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为他们仨的一段人生做了序，是刻在纸上的序。
1935年7月，杨钱两位先生留学牛津，甜蜜而充实，不久，女儿园园来作伴。
1937年，仨人同去往巴黎，父母修学，女儿修心，一年后，一行回国上海。期间的每句对话，每件物品，每件事，都跃然纸上，像电影里为序章服务的小零件，短暂美好。
钟书先生自己也知道，他的家族庞大，不止人多，还混乱。所以对于父亲的命令，他更加无法违抗。当他背负着侍奉父亲的责任从清华“扯”回上海，和杨绛先生以及女儿园园挤进了岳父家的来德纺后，偏还，钟书先生错过了清华大学挽留，不得不独身去往蓝田。我没有为这对有情人遗憾，只是恍然，原来再通情达理的人过日子也不痛快。
忍受孤独的钟书先生尽心侍奉，口体之养也被爹爹揶揄成“不如养志”，着实委屈。这期间的杨绛先生与圆圆居于来德纺。
1941年，钟书先生回上海，一家团圆。后来的那些日子，两位先生教学读书、做研究，圆圆在她喜欢的领域发光。即使有时生活不那么讨喜，做爹爹的偏心误会，上海沦陷时的艰难活计，圆圆的不得已自学，文革时的无妄之灾，病痛的不请自来，他们仨都从容地走过来了。
仨人相伴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圆圆真的用自己托举起父母的安稳，钟书先生用心做好最后一份工作，杨绛先生一直行走在古驿道路上。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九七年，圆圆走了。九八年，钟书去世。只剩一人，日子很艰难，只剩她一人在前行，因为她说，要整理完他的东西，打扫未完的记忆。
