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浩明点评曾国藩日记》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两江总督曾国藩治下的江西官员沈葆桢截留了要为湘军充作军饷的牙厘，而大清王朝的财务部同意了沈葆桢的做法。沈葆桢是曾国藩一手保荐的官员，曾国藩很伤心，事情发生在三月、湘军破金陵城在六月，此前是长达四年的攻坚战，湘军兵勇的士气需要靠军饷来支撑、曾国藩所面临的压力之大可以想像，这时候一个原本信任的人动了军饷的来源。可想而知，曾国藩的气恼、委屈、郁闷！
到底是支持湘军、攻克金陵的曾国藩更需要钱、还是巡抚江西、保一方百姓平安的沈葆桢更需要钱？这必然需要一个站在更高层面上的角色去判断，一个掌握全局信息的角色，这角色可能是户部、可能是慈禧、可能是某个军机大臣。但实际上这种高屋建瓴的大局主持者很难做好，因为信息有延迟、有扭曲。更多时候，现实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更多时候，A完不成比B的影响更大、后果更严重，那么A就是大局。可怎么说服一个负责B的人相信A对他的影响更大呢？不能期望一个人自行具备大局观、识大体，全然出于自发的大局观太少（简直是没有）。而是来自与持久、有效的沟通。巡抚广东的郭嵩焘是曾国藩的挚友，曾国藩给他写的信、谈的话有多少，才有广东省按时按数送军饷。莫怪一个人没有大局观，他有机会了解大局么？
晚上一位尊敬的老师说，管理是让对立的双方各退一步，那样才有空间。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