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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在搜集整理文化典籍，推动文化传播和学术发展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西汉初期高祖轻儒生，文景用刑名，窦氏喜黄老，使大部分儒生士人报国无门，饮恨乡野。诸侯王来到封国后需要一大批官员属下，使许多士人找寻到了一条步入仕途的捷径。
为了治理好自己的封国，诸侯王们纷纷招贤纳士，甚至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士人的反映热烈，不远千里投奔诸侯王国，充当诸侯王的师友臣子，对于王国的发展和典籍的整理做出了很大贡献。
与之相呼应，诸侯王出身皇室，早期大都接受过良好的宫廷教育，文化素养较高，他们能够认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自己愿意倾心学问，厚遇贤才，结交天下名士，发现和利用人才。
在众多诸侯王之中，楚元王刘交、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和楚夷王刘郢客等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汉书•楚元王传》：“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
刘交一生倾心学术，不但注意延揽学者，而且教育自己的子弟求学问道，极大地推动了典籍的保存和文化的传播。
淮南王刘安为“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
刘安招贤纳士人数甚众，其在学术上的影响也最大，《内书》（即《淮南子》)总结了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和一些自然科学的成就，内容丰富，思想涉及到哲学、法律、经济等方面，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文献之一。
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刘德爱书如命，尤其重视先秦古书，使大量的文化古籍得以保存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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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政权是在豪强世族的支持下建立的，从光武帝开始宣布“退功臣而进文吏”，讲求以“柔道治国”，尤其重视儒学教育，前期的几代帝王无不是儒学方面的表率。
这样诸王的文化素养也相对较高，他们对于文化传播所起的作用虽不及西汉前期，却也不容忽视。
仅以光武帝的儿子为例：
沛献王刘辅“矜严有法度，好经书，善说《京氏易》、《教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论》，时号之曰《沛王通论》”；
楚王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琅琊孝王刘京“性恭孝，好经学”。
他们的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精深的学术造诣，有利于东汉王权的维护和政策的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