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05我思故我在93/1000学习成长88（2h）
曾国藩23岁那年中了秀才，第二年中举人，五年之后的道光十年，28岁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虽然越过了龙门，曾眼里只装得下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
进京为官以前，耳目所听闻的，不过是鼓吹変迹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当官发财，给家里争口气。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结束在家的“把戏”，抵达北京，开始了漫长的官宦生涯。
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跟每个普通人一样，有着大大小小的许多缺点。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曾天生乐于交际，喜欢热闹，诙谐幽默。在北京的头两年走东家串西家，酒食宴饮，穷侃雄谈，下棋听戏，自修课表进行的并不好。
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己卑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种最常见的人性的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待人接物，不周到之处甚多。而且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多固执己见。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下的错误是言不由衷，语涉虚伪。比如社交场所常顺情说好话，习惯给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夸，不懂装懂，显摆自己，夸夸其谈。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甚至更突出。
畏友郑懿辰指出他的第三个缺点是伪。谓对人能做几副面孔也。诚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适当的善意谎言是社交不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浮伪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
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他对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净。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京师为人文渊薮，（朋友）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诗书、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
曾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人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这些朋友给了他极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年，他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
“圣人”是儒学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标。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中国儒、释、道三家，对生命目标的设计都是极其超绝完美的。道家以为，人通过修炼，可以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逍遥无恃，长生久视，与天地同，成为“至人”、“真人”、“神人”。佛教则以为人皆有佛性，通过自修，都可以达到不生不灭断尽欲望的佛的境界。儒家自然也不例外。儒家的圣人理想，其完美与超绝不下于神仙或者佛陀。儒家经典说，所谓“圣人”，就是达到了完美境界的人。圣人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因此可以“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对内可以问心无愧、不逾规矩，对外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这就是所谓“内圣外王”。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第一层是食色性也，第二层次是安全的生存环境，第三层次是人际交往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功名荣耀、出人头地。最后一个层次是自我实现。所谓自我实现，就是将自身的生命能量燃烧到最充分，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
儒学的圣人理想，基本上可以类比为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确实，儒家的“圣人状态”与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后的“高峰体验”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很多人昏睡了一生，欲望缠绕，意志软弱，智慧不明，只能动用上天赋予的很少一部分潜能。而醒过来的人天性刚强，头脑有利，可以把自身的潜能发挥到比较充分地地步。
儒家说，一个人修炼圣人的地步，就会无物，无我，与天地相同。就会光明澄澈，从容中道，达到一种极为自信，极为愉悦的情感状态。而马斯洛也说，当一个人充分自我实现时，也会体现到一种难言的愉悦，欣喜若狂，如痴如醉，这个时候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发挥全部职能。在高峰体验中主客体合一，这是人的存在的最高的，最完美的，最和谐的状态。
儒家的圣人思想有着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面。但所谓取法乎上，他确实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调动起全部潜能的奋斗目标。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经途径。
首先是立坚定不拔之志。立志对一个人人格的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完人”。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地能达到。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着，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有了志向，接下来是行动力，改变了年轻时的几个毛病，保留与人交往必须的距离感和分寸感，践行了自己的志向。
读曾国藩的这些日记，想必读者都会觉得过于苛刻、琐碎、拘泥。一天二十四小时中每分每秒都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处于战斗状态，未免活得太“事儿”了，太板了，太累了吧！这种自我完善之法，确实有点可怕。
然而，除掉那“过犹不及”的部分，这种修身方式，也自有其合理之处。康熙皇帝说，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朱熹也说：“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
做事也是这样。做至大至艰之事，开头一定要提起全力，有股冲劲，“猛火”痛烧一段，否则绝难成功。
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处于昏睡或者赖床状态。有的人，一生被物欲所禁锢，如同被困在圈中的猪，终生没能清醒。有的人，意识到了醒来的必要，但终生处于一种“勤奋地懒惰着”的状态，一生想用力力不足，想振刷刷不清，在关键处突破不了。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对自己下不了狠心，不能毅然横起，扫绝一切罗网。
人从昏怠状态中挣扎出来，就如同青年人赖床一样，开头最容易反复。最好的办法不是在一边轻声催促，而是上去直接扯开被子，在他脸上泼上一盆凉水。
人要成长，必须有一个吃大苦的过程，写日课修身，就是曾国藩一生的猛火煮阶段。通过写日课，他练就了过人的研己功夫，并受用终身。几就是细节。只有从细节抓起，才叫真正的执行。
修身经验中还有一条是借助外力来监督自己。比如师友夹持。
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像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坚韧和隐蔽，并非可以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
因此，自我完善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曾国藩体悟到，所有人都是在失败挫折中不断修正，不断成长的，圣人也不例外：“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
如果一个人不能勉强自己，则一事无成。“若不能勉强而听其自至，以顽钝之质而希生安之效，见人之气类与己不合，则隔膜弃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复能勉强自抑，舍己从人，傲惰彰于身，乖戾著于外，鲜不及矣。”
普通人自我完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是停顿和倒退。我们往往努力一段时间，就精疲力竭，废然放弃。过了许久，始能积起心理能量重新开始。如此反复多次，进步始终不多。而曾国藩则终生坚持毫不退步。他一生最推崇的品质是就“有恒”。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
这样求恒，当然是极为痛苦的。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不可能熬下去。熬不下去，怎么办？
曾国藩的办法，一如他一生处理所有事物的办法一样简单而高妙：熬不下去，也要熬，以强悍的蛮劲打通此关。他以练习书法为喻，说明人在困难、倦怠、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做：“（写字写到）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小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的通的，便是好汉。”
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炼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即使后来的军事生活中，每天只要有时间，仍然坚持读书写作。他接人待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经过无数次反复较量，到四十六岁后，他终于对自己的恒心比较满意了，他总结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来自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by kid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