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丹尼尔·科伊尔（Daniel Coyle）谈到了成功团队的特点。
有些公司的功能失调，以至于员工幻想放弃一个怒气冲冲，每个人都会共同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梦想中乌托邦式的工作场所。作者丹尼尔·科伊尔（Daniel Coyle）在他的新书《文化密码：高度成功群体的秘密》中考察了伟大团队的DNA。他加入了在SiriusXM 111号频道播出的沃顿知识在线节目，分享他所学到的知识，并解释为什么你的办公室可能需要进行“文化捕捉”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谈话记录。
沃顿知识在线：你是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的特别顾问，文化对棒球队有多重要？
丹尼尔·科伊尔：简直就是一切。你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一起，具有良好化学反应的良好团队和，感觉到你和一个好的团队在表现上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在赛场上表演，就像在商业中一样，在艺术上也一样，在家庭和生活中也是如此。
沃顿知识在线：在书的开头，你会问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团体绩效比他们个体绩效的总和还要大，而有的团队的则更少呢？答案是什么？
科伊尔：这是圣杯。我们都是一个团队的一部分，在这个团队中，你感觉到连接、归属和团队能够完成伟大的事情。当哈佛大学进行了一项跟踪平均文化比对强大文化的研究时，发现强大文化10年来净收入是782%。
拥有强大的文化绝对是关键。我们一直认为，作为一种软技能，文化是一种非常微妙和复杂的、个体化的无法确定的事物。科学已经拉开帷幕，展示出在那下面发生的语言。它不是一种文字的语言，而是一种行为语言，它创造了连接和安全，创造了信息的开放和交流，并创造了方向。
我们的大脑被连线组成团队。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行为与这些连接到我们大脑的古老语言对齐——创造安全的语言，创造脆弱性的语言，这样你就可以分享准确的信息，创造故事的语言，这样你就可以决定方向。这就是所有这些伟大团队的共同之处。在表面之下，他们都是同一组，无论是海军海豹突击队还是皮克斯队还是圣安东尼奥马刺队。
沃顿知识在线：你如何比较海军海豹突击队和圣安东尼奥马刺队？
科伊尔：当你从远处看，他们就不会有什么不同了。然而，当你仔细观察时，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认为人们误解的一个关键领域是脆弱性的作用，以及球员、教练、领导和团队其他成员的开放性的作用。
有一名海军海豹突击队指挥官戴夫库珀（Dave Cooper）。他训练抓捕奥萨马·本·拉登的团队，我在书中讲述了他的故事。他说：“一个领导者能说的最重要的几个字是‘我把它搞砸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陷入等级制度很深。我们通常认为我们的领导应该是防弹的，总是充满自信，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团队合作的好方法。
当人们有权互相告诉对方真相时，这就是良好的团队运作方式。 “嘿，我这里没有所有的答案。你想到的是什么？“没有比领导者说这句话的信号更强烈了。如果你想成功，你必须分享准确的信息。你必须告诉对方真相。
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主教练格雷格·波波维奇告诉球员们一个事实，他还爱他们至死。这里有一个连接，所有这些团队都有创造安全感，波波维奇在这方面是一个天才。你看到他在球场上大喊大叫，与球场上的球员们联接在一起，但你没有看到的是球队比大多数家庭更经常一起吃晚餐。他经常做晚餐预订，点酒。
在我拜访热刺的那天，他们打算看录像，因为他们前一天输了。波波维奇在屏幕上放的不是游戏录像，而是CNN关于1963年民权投票法案的纪录片。他围绕这一点进行了一次讨论。他对球员们的想法很好奇。你会在那段时间站起来吗？你祖父母做了什么？这种与工作和人之间的联系、好奇和参与的感觉，才是这些文化中真正发生的事情。这不是魔法。它发出了一个清晰的、有针对性的信号，表明我们之间有联系。
沃顿知识在线：海军海豹突击队如何保持连接？
科伊尔：他们在日常生活习惯中建立了脆弱性。他们有一种适用于各行各业的东西。它被称为“行动后评论（AAR）”，而海豹突击队在每次任务和训练之后都会这样做。你完成一组工作，然后停下来，问三个问题：什么进展顺利？什么不顺利？下一次我们会做什么不同的事情？
这些会议很难，因为人们指出了缺点，并对弱点持开放态度。但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团队能够共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大多数小组没有得到很好的反馈。要么是事实被隐藏，要么是有重大问题而信息不流动。“行动后评论（AAR）”是一台信息机器。它允许人们建立一个共同的心理模型来解决你们共同想要解决的问题。
沃顿知识在线：你说团队必须建立安全感是什么意思？它是否让人们感觉到归属感，从而使他们觉得自己能成功？
科伊尔：没错。这不只是《昆巴雅》（注1）歌曲那样，温暖和模糊，我们像你。这真的是关于清晰度的，是说，“我们在这里有连接。”我在书中写了一个很酷的实验，讲述的是一家没有留住员工的公司。他们改变了培训，增加了一个小时，他们所做的就是提问。在你最好的一天会发生什么？最糟糕的一天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在荒岛上，你会为生存带来什么技能？在这一团队中，人员保留率上升了270%。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说，“我们是连接的，我们有共同的未来，我们看到你了。“
沃顿知识在线：谈论信任对领导和彼此的重要性。
科伊尔：信任可以归结为合作行为，而不是检查。我们通常认为我们必须在变得脆弱之前建立信任，但是研究结果和这些团队的习惯揭示了我们对它的看法是落后的。当你们在一起脆弱时，这才是建立信任的原因。
这些团队在“行动后评论（AAR）”中聚集在一起，或者当他们聚在一起谈论真正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的错误时，脆弱的时刻实际上创造了亲密。它就像一个文化的健美操。我们理解在我们身体中我们的肌肉会通过对疼痛作出反应而变得更强。团队的构建方式完全相同。你不能只等待信任从天堂降临。你必须通过有目的地彼此开放来建立它。
沃顿知识在线：你也强调了一些文化代码不起作用的案例。
科伊尔：我拜访了世界各地的顶级表演文化，并加入其中。我还拜访了一些最差的表演，看到那些好的翻版是很有趣的。我研究了那些在蒙大拿和北达科他州的导弹发射场的人。这是一种会犯各种错误，而且士气低落绝对可怕的文化。这确实是不幸的，因为这些人手指是会按上那些按钮的。
原因是那份工作没有安全感可言。他们在身体上是孤立的，他们在精神上是孤立的，他们必须是完美的。如果他们犯了错误，他们就会被降级到较低的级别。在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其他事情都不会发生。安全感和连接是金字塔的绝对基础。当你没有这种能力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拥有一种文化，因为我们的大脑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犯错的空间，我们就不会打算连接起来。
所以，聪明的文化有提前弥补的领导者，拥有易错性和脆弱性，会说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我们希望你陷入困境，我们希望你把这作为一个学习的时刻。旧的权威文化模式中，没有人会犯错，并且领导者拥有所有的答案，用以解决简单的问题。但是，当世界变得复杂和快速移动的时候，你需要通过组织传递知识，并且为了做得更好，你需要人们能够承担风险，这种模式就停止运作了。当你能够建立一个安全的连接时，通过脆弱和目标，创造一个比它的部分总和更聪明的巨人。
沃顿知识在线：企业认识到积极文化的重要性吗？
科伊尔：有一个明确的区分是适时的。对文化的正常反应是：“我们要让事情变得有趣和吸引人。”我们将有一个桌上足球桌台并且一起尽情狂欢。“一起娱乐是很重要的，但我会把乐趣分成两类。桌上足球桌是比较肤浅的乐趣，有深刻的乐趣是在公司的人对发生的事情的主人翁权，在那里他们有重新设计办公室的预算或有一个重建人力资源职能的编程马拉松。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专注于深度乐趣和体验的公司最终盈利将是专注于肤浅娱乐或仅仅是参与的公司的四倍。
沃顿知识在线：你还谈论了目的，这是许多公司制定议程的重要部分。
科伊尔：这要归功于讲一个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和我们要去哪里的故事。它是大脑非常原始的部分，在许多团队的危机时刻出现。当然，皮克斯公司就是这样。他们当时正在跟进他们获得巨大成功的《玩具总动员》。他们在应该直接去看视频这一刻问：“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是在做A级工作还是B级工作？“他们选择了……的巅峰，并通过这场危机来完成《玩具总动员2》，他们发明了大量的流程，并明确了很多文化。
但我们不想等待危机来形成我们的文化。远离日常琐事，试着做一个“文化捕捉”是明智的。问一些你真正关心的问题。有两个问题有助于解决 – 在这里获得奖励的是什么？什么是只发生在这里的事情而没有发生在别的地方？把你的优先顺序将很重要的事情排到最后，这样你就可以在困难时期给人们一个方向。
沃顿知识在线：你能从雇佣过程中确定一个组织的文化吗？
科伊尔：很少时刻能真正定义群体，定义每一个群体的两个时刻是你带来新的一个人的时刻和你把某人踢出去的那一刻。这就是为什么团体不能容忍聪明的混蛋的原因。坏苹果在这些地方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他们想保护自己的团队，不管他们有多聪明。像混蛋的人的行为会拖累整个团队。
沃顿知识在线：你能说说一个好的文化对利润有什么好处吗？
科伊尔：一个群体最大的财富，有时是最大的阿基里斯之踵，就是它的文化。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些在这种文化的力量下崛起的公司，我们也看到其他公司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它而下跌。它是我们团队成功中最伟大、最有力的工具，但我们现在对它的理解几乎是中世纪的。科学给我们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学习和控制它的想法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此文译自《Uncovering the Secrets of Successful Work Cultures》（刊登于2018年6月4日）
http://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secrets-successful-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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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Kumbaya》是非裔美国嘎勒黑人的一首传统圣歌（字面意思为“到这里来吧”），该歌曲曾流传至安哥拉，之后又再次流传到了美国，并发展为一首流行的夏令营孩子们的必唱曲目。它是一首20世纪60年代大众最喜爱的民谣，琼-贝兹 (Joan Baez)、皮特-西格 (Pete Seeger)、Peter Paul & Mary（彼得、保罗和玛丽三重唱）以及其他几位歌手都录制过，并最终成为了一首媲美《We Shall Overcome》的民权运动赞歌。Sir Ivan 表示：“这是一首歌颂团结一致的优美歌曲，理应得到更多的尊重。”社会意识极强的 Sir Ivan 是一位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他指出这首歌也曾是哈西德民谣大师 Shlomo Carlebach（他的 The Singing Rabbi 的绰号更为出名）于1962年推出的热门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