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华林是一卷史书，以它自身的存在、建筑及街区，实空间和虚空间，全面的、具象的、立体三维地向后人叙述一段缺乏文字记载的历史时空。”
见胡榴明老师那天是在昙华林小学门口，之前约好的地方在背街山坡一处偏僻的小院子里，她说她能找到，等了半天，人还没到，她打来电话说：“小章，你说的52号院肯定不是昙华林52号院。”挂了电话赶过去，她穿着白底红花的绸衫，大摆的裙子，头发卷卷的，染上靓丽的黄色，一眼就能发现她。领着她穿过两条窄巷，走到52号院，她说：“你看，这是戈甲营52号院。当年，这里的老房子我一栋栋都采过。”
对昙华林，她就是这么的自信，尽管描写“昙华林”的文字铺天盖地，但想深度了解昙华林，很多人还是会对你说“去问胡老师，她是专家”。2002年弟弟胡西雷带着她第一次去昙华林，街道破旧，山间凋敝，满目残败的景象至今让她难以忘怀。听说有设计师将昙华林一家民间小院改造成了文化艺术工作坊，胡老师马上决定来看看。 她很早就提过“应该发展民间有志之士参与老房改造”的建议。不过当时没有引起注意。十几年后，她的想法在昙华林得到实现。“对于民间的老房子，完全保留，只会让它越来越破。这种微改造，既保留了老房子当年的气质，又增加了现代的功能和艺术美感。充分挖掘了建筑的价值。还能带动周边老百姓发展经济，何乐而不为呢。”
作为90年代开始靠自由撰稿收入独立的作家，胡榴明对市场经济把握很准，看问题很实际。上一辈人那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她身上尤为明显。父亲是大作家、名编辑胡天风，她小时候的记忆却被“搬家”“噩梦”“贫困”“坎坷”所填满，她不愿意谈父亲艰难抑郁的一生，更不想谈自己艰辛求存的过去。诗人曾卓老先生说她“充满生气，热情直率，沉重的生活并没有压垮她”——这样评价再贴切不过。
十几年前，她将写作视角锁定为武汉历史老建筑研究，社会史、建筑史、人物传记、地方志、建筑美学、建筑工程学，城市规划和发展……广泛涉猎。丰富的积淀让她的作品《夕阳无语——武汉老公馆》、《三镇风情·武汉百年建筑经典》、《烟火满城——武汉城记 》深受读者喜爱。
她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多次探访昙华林，走遍每一条街道，了解每一栋楼宇，2015年“大武汉故事丛书”策划研讨会上，几位武汉城市文史研究学者推荐她写作《昙华林》，于是她爽快地答应，撰写及修改前后一年半，于2016年底出版。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沿海开埠，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内陆主要是长江流域开埠，时代和社会变化得天地翻覆，农耕经济转资本经济，古代中国变现代中国……”
与大多数描写昙华林文艺气息，小资情调的读物不同，这本《昙华林》，胡榴明将大量笔墨放在四大教区和一群响应神的召唤，经过万水千山跋涉来到武汉的主教们身上。比起游客的粗浅印象，对昙华林历史、社会、文化和生活的系统了解，这本书会使读者收获更多。
纪实文学的难度在于史料的掌握和把握，由于很多原因，关于昙华林街区的历史资料留存于世的不多，很多故事也仅流传在民间而没有典籍记录。尤其是四大传教区，中文史料记载不多，外文史料已经带到国外，身在武汉而且不懂外文的胡榴明，写作难度可想而知。
于是她费尽心力地搜寻典籍网络，为了二十来个字的一句话而阅读数万字的史料是经常的事，因为赶稿，一天十几个小时电脑前坐着，三餐不定、昼夜颠倒，直到脱稿，对她来说，写作等于拼命，并不是夸大其辞。
她还透露了一个搜寻史料的方法：搜索引擎中英文并用，英文资料不要害怕它的长度和艰深，作为一个英文盲，她用两个翻译软件在网上反复翻译反复查证，直到准确无误为止。
《昙华林》这本书中，她竭尽所能地将书中人物的英文名括弧注明，方便当代人和后代人史学研究。“借此也向写作界同行建议一下，历史人物，尤其是外国人（人所共知的伟人名人除外），希望在其中文译名后附上英文名，这也算是一项善举。”
关注建筑，关注人。是她对昙华林这一街区产生情感的原因——写自己喜欢的写的，写自己擅于写的，这是一个作家对自己创作的基本要求。一本十万字的书容量有限，必须取舍，略写昙华林明清史（指晚清以前400年该地区历史，因为没有研究详细史料且没有完整建筑留存以供考证），详写昙华林近现代史（即晚清以来百年武汉城市史），其间涉及的人物和事件，则是以昙华林街区建设者为本书主角，以昙华林街区过往者为本书配角——她坚持认为：从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长远目标来说，建设者存在的意义永远高于毁灭者，无论哪一个时代都一样。
胡榴明自称记录者而非保护者，对老房子的感情如同对动物植物的感情，只要书中涉及心中便自然流露，并不想直接介入社会现实。
“西方文明对武汉城市气质的影响即使是在少数人身上体现也是城市精神的标志——以昙华林为例，武汉近现当代政商学界精英，好几位都是华中大学（即文华书院）毕业，宋教仁、严家麟、韦卓民、周苍柏、章开沅……”
四大教区，是昙华林今天之所以为世人关注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些建筑留存，昙华林才有可能沧桑容颜焕发青春，如果上述历史遗迹不存，昙华林只是武昌城内一个地名，也许某一天连地名也不再存在。
历史的复杂，它既有无法预测的概率，又有预先决定的因素。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晚清中国因中西交冲而发生历史大变局。 “昙华林这片方寸之地，它所牵连的历史人物，武汉人想象不到”，西方现代教育体制，现代医学院的建立，犹如蒲公英散落的小花，在昙华林生了根。
《昙华林》有许多短文字的记录，在昙华林还可见到建筑物的对读印证。这些老建筑成了舞台布景似的背景，代表昙华林“故事开始的地方”。
仁济医院的创办人杨格非，是协和医院的创建者；韦廉臣主教，创办文华书院，调派当时教内精英参与文华书院；孟良佐主教在战火纷飞中推行学院教育，救济贫民；韦棣华女士创办公共图书馆（昙华公书林），让公众能够自由地阅读，尤其针对城市底层贫民，提供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翟雅各校长和韦棣华女士对图书专科学校的推动，使今天的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业在全国历史最悠久，资格最过硬，积淀最丰富——《昙华林》详细描述传教士当年在武汉的工作情形，为这一段模糊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这群人，不是什么小说主角，都是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生活工作在昙华林的人们。他们境遇不同，举动不同，但都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他们来到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切虚无，唯有奉献”。有了这等人，传播开去，不知不觉，影响着武汉的人文气质。
“不要藐视你的读者，相信他们的理解力，平静地真诚地讲叙你的故事，你的思想既可以袒露在文字之外也可以隐藏于文字之内，率真和内敛因为内容的需要收放自如，这样的文字，是才气和修养的考验。”
谈到中国近现代历史，胡榴明说：《天津条约》后，鸦片流入中华内地，她的祖父因此而死，扔下孤儿寡母，那年父亲才只十二岁;《天津条约》后，传教士进入中华内地，她祖母因此而活——长沙洋人育婴堂救活被家人遗弃的女婴，后来祖母活到九十六岁。
小时候她接受的教育，传教士的形象非常负面，“洋子来了，洋子来了”被人们用来吓唬小孩早点睡觉。《昙华林》的写作彻底改变了她的看法，没人纠正她引导她，她的写作经验是：尽可能地阅读原始史料，少读或不读经过教科书式再解读的历史事件。
在她心里，杨格非、文惠廉、韦廉臣，他们被称为非凡人物，对于中国（上海和武汉）文化教育医疗现代化的贡献居功甚伟，集光辉人格和辉煌成就于一生，造福民众尤其是平民，在中国近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鸦片战争，汉口开埠，西方文明和糟粕同时涌入。有人说，中国人一直在看失去了什么，而不看得到了什么。胡榴明说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得到的当然比失去的多。“除非你愿意一个人退回到晚清以前的农耕社会。也许有人真想退回去，世界向前，时代向前，想退也退不回去。”
《昙华林》的写法不同于随笔，也有别于普通的纪实。作者带有目的地搜寻建筑的回忆，打开了另一扇更广阔的大门。熟悉胡榴明的人都了解，她思维活跃，情感丰富。书中的语言却隐忍克制，点到为止。文字的背后，仿佛有股力量在提醒读者反思——我们有没有以感恩的心对待这些曾经为我们竭心尽力的西方人？为什么这么快毁掉一栋建筑？
后记：
采访结束，我沿着戈甲营的老街行走。这里几乎是游客不会到的地方，有的房子租给了废品收购站，瓶瓶罐罐，摆在路边。有条短尾犬，在楼梯台阶上追着尾巴转圈圈。回想当年胡榴明老师走在街道、山间的景象。书中那些阅读起来有点复杂的文字，竟然变成了浅白易懂的生动画面。我们的观光文化，似乎愈加粗浅和廉价，一次旅游，往往没有任何心灵的收获。看到外地游客带着一本《昙华林》，一面阅读，一面浏览，感怀一个文明的存在与过往，也许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旅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