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千年，忠诚被视作为政处世最重要的准则之一。古人认为，“忠”乃为臣之道，“诚”系立身之本，这种思想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一起深刻地植根于民族记忆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和价值评判。
然而，世事原本复杂而多面，“忠诚”并不能被简单定义。在我国古代，围绕“何为忠诚”这个话题所展开的讨论不可谓不多，却始终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其实，忠诚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原则或道德要求，它的存在和实现还需要一定的现实条件和特殊环境，其自身也集合了多种要素和要点。
豫让：待我以国士，必以国士报之
春秋末期晋国人豫让，先后给晋大夫范氏和中行氏做过门客，均籍籍无名。后来他转投晋大夫智伯门下，很快便得到了宠信。
当时，晋国的朝政被智伯、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四位大夫把持，其中智伯的势力最为强大，为其他三家所忌惮。一次，智伯凭借自己的强势发动讨伐赵襄子的战争，不料，对智伯痛恨已久的赵襄子、韩康子和魏桓子三家联合起来，把智伯给消灭了，并瓜分了他的领地。赵襄子最痛恨智伯，他把智伯的头砍下来，用漆漆好，做成了酒壶。
智伯死后，豫让逃到山中，发誓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一定要为他报仇，即便是死了，我也不觉得羞愧了。”于是，他隐姓埋名，乔装成一个被判刑服役的罪人来到赵襄子的宫中打扫厕所，并怀揣匕首，以便趁机行刺。赵襄子上厕所时，预感到潜在的危险，立刻命令卫兵将这个罪人抓起来拷问，最后得知此人正是豫让。“原形毕露”的豫让手举匕首大叫：“我要为智伯报仇！”左右的随从建议将他立即杀掉，赵襄子却说：“豫让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我小心避开就是了，何必伤他性命呢？智伯没有后人，他的旧臣能够为他报仇，这是天下的贤人啊，不能杀。”于是把豫让给放了。
然而，豫让并不领情。为了让别人认不出自己，他浑身涂上油漆，把自己弄成长满脓疮的样子，还吞下烧炭让自己的声音沙哑，最后化装成乞丐在街上乞讨，意欲伺机行刺赵襄子。一位旧友认出了他，不禁流泪叹息道：“以你的才能，屈身辅佐赵襄子，他是一定能重用你的。那时你再行刺，不是很容易吗？你何必这样残害自己的身体呢！再说这样也未必能成功啊！”豫让解释说：“做了人家的属臣，而又想行刺，这是怀着二心去侍奉君主。我知道我现在这个做法成功的几率会很低，之所以执意如此，就是为了让当今以及后世那些为人臣而又怀二心的人感到羞愧。”
没过多久，豫让听说赵襄子要出巡，便潜伏在其必须经过的一座桥下。行至桥头，赵襄子的马突然惊了，赵襄子心有所悟地说：“这个人一定是豫让。”于是派人去查，果然发现了豫让。赵襄子让侍从将豫让带到跟前，责问说：“你最初不是为范氏和中行氏都效过力吗？当智伯把他们尽数消灭后，你不给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现在智伯死了，你为什么如此迫切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不慌不忙地答道：“我跟随过范氏、中行氏不假，但他们待我如平常人，我也就以平常人待之。至于智伯，他把我当做杰出的人才，那么我当然要像杰出人才待人那样去对待他了。”听了这话，赵襄子感慨叹息，不禁流下眼泪，说道：“豫让先生啊，你为智伯所做的，足以让你名垂青史了；我赦免过你一次，也已仁至义尽了。你也应该清楚，这次我不会再放你走了。”豫让坦然道：“我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不应该埋没别人的优点，忠臣尽忠而死也是本分。上一次您已经宽赦了我，天下都称颂您的贤德。今天事已至此，我被杀是理所当然的。但我最后有一个请求，请您让我在您的衣服上砍几刀，就算是让我报仇了，这样，我死而无憾。”赵襄子闻听大受感动，便脱下衣服，命人递给了豫让。豫让拔出剑，跳着脚在赵襄子的衣服上砍了几下，仰天长叹：“我终于可以到地下去见智伯了！”说完便自杀了。
籍福：“小秘书”的四次闪亮登场
西汉人籍福是武安侯田蚡的门客。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原来的宰相卫绾因病被免职，武帝开始考虑丞相和太尉的人选。籍福深知田蚡早有当宰相的意愿，赶紧劝说：“您看，魏其侯窦婴是太后的外甥，而且掌权很久了，天下的士人一向归附在他的门下。而您刚刚崭露头角，论名望、论资历都比不上魏其侯啊。所以，到时如果皇帝让您当丞相，您一定要推辞，并且还要推荐让窦婴当。这样，窦婴当了丞相，太尉就非您莫属了。您想想，太尉和丞相是一样的尊贵，但是您还能博得一个让贤的美名呢。”田蚡听后，连连点头。
事情的发展果真如籍福的预测，窦婴当上了丞相，田蚡也顺利做了太尉，汉武帝对田蚡的好感也大增。
窦婴就任后，籍福去向他道贺。临别时，籍福悄悄对窦婴说：“大人您天生就是喜爱好人，憎恶坏人，现在正是因为有品善德正的人赞誉您，您才能当上丞相；但是您又特别讨厌坏人，而相比之下，品德低下之人还是多啊，他们必然会在背地里说您的坏话。因此，如果大人您能对好人、坏人兼容并包，那么您这个宰相的位子就可以长久地坐下去了；否则，早晚会因别人的谗言和诋毁落个免职的下场。”窦婴听后不以为然。
事情的发展再一次如籍福所言，没过多久，窦婴就因为施政刚猛，触及不少人的切身利益而得罪太后，被免去丞相之职，太尉田蚡成功坐上了丞相的位子。
当上丞相的田蚡看中了窦婴城南的一块地，让籍福去要。失意中的窦婴生出一份硬气，讽刺道：“我这把老骨头虽然被弃而不用了，但贵为丞相的田将军难道就可以强取豪夺吗？告诉他：绝无可能！”窦婴的至交兼从属灌夫听说了这件事，很是恼火，大骂籍福狗仗人势。
没有完成使命又无故受辱的籍福，担心如实回报会令田蚡和窦婴的关系更僵，只好编了一套说辞，软语劝说田蚡：“我看窦婴老了，说不定不久就一命呜呼了。大人您先忍忍，到时候等他死了，这块地还不是您的嘛。”后来，不知田蚡从什么渠道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从此田蚡和窦婴二人结怨更深了。
后来，田蚡的权势日盛，还娶了燕王刘嘉的女儿为妻。太后下令，要列侯宗室前去给田蚡道贺。宴会上大家酒兴正浓的时候，田蚡站起来给大家敬酒，在座的都起身离席俯首在地，表示不敢当。过了一会，窦婴也起来给大家敬酒，这回只有他的几个老朋友起身离席，其余多数人无非是稍稍抬抬屁股做样子应付一下。随窦婴赴宴的灌夫看在眼里，气在心上，于是便起身挨个敬酒。当他走到田蚡面前敬酒时，田蚡起身推辞道：“我喝不了一整杯了。”灌夫没忍住怒火，用一种嘲弄的腔调说：“您是贵人，还是干了这一杯吧。”田蚡还是不肯。无奈之下，灌夫又到临汝侯灌贤那里敬酒，灌贤正在和程不识说悄悄话，也没有起身离席。灌贤是灌夫的晚辈，这让正在气头上的灌夫找到了发作的机会，对着灌贤张口就骂，田蚡见状，急忙上前劝阻。窦婴见势不妙，上前叫灌夫快点离开这里。此时田蚡大怒道：“是我平时太迁就灌夫了，才让他今天如此的放肆！”于是命武士拦住灌夫。眼看一场宴会将要闹得不欢而散时，籍福站出来了，他一面劝田蚡息怒，一面按住灌夫的头让他向丞相道歉。谁知灌夫并不领情，坚决不道歉。于是，田蚡令人将灌夫囚禁起来。窦婴全力营救灌夫未果，灌夫被判族诛；窦婴自己，后来也因“伪造诏书”遭到弹劾，最终被斩于市。
寺人披：为国君除恶，自当尽心竭力
春秋时期，晋国曾发生一场内乱，太子申生被杀，公子重耳和夷吾分别逃亡国外避难。后来，夷吾回国当了国君，史称晋惠公。晋惠公死后，其子公子圉当上了国君，是为晋怀公。
重耳逃亡到了秦国，秦穆公把女儿嫁给了他，又派兵帮重耳攻打晋国。最终，重耳被拥为国君，就是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晋怀公逃到国外，不久被杀。
大夫吕甥、郤芮是晋惠公的旧臣，也是晋怀公的心腹，他俩害怕晋文公算旧账，决定先下手为强，密谋焚烧宫殿，趁乱杀掉新君。他们还找到了当年曾奉君命刺杀文公的寺人披（编者注：寺人，古代宫中供传唤的小臣，相当于后世的宦官）作为同谋。
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寺人披口头答应，接下来的举动，却坏了他们的大事。
“报告！寺人披求见，说有机密向您汇报。”一位侍卫向晋文公禀报。
“寺人披？”晋文公沉思了一会儿，道，“哦，原来是他啊！不见！”
文公挥了挥手，侍卫转身刚要离开。
“回来！”晋文公喊道，“你以我的名义和口气对他这样说……”
“是。”侍卫回答后，走出宫门，来到寺人披面前，对他说：
“国君让我以他的名义给你传个话。你还记得吗？当初我还做公子的时候，你奉我父亲的命令到蒲城杀我，父亲让你隔夜到达，你却在当夜就到了那里。要不是我越墙而逃，恐怕早就命丧黄泉了，你当时还砍掉了我衣服的一只袖子，现在那只袖管还在。还有一次，我逃到狄国，与狄国国君到渭水河边打猎，你替惠公找机会来杀我，他命你三天后赶到，可是你过了第二天就到了。即使是有君王的命令，也不应该这么快呀！当年你要杀的人现在已当国君了，你还有什么脸面呆在这里呢？你还是走吧！”
听了这番话，寺人披冷笑道：“我本以为国君经历了这么多磨难重回晋国，对为君之道了然于胸了呢。看来不是这样啊，眼看一场祸乱将要爆发，他还茫然不知呢。对国君的命令没有二心，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度。为国君除去其所厌恶的人，自当有多大力量尽多大力量。当年，我是站在两位国君的立场上，把当今的国君看成是蒲城人和狄国人，要杀蒲城人和狄国人，我有什么舍不得的呢？现在他当国君后，难道就没有心中仇恨的蒲城人和狄国人吗？他不是一样要派像我这样的人去诛杀他所厌恶的人吗？齐桓公不计较管仲的一箭之仇，而让管仲担任宰相。如果现在国君反其道而行之，那我自会离开，不劳烦他下什么逐客令。这样，恐怕逃跑的人会越来越多，岂止我这个刑余之人呢？”侍卫将这番话如实地转达给晋文公。文公听后立刻召见了他，从而得知了吕甥、郤芮将要叛乱的重要情报，及时妥善地做出处理，最终诛杀吕甥、郤芮，化解了一场危机。
管仲：效忠于国而非为一人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辅佐齐桓公，使其成为春秋首霸。然而，在齐桓公即位前，管仲曾是他的一大政敌。
齐桓公名叫小白，他的前任齐襄公是一个丧失人伦的衣冠禽兽，把齐国搞得一塌糊涂，内乱一触即发。为了避免灾难，齐国诸公子纷纷逃亡。其中公子小白与老师鲍叔牙投奔到了莒国，小白的弟弟公子纠则同老师管仲投奔到了鲁国。
不久，齐国果真发生了政变，齐襄公被杀。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得知消息后，连忙带着各自的老师奔向齐国。两兄弟知道：谁先到达齐国，国君的位子就是谁的。
公子纠的老师管仲为了帮助公子纠夺得齐国君位，率领一队人马抢先在莒国通向齐国的道路上设下埋伏，准备偷袭。小白与他的老师鲍叔牙经过这里，见有人阻拦，正要问个究竟。就刹那间，管仲已搭好弓，瞄准小白射出一箭。只听“啊”的一声，小白口吐鲜血，从车上栽了下来。
管仲见此情景大喜过望，急忙策马而逃。他回到公子纠那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公子纠讲了一遍。他们以为政敌已除，便从容不迫地向齐国进发。但当他们赶到国都临淄时，却得知公子小白已经登基为国君了。
原来小白并没有被射死，那一箭正射在他的腰带钩上。小白知道管仲是个神射手，于是急中生智，咬破舌尖，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栽下马去，瞒过了管仲。管仲一走，他便与老师鲍叔牙抄小路疾驰回国，抢先登上了国君的宝座。
齐桓公即位以后，要封鲍叔牙为相，谁知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极力推荐管仲。
“什么？管仲！他拿箭射我，要我的命，我还能用他吗？”桓公气愤地说。
鲍叔牙笑了笑，回答说：“那次他是作为公子纠的师傅，他用箭射您，正是体现了他对主人的忠心啊。如果您能重用他，他也一定会忠心对您的。而且，论本领，他比我强得多啊。主公如果要干一番大事业，管仲可是个难得的人才。”
“言之有理。那快让管仲前来见我。”桓公捻着胡子说道。
管仲得知齐桓公要见自己，心想是必死无疑了。哪知当他被押进宫时，齐桓公快步走下座位，亲自为他松绑，当即拜他为宰相。齐桓公的这一举动使管仲深受感动，从此他尽心辅佐齐桓公，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使齐国国力大增，齐桓公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综 论
按后世“从一而终”的理论，上述四位人物的“忠诚”均带有“瑕疵”——“秘书”籍福给人以不够“专心”之感，其余三位均曾侍从多人。然而，他们的故事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认识“忠诚”的涵义。
为给智伯报仇，豫让两次行刺，均未能如愿，终以自杀的方式谢幕。此刻，即便是赵襄子也被豫让的行为深深打动而潸然泪下，豫让也被看作是忠、情、义的代表。然而，到了明代，方孝孺的一篇《豫让论》却对豫让大加批判，认为真正忠臣的做法，应该是尽忠竭力辅佐智伯，劝他不要骄纵豪夺，以消灾免祸，永保无虞；等到智伯死后去报仇，这是沽名钓誉的行为。翻阅历史典籍，确实没有发现对豫让济世安邦之才的描述，更未见其出良谋、进忠言的记载。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豫让的“忠”。
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春秋时代，君臣之间更像今天董事长和职业经理人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合则留，不合则去，没有“人身依附”的束缚。留或去，反映出的不仅是双方的利益关系，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程度。豫让的“忠”正体现于此。面对赵襄子的责问，豫让说出了让多少士人醉心不已的名言“以国士待之，必以国士报之”。一个“报”字，饱含着豫让甘愿为智伯轻身舍命的情感。
现实生活中，除去能力与实干，感情上的“忠”，确实不能忽视，它是形成良好领导力与执行力的重要因素。
籍福的事迹平淡无奇，他的所作所为更像一位左右斡旋、力避冲突的忠厚长者，将其归入忠诚一类似乎有些牵强。但是，籍福的价值在于引发我们的思考：当你不可避免地要跟从一位有明显缺点的领导时，应当怎么办？这个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被刻意回避了。但从籍福的行止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启示。
籍福虽然跟从了一个坏事做尽的主人，但自身却没有劣迹著于史册；他对主人不做任何道德性的评判，还能适时英明地建言献策；对主人的恃强凌弱，他不是“帮闲帮凶”，而是尽力调护。由此可见，作为一个人，籍福做到了忠厚老实、坚守底线；作为一个秘书，籍福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尽力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从而描绘出一份朴素的忠诚图景：一位下属适时地匡正领导之失、弥补领导之过，并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自己能做、应做之事。
与籍福的忠厚形象不同，寺人披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酷吏。他两次奉国君之命刺杀流亡在外的重耳，一旦成功，便会以“忠臣”之名彪炳史册。可历史不能假设。重耳继位后，寺人披沦落到与吕甥、郤芮一样的政治处境和地位，但他还有一次实现自己未能完成的使命并为先君尽忠的机会，就是与此二人联手发动叛乱，趁机杀死晋文公。然而，寺人披恰恰选择了与此截然相反的道路——将此二人的预谋向晋文公通报。这样看来，他似乎没有固定的政治立场和效忠对象。
但沉心思考，寺人披尽的是大忠。正如他本人所言：“执行国君的命令，没有二心，这是古来的法度。为国君除掉他厌恶的人，理当尽力而为。”他不是没有尽忠的对象，他一以贯之忠于的是王命。换言之，他忠于的是自己的职责，遵从的是国家的法度。单凭他甘冒被晋文公羞辱、治罪的风险，及时提供情报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寺人披是不计个人荣辱，其心所系唯君主安危之人，对献公如此，对惠公如此，对文公也是如此。恐怕这是寺人披与吕甥、郤芮本质上的区别。从另一个方面讲，晋文公理政，既需要介子推这样精忠的政治盟友，也离不开寺人披这样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公务员”。晋文公最终召见寺人披，也证明了他确实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长期以来，管仲相齐桓公的故事，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齐桓公的大度、知人善用和虚怀若谷，却往往忽视了另一方当事人管仲。后人眼中，管仲的治国才能确实无出其右，但他先辅佐公子纠，转而又辅佐齐桓公，其忠诚度似乎被大打折扣。
其实，管仲从未打算专为某个人尽忠。他曾说他不会为一个公子纠而轻生，要他死，除非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也就是说，只有国家灭亡，他才考虑去死。据此看来，无论辅佐的是公子纠还是齐桓公，管仲都没有将二者视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从未打算替他们个人尽忠。
然而，这种“不忠”，正是管仲的大忠。据梁启超先生所言，早在两千六百年前，管仲已经能自觉地将忠于国与忠于君区分开，并公开宣称要为国尽忠。这一传统在“晏子不死君难”后已不复见，以致后世有“愚忠”无数。
综上所述，无论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还是忠于本职、忠于法律，抑或忠于道德、忠于恩情，都体现着忠诚的不同方面。在价值上它们虽有高下、先后之分，但绝不能以其中的一方面取代或否定其他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