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人与人的差距不在于能力大小，不在于条件多少，而是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有的是因为年龄老了，身体的各种机能衰退，物质生活的过度满足，促成精神享受的奢靡，对于控制自我欲望的能力减弱，就导致思维模式发生转变，与年轻时候的心思缜密形成明显区别，导致国政管理的混乱。有的是因为过于骄纵，自以为是的久了，与外界的变法产生分裂，导致国家没落。
西周初年分封诸侯到中原各地，这些诸侯即便有姬姓亲族与功臣之别，但是周天子为避免诸侯做大，防止地方力量威慑中央政权，给予诸侯们的权力大多相同，这些诸侯对周天子有朝贡的权利，大多没有征伐的权力，至少在西周王朝前半阶段军队都掌握在周天子手中。
这些诸侯大多都是被封到非常关键的战略要地，对平衡地方力量和控制蛮夷族群有着非常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他们也都是披荆斩棘，建国之时面临着殷商旧族和蛮夷的反叛威胁。所以越是矛盾尖锐的地方，越是周天子重视的地区，常常都是后来人的聚焦关注点，齐国、楚国、宋国等国就是这样慢慢的在春秋战国强盛起来，可是这些国家的思维模式就很好吗？当然不是。
思维模式的不同，可以概括为中国那句话，就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对儒家们而言是个经时间证明的真理。大凡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君们，年轻之时能够意气风发的，到老了很少有能保持宏图伟业的，很多君主甚至是春秋霸主都不能保持国家之霸业，都跟此有关，齐桓公如此，晋文公如此，楚庄王如此，后来的赵武灵王也是如此。
为什么要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这些君主出身于诸侯王族，也就是含着金勺子出身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不用修身也可能继承诸侯国君的位置，至于齐家则不在他们的思想范畴，对于这些君主而言，可能更多的在于学习如何治国和平天下，都是政治上的筹谋者，而非生活的敬畏者。儒家把修身齐家放在前面，就是说要先学会做人，才能管好家庭，而后才能出去干大事情。这又让我想起了中国文字中的“闯”、“创”等字，看看那个“闯”，就是一匹马关在门里，为什么要关起来呢，就是还没有长大，出去也跑不快。还有“创”，左边一个仓库，右边一把刀，就是要先把家里的仓库装满了，衣食无忧，家庭和谐，才能拿起刀出去打天下。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君主们可能认为修身齐家是对老百姓说的，不是对公族子弟说的，宫廷里常常乱的一塌糊涂，儿子杀老子，弟弟杀哥哥，老婆杀老公，各种凌乱都在春秋战国发生，可是这些君主们根本不会以此为戒，还是一如既往的搞政治搞外交搞军事。齐桓公年轻的时候流浪国外，在与诸公子的争位战中几经辗转，屡历磨难，其间险些死在管仲的暗算之中，可谓是政治经验丰富，这也就促成齐桓公成为政治外交上的善谋者，在归国继位而后即开启纵横捭阖之策，成为春秋以来第一个为天下公认的霸主，可与周天子并驾齐驱，是中原地区最重要的平衡力量。
可是齐桓公少年时候家族的磨难和兄弟矛盾，可能并没有给齐桓公留下任何教训，在齐桓公登位后就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晚年而后宠幸易牙、竖刁等人，引发宫廷内乱，齐桓公的家族混乱也无法避免，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党羽争位，比之当年齐桓公争位时更为惨烈，就连齐桓公自己死在宫里数十日也无人理会，可谓是齐国最大惨剧。
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本来就是一代雄主，在当时的时代并国三十六，可谓是中原西部地区的最强者，只是晋献公晚年也没管好自己的后宫，骊姬发乱，公子争位，晋国数年之间都处于暗潮汹涌之中，直至晋文公回归，晋国才逐渐稳定下来。而晋文公在外流浪的那么多年，显然还是没有改变这个家族的宿命般的结局。晋文公死后数年秦晋联姻之策土崩瓦解，晋国在西方最大的隐患出现，影响这个地区数百年，甚至间接培育西方秦国的强大，彻底改变中原格局。
宋襄公则是过于骄纵了，本想要复兴殷商以来的祖先霸业，以为得到周天子的默许，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推广传统旧俗，还要带着中原诸侯们对抗南方楚国，结果就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宋襄公在战场上受伤而后不久即驾鹤西去，正是宋襄公自食其果的悲剧。
而南方的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在整个春秋战国里的诸侯国君们来看，都是能够单独拿出来说的，只是在其死后不久楚国即发生子重之乱，巫臣叛国，帮助晋国打通前往吴国的道路，在楚国的背后培育出巨大的隐患。
赵武灵王一代雄主，最后也死在沙丘的公子夺位之战中。这些君主的问题都是在于，目光看外面看的太多看得太远，身边的事情却不想管不想看，这就成了大问题。所以说中国的儒家们还是很厉害的，要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很有远谋的，如果不修身齐家，就算成了霸主，也不会长远。人总会老，老了就算不想改变思维模式，精力也不够了，要管更多的事情，也是管不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