，翻到空白的一页，从桌上摸出一截铅笔头。他写字的时候脖子伸得很长，笔头在纸上游走的动作很慢很用力，像是在刻字的姿态，但其实是戳的，每一笔都戳得纸面往下凹陷。他写下三个字——赵幸福。
赵大奎不认得字，但他盯着那三个歪歪扭扭的笔画看了很久，像是要把它们刻进眼睛里。那些笔画在他看来不像字，倒像是他在地里见过的某种虫爬过的痕迹，但他知道那不是虫爬的痕迹，那是他儿子的名字。他伸出手想摸一下那页纸，手指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他的手太糙了，怕把纸摸坏了。
“广文叔，这名字好，不贱吧？”他问。
赵广文放下笔，看了赵大奎一眼，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一个不太会看牌的人打出了一张好牌之后自己还没意识到。
“不贱。”他说，“这名字金贵着呢。”
赵大奎出了赵广文家的门，天已经黑透了。
没有月亮，头顶上的星星倒是很多，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天。他仰头看了一眼，一片稀疏的冷光挂在那里，又低下头看路。风比来的时候更硬了，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肉。他把孩子往怀里裹得更紧了些，感觉到孩子身上那点微弱的体温透过粗布传到他胸口，像一块在袖子里焐了半日的热红薯。孩子中间醒了一次，哼了一声就停了，像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赵大奎用手掌拍了拍他的后背，那只粗糙的大手落在婴儿背上，力道已经尽可能地轻了，但还是像一块木板拍上去。
“饿了吧。”他低着嗓子对怀里的孩子说，“再忍忍，回家了让你娘喂你。你娘也没奶，但好歹能让你嗍几口。”
他走得很慢。脚下的路冻得硬邦邦的，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在。他走过了白天那头瘦狗趴着的院门口，狗已经缩回窝里去了。他走过了白天那片枯草地，草在夜风里窸窸窣窣地响，像是很多人在极远处窃窃私语。他走过了村口那棵老榆树，树枝光秃秃的，伸向夜空，像一只巨大的手指向一个无人能懂的方向。
他忽然站住了。
他站在村道正中间，前后左右都是黑的，只有远处几户人家的窗户里透出一点点昏黄的灯光。他站了很久，久到他怀里的孩子又哼了一声。
“幸福。”他说。
这声“幸福”从他嘴里说出来，在空旷无人的村道上显得很轻很轻，但那两个字刚一出口就立刻被风撕碎带走了，剩下的那点余音在他自己喉咙里打了个转，又咽回肚子里。
他又说了一遍：“赵幸福。”
这一次声音稍微大了一点。他觉得这个名字真好听。这三个字，他听一次心里就亮一下，眼前也跟着亮一下。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他缺过把孩子放回炕上，孩子在炕上翻了个身，又不动了。
“起了名字了。”赵大奎说。
女人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点光。她和赵大奎一样，对名字这件事怀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好像名字不是给人叫的，是给老天爷看的。她生产完第三天就下地的时候也想着这件事：她的儿子还没名字，她的儿子得有个名字。
“叫啥？”
“赵幸福。”
女人没有立刻说话。她把这三个字放在自己嘴里过了一遍，像在尝什么东西的味道。她的手在被子里摸索着，然后摸到了孩子的脸，用拇指轻轻摸了摸孩子的眉毛。孩子动了一下，但没有醒来。
“幸福。”她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幸福。”
“广文叔说，这名字金贵。”
“金贵。”
女人又念了一遍，然后用袖子擦了擦眼角。她说：“这名字好。咱们穷，名字不穷。”
赵大奎嗯了一声，在炕沿上坐下来，弯腰脱鞋。鞋底已经磨穿了，脚趾头露在外面，冻得发紫。他把脚缩进被子里，挨着女人和孩子躺下。三个人挤在一张不大的炕上，盖着一条破棉被。被子不够大，总有一个人盖不住脚，今晚这个人是他。但他没觉得冷。
“幸福，”他在黑暗中说，“赵幸福。”
没人应他。女人已经睡着了。孩子也睡着了。
但他自己还在念这个名字。他念了一遍又一遍，念到后来嘴唇都干了，仍然不想停下。他想，这个名字从今往后就不是字典里的字了，是他的儿子。是一个会哭会笑会拉屎撒尿的小人。这个小人有名字了。他的儿子和别人家的儿子不一样，他的儿子从今天起，有一个全赵家沟最好的名字。
他翻身侧躺，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看着孩子的轮廓，忽然咧嘴又笑了一下。
这个笑比白天那个笑要深得多，深得整张脸都为之改变。皱纹全舒展开了。在这一瞬间，赵大奎不像是一个穷得快揭不开锅的庄稼汉，倒像是一个赢了天大赌局的赌徒。他输了一辈子，但他给儿子赢回来一个名字。
他不识字。他不知道这两个字究竟是怎么写的。他也不知道这两个字代表着什么。他只知道这两个字念在嘴里是甜的。甜的，就是好的。他这一生没尝过几次甜，但他想让他儿子这辈子甜。
他想得一点都没错。他只是没想到，这两个字在一些人嘴里是甜的，在另一些人嘴里，会变成苦的。
夜很深了，风从墙缝里灌进来，把煤油灯吹灭了，把人的梦也吹得支离破碎。赵大奎终于在凌晨前睡了过去。他梦见儿子长大了，站在一片金灿灿的麦田里，朝他招手。那个画面太亮了，太不真实了，在他这辈子见过的所有光里，它是最亮最刺眼的。他想走过去，但脚陷在泥里，迈不开步子。
炕上那个刚有了名字的小人，呼呼地睡着，呼吸很弱，但很均匀。
他还不知道自己叫赵幸福。
他还不知道这两个字将要在他身上发生什么。
窗外，一九七〇年的腊月夜，赵家沟沉在黑暗里，沉得很深很深。风刮了一整夜，把地上的枯叶和碎草卷起来，又抛下去，像谁在反复清点这片土地上仅存的、不值一提的东西。
那个被赵大奎留在赵广文家的麻布袋子，此刻正歪歪斜斜地躺在炕桌角上。里面的红薯干还散发着那股霉味和甜味，赵广文闻着这味道躺了一会儿，最终伸手捻出一片还算干净的，放在嘴里慢慢嚼着。他嚼着嚼着，忽然停下来，自言自语了一句。
“赵幸福。”
声音含混，听不出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