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
转眼就到了七零年，我们已经下乡两年了，新奇、好玩的日子早已过去。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同学，情绪更加低沉，前途究竟在哪里，难道我们真要在农村呆一辈子？
就在大家焦躁不安，忍耐已经到了极点的时候，好消息传来了，招工开始了。老天睁眼了，我们终于可以挣脱这无形的桎梏，走向向往的生活，迈向美好的明天了。
1970年，第一次招工，给我们公社分了大约20个名额，10个宝鸡市教育局当老师，条件是高中文化程度。10个是171信箱，保密工厂，驻地在千阳县。
当时我们队上已由13人减少到了9人，其中范萍最早到陇县农副公司参加了工作，田萌转到离西安很近的泾阳县下乡，两人参了军。剩下9人，全是初中的，去教育局是没戏了，去171也行。最终大队让两个女生去了。大多数人依然留在队上，但我们大家好像并没有太沮丧，因为就那两个名额，大队已经决定了人选，谁也不好意思再去争。同时这个工厂在千阳县，位置也不太理想。最重要的是，招工一定会接踵而至，我们都会出去，只是时间问题。
果然，时隔不久，又一波招工的开始了，这一次是在蔡家坡的94号信箱（陕西汽车齿轮厂，法斯特的前身），这是比较理想的，但我们队只选上了一人，还是我们的组长安栋，这是最令我难过的一次，我和安栋是邻居，又是世交，安栋从上初中起就一直很照顾我，我也是每天放学都要在初三六班窗户外等待他下课，一起回家，彼此很有感情。他又是我们的组长，他一走对我就好比是天塌了一样，今后怎么办？我当时真的悲观极了。但这就是生活，好朋友走了，自己还要坚持下去，顽强的活下去，快乐的活下去。
组长安栋走后，我们的知青组实际上已经是树倒猢狲散了，群龙无首，平时队上不会超过三个人，纯混日子，在队上的目的就是等待招工，根本无心干活。
我当时就是一个目标，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生存第一，精神至上，一定要到招出去的那一天。
再后来，安栋的弟弟继栋又被宝鸡床单厂招走，人更少了，就剩下我们5个人了，有一个女生已经很长时间不来队上了，估计早已另作打算了。由于队上人很少了，有时就一两个人，索然无味，于是我们就到别的队上去玩，打发日子。我曾经一个人钻山沟，翻山梁，漫无目标的像野狼一样胡乱窜，后来走到一个村子，问是什么村，答曰田家沟，田家沟？老端不是在这里吗？遂问知青在哪里？按指引找到了知青的房子，从窗户向里看，老端一个人正在洗衣服，孤苦伶仃，面无表情。老端是老高二的，父亲是西北大学的教授，留学美国的，可以说出身名门。他在学校时就很引人注目，经常在双杠上作一些有难度的动作，也是我们学校的名人。我隔窗叫了一声老端，他惊讶得抬起头，继而高兴得如同孩子般的迎出来，虽然在这之前我们两人甚至都没有说过几句话，但共同的命运让我们突然间变得十分亲近，过去的距离感一扫而光，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味道。下来就不用说，生火，做饭，饱餐一顿，吃饱了就长谈，十分投机，相见恨晚，一下子，我和老端就成了最好的朋友，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
在等待招工的漫长时间里，我们也见识到了人性的丑陋。有一次我们在县城长途汽车站碰见一位第一批招出去的高中同学，他碰见我们第一句话就是，中央决定以后再也不招工了，你们可能永远也出不来了。还有一次，我们已经进厂了，七、八个人到宝鸡一个中学去拜访一个高中同学，这伙计以为我们还在农村没出来，见我们第一句话也是，上面有指示，以后再也不招工了。这两个人说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一直想不通，他们的心理为什么这么阴暗？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两个人都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头头，是文革给他们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让他们仇恨一切。
老天不负有心人，1971年9月，我也终于收到了一份招工录取通知书，告别了待了三年的农村，开始了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