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周
黄昏时分，手机屏幕亮着，一群人正对着一部未谋面的电影愤怒声讨。我划过去，又划回来，忽然想起前天超市的鸡蛋价格牌——降了一块。这两件事本不相干，却在暮色里奇妙地交织，像两股拧在一起的线，一根牵着云端，一根拴着灶台。
网络的喧嚣总让我想起古罗马的斗兽场。观众席上的人们挥舞着手臂，但他们愤怒的，往往不是角斗士的剑术，而是剑柄上镶嵌的宝石是否来路不正。冯小刚的大别墅、韩红的“走面”，这些私德的碎片被抛向空中，如同当年雅典人用陶片放逐阿里斯提德——只是这次，放逐的理由与艺术本身渐行渐远。《礼记》有言：“观其器，知其工。”古人尚且懂得通过器物本身去评判匠心，今人却常常绕过器物，径直去翻匠人的账本。
我又想起了宋徽宗。他的瘦金体至今令书家叹服，他的工笔花鸟让后世临摹不绝，可他的“私德”呢？任用蔡京，沉迷享乐，最终国破家亡。若按今日标准，我们是否该焚毁他的所有字画？蔡京的书法也曾冠绝一时，米芾都自叹不如，但《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后，他的墨迹便鲜有人提。公私之辩，古今同叹。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却从未追问“关关雎鸠”的作者是否德配其位；白居易写《长恨歌》，若因他与湘灵的私情便否定“在天愿作比翼鸟”的深情，那该是多么可惜的偏狭。
更耐人寻味的是，声讨的箭矢很少射向电影内容本身。人们骂的仅是“不该拍《抓特务》，该拍《抓贪官》”。这让我想起安徒生《皇帝的新装》——没人谈论布料的花纹，所有人都在指责裁缝的剪刀不够锋利。这种现象背后，或许藏着更深的社会心理：当现实中的“贪官”“特权”难以触碰时，一部题材错位的电影便成了情绪的出气筒。王尔德说：“艺术是无用的。”正因为无用，它才纯粹；而今天，人们恰恰因为它的“无用”而愤怒——为何不有用些？为何不直接揭露黑暗？这愤怒里，寄寓着多少对现实的焦灼。
但长城终究是雄伟的，哪怕它始建于暴秦。孟姜女的眼泪与戍卒的白骨，都无法抹杀它蜿蜒山脊的壮美。歌德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前感叹：“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我们仰望穹顶时，不会追问工匠是否克扣过学徒的工钱。罗曼·罗兰说得更彻底：“艺术的伟大，在于它超越个人的苦难。”当我们在《红楼梦》里流泪时，曹雪芹的穷困潦倒反而让悲剧更深沉；当我们在《第九交响曲》中震撼时，贝多芬的暴躁乖戾似乎成了天才的注脚。
韩红求“走面”被斥为道德绑架，这让我想起古希腊的悲剧竞赛。每位诗人要带一个“歌队”参赛，资助歌队的富商被称为“歌队领班”——那本是一种荣耀，一种对艺术的襄助。如今却成了嫌疑。我们是否太擅长用显微镜看人的动机，而忘记了用望远镜看作品的光晕？
暮色渐浓，我锁上手机屏幕。窗外传来邻家锅碗瓢盆交响曲。忽然觉得，与其在虚拟的广场上审判他人的私德，不如去关心鸡蛋的价格——那是更诚实的温度计，测量着生活的寒暖。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时，不会在意王羲之的书法是否道德；苏轼夜游承天寺时，也不会追问张怀民的人品如何。他们只关心月色是否入户，积水是否空明。
明天，我大概会去看那部《抓特务》。不是为了参与声讨，只是想看看被骂声淹没的那块银幕上，究竟映出了怎样的光影。然后回家，路过超市时，再看一眼鸡蛋价格牌——如果又降了，便买两斤，煮一锅人间烟火的晚饭。
毕竟，暴秦的长城至今矗立，而秦始皇的私德，早已被两千年的风沙吹散。留下的，只有砖石间沉默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