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北大的钱理群与陈平原先生，是当今学界的两位巨擘，笔者才疏学浅，实在无法望其项背。 20年来，我在北大“偷听”了钱理群、陈平原等北大教授的课程，自以为从中学得一鳞半爪的治学路径。
我利用这偷学来的“功夫”，从事曹聚仁、柳氏文化以及家谱文化的研究，居然事半功倍，并获得了一些成绩，从内心里我非常感恩北大教授无私的教诲。
钱陈教授的为人和治学，各有千秋，其人一胖一瘦，一感性热烈，一理性冷静，一大处着眼，一小处着手，一一呼百应，一曲高和寡，但他们的学术同样掷地有声，他们同样珍视知识分子的桂冠，他们同样最重视自由人格与独立精神，他们的课程同样最受学生的欢迎，他们同样也最爱护自己的学生，包括在北大旁听、考研的“北大边缘人”。他们同样在北大享有盛誉，钱理群先生虽然已经退休，但他现在仍在发挥余热，学术著作接二连三的出版，非常热心学术的传播，得到校内外人士的普遍尊重。而陈平原作为“一介书生”，以他孤傲不群的学术精英，近年掌门北大中文系，也是令人欣慰的。
在北大，我没有固定的导师，由于我听钱陈两位先生的课程最久，收获也最大，我从心底里也往往将钱陈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和“学术导师”。
我觉得北大中文系如果缺了他们两位教授，肯定会逊色很多。我深知钱陈教授是两位非常勤奋的务实的学者，他们不图虚名，唯求真理和学术至上。我只有扎扎实实将他们身上的闪光之处，拿来照亮自己黑暗的心灵，使自己不断成熟，并学有所成，唯有如此，我才对得起我的“干娘”——北大以及北大的恩师们对我的栽培之恩。
精神导师钱理群
钱理群教授，祖籍杭州，与我算是浙江的大同乡，对于我这位乡土味特浓的人来说，钱教授对我来说，总是感到很有亲和力。
我在北大游学、创业的20年中，从内心里总是将钱理群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我与钱理群教授的交往，始于来北大之前的一年。记得那时，我正在家乡浙江浦江负责曹聚仁资料馆的筹备工作。
1995年7月份，我将曹聚仁资料馆的征集资料函寄到了北大中文系，那时的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恰好是我的浦江老乡，他非常热情，主动邀请了钱理群教授，撰写了《曹聚仁与周作人》的研究文章寄给了我，这是我结识钱理群教授之始。
1996年3月14日，我到北大中文系进修。就选修了钱理群先生的“1948年文学”的专题课，整整听了一学期。后来，钱先生又开了“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我也自始至终听完了这门课。
在北大20年中，我俨然成了一名“钱理群迷”，凡是有钱理群先生的课程或学术讲座，我都会尽量赶去聆听，有钱先生的新书出版，我也尽量购买或去图书馆借阅。
记得我刚开始听钱先生的课程时，我买了钱教授的《周作人传》，在课后请钱先生签名留念，他也不以为忤，爽快满足了我的愿望。
在北大听课，我很少提问，有一次钱教授在讲周氏兄弟的讨论课上，我也向钱教授提了个问题，希望他能谈谈他所知道的曹聚仁。钱教授也很认真谈了他的看法，他用非常谦逊的态度，讲了只读过曹聚仁不多的几种著作，但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见解的作家，他写的《鲁迅评传》，就没有将鲁迅捧为神，而是将鲁迅视为活鲜鲜有血有肉的人的。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化名人。我也非常感激钱教授给我这样一位旁听生如此认真的回答。
我与钱教授平时很少说话，在中文系办公室或校园里，虽然经常见到钱教授，他总是提着一个小布袋（曹聚仁晚年也喜欢提布袋），走路兴冲冲的，很忙碌的样子，碰面了我都会郑重地问候一声，他也都是一脸如来佛似的和气，点点头，算是给你最善意的回敬了。
我在北大筹备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也没忘了请他做学术顾问，每一期的《曹聚仁研究》印出来时，也总是不忘在钱教授的信箱塞一份。
钱先生，有一个大大的脑瓜，秃顶了，聪明绝顶的那种，穿着朴素，对人热情，平易近人，讲课非常有激情，非常投入，听课的学生往往受到他的情绪感染。
钱先生一度被他的学生奉为北大的“精神领袖”，因为他是一位有自己见地的学者，善于独立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敢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同时他还是一位不图虚名的长者，对于求知者，他都一视同仁，都给予最切实的关心和帮助。
在北大，他除了非常爱护有北大学籍的北大学生，同时他对那些来北大求知“精神流浪汉”更是鼓励有加，因为他知道这一群来北大求知的“北大边缘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往往比北大的正式学生更加迫切，他们为了求知要克服的困难也往往比正式学生多得多。
我就不止一次在听课与学术讲座中，听到钱先生公开对北大旁听生的鼓励与支持，也无不博得全场的同学热烈的掌声。这对于每一位北大边缘人来说，好象是久违了父母之爱的孤儿，得到了父母的鼓励和爱抚一般，给这些坚强的求知者，送去了一份母爱般的鼓励。
我有一位同在北大旁听的朋友陈君，他与我谈起他曾得到钱教授无私的帮助。陈君为了能进北大图书馆借阅图书，便冒昧请钱教授担保办理借书证，钱教授知道陈君是为了求知请他帮忙，便欣然与陈君一起到图书馆帮助他，虽然，借书证最后没有办成，但钱教授的热心肠一直温暖了陈君很久很久。现在北大图书馆的服务，已有了很大的改进，在北大旁听的学生，只要有身份证和交每天2元的费用，就可办理临时阅览证，便可在图书馆内阅读图书报刊了。）
陈君还告诉过我，在他身无分文的困难时期，曾向钱教授求助，钱教授也二话没说，就送给了他一百元钱，并说这点钱先拿去用好了，不用还了。陈君还说到他的北大饭卡，也是钱教授借给他用的。那时我听着陈君讲述这些往事时，分明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故事啊。
我还听说过一位在北大旁听的文学爱好者，给钱教授打电话，自称是一位文学天才，现在遇到了经济困难，希望钱教授能够帮助他。钱教授马上带着钱打车从燕北园来到北大校园，将钱及时送到了那位旁听生手中。
我还曾听说过浙江诸暨的一位乡镇普通干部，辞职来到了北大中文系旁听了一年课程后，回到原单位时，领导要他交代他在北京一年的表现，否则要辞退他。这位北大旁听生，冒昧写信请钱教授帮忙，钱教授也二话没说，就写了这位同学在北大的良好表现的信，寄给了当地政府，为那位旁听生救了急。
听钱先生的课，每位学生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位北大毕业的郑勇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说：“钱理群的选修课在北大出名地受欢迎。限定中文系的课，外系的学生会来旁听；限定研究生的课，本科生也会来抢位子；原定小教室的不得不转移到大教室，因为人多，有时一学期要换几次教室。39岁考入北大做‘老童生’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瑶先生说，钱理群的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先生讲得好。上过老钱课的人，都会对他独一无二的讲课风格留下极深的印象。老钱在北大开过不止一轮的鲁迅、周作人、曹禹专题课。在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课的风格各异，但极少见像老钱那么感情投入者。由于激动，眼镜一会摘下，一会戴上，一会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显得踉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的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就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如果是讲他所热爱的鲁迅，有时你能看到他眼中湿润、闪亮的泪光，就像他头上闪亮的汗珠。每当这种时刻，上百人的教室里，除了老钱的讲课声之外，静寂得只能听到呼吸声。”
这里要补充的是，钱教授的课，非常注重与学生的交流，他提倡学生提问，不论在课前还是课后，他都会非常耐心地回答每一个同学的问题。钱教授的课，还非常注重学生的参与，如他在讲“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时，上学期由他主讲，下学期就改由一名学生主讲、学生讨论与导师点评的新式教学，先由学生主动报名，再与导师选定主题，由学生备课拿出教案，最后由学生上讲台上课，此对于提高学生的治学热情和促进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都大有裨益，真是教学相长啊。
前来听钱先生课的，既有北大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有北大教授和青年教师，也有来北大进修的访问学者、进修生和考研者，更有不少纯粹为了求知而不为文凭来北大游学的作家、学者、诗人等北大旁听生，年纪小的有十几岁辍学的中学生，大的有退休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当然最多的还是二十至三十岁的青年学子。
钱先生的课，有非凡的魔力，各个年龄段的学生，无不被他那磁铁般的讲课所深深吸引。
我在北大的20年，通过听北大张岱年、季羡林、吴小如、钱理群、陈平原、厉以宁、孙玉石等名教授的课程或学术讲座，使我慢慢摸索出治学的一些路径。其中钱理群教授与陈平原教授对我治学影响尤深。他们两位不愧为中国当代学术界的巨擘，我也常常为他们的学术成就叹为观止，甚至感到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喟叹。
但我在听他们的课程与阅读他们的著作中，对我自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欣赏他们，主要是欣赏他们从事学问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独立的人格，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及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
从他们身上，我渐渐读懂了北大，正如钱先生对北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独立、自由、批判、创造””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批判的意识、创造的激情。
我相信在我的“精神导师”钱理群先生的指引下，定会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独特人生的道路，来报答北大的恩师们。
学术导师陈平原
我与陈平原先生的交情并不太深，除了多年“偷听”过他的课程与学术讲座外，并无直接的交往，碰面也只是问候一声，便各自走开了。
我于1999年的时候，每次编印的《曹聚仁研究》，总是不忘给陈平原的信箱塞一份，不过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向他提什么问题或要求什么帮助，但相信陈教授肯定是看了的。
我知道陈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非常注重学术的趣味，喜好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于学术的天地中，在京城学术界有“独行侠”之称。
陈平原先生在读书界、学术界的知名度已不低，但他的为人与治学的路径，对我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从内心里将他视为自己的“学术导师”，因为我在北大是单科进修，只办理过一门进修课程“唐宋散文研究”，算是交过费的，绝大多数是自由的旁听。
1996年3月，我来到北大中文系进修，选修了陈平原教授的“中国文学百年”的研究生专题课。这样我才第一次知道了“陈平原”这个名字。
来到北大之前，我虽然已在家乡从事曹聚仁资料馆的筹备和乡土文化研究，但对当代的文化学术了解得很少，几乎是个“文盲”。
最初听陈先生的课，因我文化基础不好，一时很难能够真正领会他的课程。不过，跟着陈先生的学术野马，对中国的百年学术兜了一圈，对我的感触还是很深的。起码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当代学界，还有陈先生如此的饱学之士。
陈先生个子不高，属于瘦小的一类，却很有精神，老戴着眼镜，很斯文，有“名士风流”，穿着不是太讲究，像是个“顽童”。
陈先生，口若悬河，思维敏捷，记忆惊人，见解独特，是一位很有抱负的中年学者。陈先生的课程，注重学理分析，喜好以小见大，广征博引，卓识频现，喜独辟蹊径，重独到见解。
陈先生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学术思想以及喜怒哀乐，往往通过他的随笔来表达。我觉得陈先生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史、文学史、大学史，甚至对武侠小说等领域，都已经有了很丰硕的研究成果。
我在北大时，曾聆听过陈先生的“明清散文研究”的研究生专题课，可见他不仅精通现当代文学研究，有贯通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的宏愿。
陈先生的夫人夏晓虹教授，在北大也是一位名教授，是一位不错的文学史家。他们夫妇在学术上互相推重，我也常见到他们夫妇同时出现在学术会议上，或在图书馆，夫唱妇随，令人艳羡。
2001年3月22日，我在北大提出“北大边缘人”概念后，组织了系列北大旁听生活动，发起成立了“京城游学堂”，曾一度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
不久，我便看到了陈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北大边缘人》一文，对“北大边缘人”给予了极大的理解与支持，我是非常感激的。
据我所知，陈先生是对北大历史上的“偷听”现象，给予关注最多的一位北大学者。
他于1997年第5期《读书》杂志上所发表《老北大的故事之二：校园里的“真精神”》，就以较多的篇幅谈到北大“偷听生”，他在文章中写到：“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录有校方关于学籍的规定：旁听生必须交费，不得改为正科生，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此规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课堂上点名。对于有心人来说，与其‘旁听’，不如‘偷听’。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懒或自学空出来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极强的偷听生来填补，岂不皆大欢喜？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偷听生的不可轻视，或者说，默许这一决策之英明，可举以下二例作证。金克木一九三三年到沙滩北大法文组‘无票乘车’，那时班上只有一个学生，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金氏从此和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末班车》）。小说家许钦文资格更老，二十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写下这么一段饱含深情的回忆：‘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忆沙滩》）’”
“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这真是我们“北大边缘人”的知者之言。他在《北大边缘人》一文中，用了近4000言的笔墨，来谈论“北大边缘人”，也是令我们北大旁听生所深深感动的。
其中有一段写到：“没有做过详尽的考察，但印象中，北大百年史中，‘偷听生’最为活跃的，除了二、三十年代，就是八、九十年代。中间几十年，因战争炮火或政治运动，众人谋生不易，无暇旁顾；除此之外，北大校园从不单单属于北大人。或许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诸多大学里，北大的门卫最严，可北大的教室最松。称为‘偷听生’，实在有些不雅；称为‘校外听讲者’，又未免太罗嗦。但我相信，没在北大正式注册，但又因某种机缘曾在北大听过课，这样的朋友，肯定很多。本书收录的，主要是考研朋友的自述。其实，还有在北大进修过一年、访问过三个月、听过几次讲座的国内外学者，以及没拿文凭的进修教师和培训班学员，还有北京各高校跑来选修若干课程的研究生，他们都或多或少感受过这里的校园文化氛围。这些人的评价，对于北大来说，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北大呆的时间不长，故保留强烈的新鲜感，加上这段经历有点特殊，不免将其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可别小看这些未经证实的‘公论’，它直接关系到北大的社会声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觉得有彻底堵塞‘偷听’漏洞的必要。不说如何‘发扬光大’，而是担心被‘斩草除根’，是因为‘偷听’的流行，明显有违现行的大学规章制度。别的大学当然也有‘偷听生’，但不若北大那么有名，更不会像北大的‘偷听生’那样自称‘边缘人’，而且还将自己的经历堂而皇之写成书。”
前些年，陈先生成为北大中文系掌门人，做了系主任，我深感庆幸。现在不少的文友，还经常去北大中文系旁听，也从未遇到过闭门羹，真是非常令人欣慰。但愿北大的开放办学的“偷听”之风，更加的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